“我建议请杜月笙先生出面。”陈布雷说，“杜先生与委座是好朋友，又是上海的名人，由他出面，汪兆铭他们不会等闲视之。其次，他与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也有过交往。所以，他是最理想的人选。”
“可以，唵，可以。”蒋介石点点头，“我给杜先生写个信，雨农你带着信马上去香港，唵，请他帮忙。这个这个，一切开支，由你们军统负责解决，唵！”
“雨农照办。”戴笠端坐着，头重重地往下一沉，表示遵命。
同一天，在上海。
早饭后，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何世祯等人，站在汪精卫住宅门口的地坪里，为陈公博去香港送行。
“过几天，我们准备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政府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希望陈先生在近几天把家眷接来上海，与我们一道去青岛。”汪精卫心情十分沉重，“到了香港，如果找到高、陶的下落，请劝说他们回来，我们不咎既往。”
“我一定争取参加这次会议。”陈公博用真挚的表情和恳切的语意，掩饰内心的隐私，“到香港之后，我将努力通过在香港的朋友打听高、陶的下落，若能找到他们，尽可能地劝说他们回上海来。”他与送行者一一握手告别，“再见，再见！”他亲热地挥手致意，心中却涌起一股打算分道扬镳的特殊感情。
大家送走了陈公博，一齐来到汪精卫的办公室，正准备研究青岛会议中将会涉及到的人事安排问题时，负责监视陶家的茅子明打电话来，说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要求见陈璧君。征得几个常委的同意，陈璧君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万冰如。与万冰如同来的茅子明也在场。
冰如比丈夫小十五岁，已是五个子女的母亲，她那鼓胀的腹部，说明又一个小生命在子宫里孕育着。本来已经发福的躯体，经过五天的痛苦和惶恐的折磨，变瘦了，反而显得苗条了。
她是个有文化素养的女人，见到陈璧君，双手抄在腹部，艰难地把身子俯下去，向对方深深一鞠躬，刚喊了声：“君姐！”就潸然泪下，发出阵阵幽咽声。
“陶夫人不要过于伤心难过，请注意保重身体。”陈璧君拉着万冰如一只手，“坐，请坐。”
过去，陈璧君亲热地称万冰如为“如妹”，今天却称“陶夫人”，万冰如意识到这种官场礼节应酬中，有着一层看不见却触得到的隔膜，使她变得难过和拘谨了。当陈璧君把一杯茶递过来时，她赶忙起身，又把腰弯下去，抽泣着说：“谢谢，太感谢了！”
“陶先生走了，你打算怎么办？陶夫人。”陈璧君望着面容憔悴的万冰如，轻声问道。她本想再追问陶希圣是否带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抄本的事，见茅子明已追问过好几次，万冰如总是哭哭啼啼发誓赌咒，只好作罢。
“希圣他，不声不响的这么一走，害得我和孩子们好苦啊！”万冰如强抑止住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陶先生走，难道陶夫人真的不知道？”陈璧君冷冷地说，“那么，四日那天，你在家里忙着清点行李，又是为的什么？”她见对方很尴尬，又说：“陶先生走，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不必说了。你来，有什么事，请直截了当地说吧。”
“我决定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希圣回上海。”万冰如声音凄切。
“这我做不了主，要问汪先生，看他是否同意。”陈璧君推辞说。
“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留在上海。”万冰如恳求说，“麻烦汪夫人去问问汪主席。”她感到称“君姐”已不情投意合，也改了口。
“好吧，我去问问。”陈璧君起身走了。
不一会，汪精卫和陈璧君来了。他阴沉着脸说：“陶先生与我共事十五年，我究竟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他，居然不辞而别？如果他与高先生把一些文件抄写带走，将来交给蒋先生，以此种毒辣手段打击我，不是忘恩，也是负义！”
“如果陶先生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太不够朋友了！”陈璧君心中充满了愤恨。
“陶夫人想去香港把陶先生劝说回来，这可能吗？”汪精卫悻悻地说。
没等万冰如回答，林柏生闯了进来，将一封信递给汪精卫。
“从邮戳看，是从香港寄来的。”林柏生说罢，向万冰如和茅子明打过招呼就走了。
汪精卫一看信，脸色大变。原来，信是陶希圣寄来的。信的大意是，希望汪精卫保证他的家属的安全，如果汪精卫要陷害他的家属，他只有一条路：走极端。
“这‘走极端’是什么意思？”汪精卫默默地琢磨着：是自杀吗？不会。想必是倒向重庆吧！看来，陶希圣还在徘徊，尚有劝说他回上海的一线希望。他把信递给万冰如，淡淡地说：“这是陶先生写给我的信，陶夫人你看看。”
“我不识字。”万冰如不接信，假装文盲。她从汪精卫的神态判断，她丈夫的信并没有使他与汪精卫之间的僵持局面获得缓和。这信，她不看为妙，免得多费唇舌。
“陶夫人想去香港把陶先生劝说回来，有把握吗？”汪精卫把“这可能吗”改为“有把握吗”，思想转了很大的弯，语气也变得温和了。
“我不是文墨人，少知识，算不得贤妻良母。我只是想，当丈夫站在十字路口，走东还是走西，闯南还是闯北时，有责任尽力劝说他不要去重庆。”万冰如说得情真意切。她已从汪精卫的话语中意识到了什么，试探着说。“不过我有个要求，希圣回上海后，不跟汪主席去南京，不再当宣传部长和担任别的职务，住在环龙路当个顺民百姓，希望保证我一家居住在上海的安全。”
“可以！只要陶先生不去重庆，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如果陶夫人去香港能够见到高宗武先生，请转告他，我对他同样如此。”汪精卫说，“陶夫人到了香港之后，希望你在一个星期内先回我一个确信。”
遵照汪精卫的吩咐，茅子明给万冰如买了船票。第二天上午，她带着四儿晋生和五儿范生准备离家乘法国邮船离沪赴港时，女儿琴薰、大儿泰来和二儿恒生一齐痛哭失声。
“你们姐弟三人不要哭，妈妈会回来的！”万冰如自己却哭了。她牵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向停在地坪里的小轿车走去，一步一回头，一步一牵引，心里阵阵作痛。这一去，是生离还是死别，她无从预知，越哭越伤心。
万冰如到达香港之后，决定先去见杜月笙，找到丈夫的下落。高宗武和陶希圣在香港都有原来住过的寓所，她考虑他们害怕汪精卫手下的特务找麻烦，不会住在原来的地方。于是，下船后直奔九龙柯士甸道中国赈济委员会华南救济区、中国红十字会华南分会所在地。因为杜月笙是赈济委员会常委兼华南区主任，又是红十字会副会长兼分会会长，他一家老小来香港后就住在这里。
杜月笙听说万冰如来了，立即与今天上午抵香港的戴笠接见她，并派人到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去接躲在那里的高宗武和陶希圣。由于多妻妾的生活，杜月笙未老先衰，五十二岁的人仿佛已年过花甲。他一脸病态，两腮的肌肉深深地陷下去，使本来就生得略高的鼻梁显得更突出，很不协调，给人一种累赘感。他听了万冰如关于陶希圣离开上海后，她多次受到茅子明的审讯，以及她怎样来香港的情况之后，用安慰的语气说：“陶夫人带着两个小令郎来香港之后，就不要回上海了。至于仍留在上海的令爱和两个令郎，以及高夫人，我负责把他们营救出来，你只管放心好了。蒋委员长十分关心你们，特地派戴先生来香港，委托我出面营救，我一定负责到底。”
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杜月笙就成为蒋介石的忠诚朋友。当时，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给予杜月笙以少将军衔，由他指挥上海的青帮分子，配合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在短短的三天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这次事变，使杜月笙既成为蒋介石的亲密朋友，也成为一名恶棍和刽子手。这回，蒋介石委托他出面营救高宗武和陶希圣的家属，他自然不遗余力去办。
“谢谢蒋委员长，谢谢杜先生和戴先生！”万冰如起身向杜月笙和戴笠各鞠一躬。但她想到汪精卫的吩咐，又犯愁了，“汪先生要我在一星期内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这怎么办？”
“等会儿，给姓汪的拍个电报，就说陶先生即将返沪。”戴笠说。“就按戴先生说的办，这样可以暂时把汪兆铭他们稳住。”杜月笙表示赞同。杜月笙说到这里，守卫在会客室门前的保镖前来报告说。“陶先生和高先生来了！”
坐在会客室的人一齐起身迎接他们。陶希圣最小的儿子范生一见陶希圣，忙冲上前去，伸出双手紧紧拉着他的裤腿，一个劲地说道：“爸爸，爸爸！姐姐和大哥、二哥还在上海，都放肆哭哩！爸爸，你还回上海吗？”
陶希圣抱起范生，悲喜交集，眼泪在眼眶里打滚，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与孩子亲着脸，过了好一阵才说：“回，回，回上海，回上海接姐姐和哥哥。”万冰如将刚才向杜月笙和戴笠说过的情况，又向丈夫和高宗武重复一遍。陶希圣想了想，同意以妻子的名义马上给汪精卫拍电报。“陶夫人，你知道桑奴的情况吗？”高宗武惦记着妻子，关切地问。“我每天从早到晚，受到那么多人的监视，不能给高夫人打电话，又不能出门去看望她，她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万冰如伤感地说，“高夫人的处境肯定与我在上海时一样，受监视，受审讯，没有自由，日子不好过哩！”“高夫人该不会招供你们带走绝密文件的事吧！”戴笠不安地说。“不会，即使受到严刑拷打，她也不会招供。”高宗武很自信，也很痛苦：
“唉！陶夫人在上海时，身边还有五个孩子，精神上总算还有点寄托，可她，孤独一人，日子更加难过了！”他的眼眶湿润了。其实，施桑奴并不孤独，每天有情夫李圣五陪伴她。在汪精卫收到万冰如的电报约半个小时后，李圣五又一次驱车来到施桑奴家里，以进一步追查高宗武是否带走秘密文件为由，向守卫在这里的吴四宝打过招呼，就上楼去施桑奴的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