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最初“亮相”，是一名敢于直言的清流派健将。
所谓“清流”，自然是相对于所谓的“浊流”而言。清流派自命清高，标榜名节，讲求人品，“严义利之分”，以维持名教理学为己任，是光绪年间清廷内部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清流派又有“前清流”与“后清流”之分：前清流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得力干将为翰林院侍讲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因他们多为北方人，又称“北派”；后清流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头，主要骨干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南通才子张謇等，因他们多为南人，故名“南派”。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注重实利，“论才能不论人品”，“论功利不论气节”，这在清流派看来，自然是一股“污染”社会环境的“浊流”了。可人们一般不作此称呼，而是名之为“洋务派”。清流与洋务派大有水火不容之势，不仅抨击洋务派在国内兴办的各项洋务自强举措，于李鸿章等人的外交和谈政策，更是极力反对。清流派有着极强的文化自尊心，对内顽固守旧，对外拒斥西方文化，一意主战，反对任何妥协，在很大程度上阻遏了清廷迈向近代化的步伐，延缓了中国融入世界先进文明潮流的进程，故有“清议误国”之说。
清流派虽然未掌实权，但他们上书言事，评议时政，弹劾大臣，虽有好为空言、不识时务之嫌，但在“人言可畏”的中国传统社会，那种强大的“杀伤力”使得众多朝臣颇为忌惮。张之洞曾在一首诗中写道：“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清流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指归，凡与之相悖逆者，便是歪理邪说，是荒谬绝伦。他们怀着强烈的道义感，自以为正义、真理在握，所以理直气壮，声音也就显得格外地“洪亮”。
作为清流派的一员主要干将，张之洞享有“青牛角”（“青牛”与“清流”谐音）之称。较劲的“青牛”一旦发力，犀利的“牛角”冲向荆棘编织的篱笆，足以刺破某些虚伪的假相。张之洞正是以其“青牛”本色，在“东乡惨案”与“庚辰午门案”中上书鸣冤、抗疏力诤，备受时人侧目，赢得了“遇事敢为大言”、“诤言回天”的美誉。
1875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知县孙定扬勾结地方劣绅，巧立名目增加多种赋税，对农民敲诈勒索、横征暴敛，致使税额陡增近十倍。百姓苦不堪言，聚众请愿，要求官府清算粮账，减轻负担。孙定扬担心事情败露，便向省府谎报百姓谋反。署理四川总督文格轻信孙定扬所言，马上派遣提督李有恒率兵进剿，酿成冤杀百姓数百人的“东乡惨案”。民众不服，进京控告，清廷虽对当事人有所惩处，但量刑过轻，首恶仍逍遥法外。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对冤案了解甚详，于是，他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一日这一天，连上三道折子，详细叙述惨案始末，列举四川官府欺压百姓、滥杀无辜的大量事实，指出百姓聚众抗粮真相，有理有据地为东乡百姓鸣冤叫屈。张之洞奏章一出，朝野上下一片附和，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多年冤案就此得以平反昭雪，罪首孙定扬、李有恒处以斩刑，文格被革职查办，其余相关知府、总兵、官绅等也遭革职充军。
轰动一时的“庚辰午门案”，是指1880年中秋前夕，十五岁的小太监李三顺受慈禧之命，给身为醇亲王福晋的慈禧胞妹送去八盒食物，因强闯午门而引发的一起案子。案情十分简单，只因涉及慈禧太后，所以变得十分复杂起来。依照清廷惯例，太监出宫不能直走午门，而李三顺送物出宫时依仗慈禧之势，竟然不顾成规，直冲午门，“闯关”而去。身为满人的护军玉林、祥福等人强加拦阻，双方发生争执，互相推搡中将食盒撞翻。李三顺恼羞成怒，丢弃食盒返回宫中，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大怒，不仅偏袒太监，还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欲将玉林等人处以死刑。廷臣虽然多持异议，但慑于慈禧之威，谁也不敢公开表态。就在这关键时刻，身为翰林院左庶子的张之洞与翰林院右庶子陈宝琛同时上疏诤谏。陈宝琛直言无忌，认为本案处置失当，只有公正处理才能“群疑释然”。而张之洞的奏章则语气委婉，十分讲究策略，他先说本朝对宦官立有严加约束的“祖制”，接着列举宦官违法致使公务废弛的事例，然后力陈此种情形不可轻视，请求下旨申明有关禁令，对太监严加约束，唯有如此，才能显示“圣心之公，国法之平，天威之赫，晓然昭著于天下”。
慈禧看过两道折子，特别是张之洞留有转圜余地的奏章，简直点中她的穴位：小太监给自己胞妹送物，仗势直闯午门，骄横无忌，为此杀掉几名满族护军，不仅具有私心之嫌，还得背上违逆“祖制”的不孝骂名，实在有点过分与不该。慈禧思虑再三，终于幡然省悟，下旨从轻发落，对护军玉林、祥福等人处以杖责，或流放，或圈禁。同时，她也没有放过惹事太监及内务府相关人员：“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
一桩看似已成定局的案子，就这样在张之洞等人的上疏力争中出现转机，得以公平“落幕”。
有人做过统计，从光绪五年底至光绪六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张之洞共上疏达十九次之多。他的奏议，部分虽有纸上谈兵的书生策士之见，以空言博取时名，但更多的，则是针砭时弊，有的放矢。他还特别善于选择时机，把握分寸，显得有理有节，因此，大多奏章都能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也是张之洞与其他清议人士的区别之所在。清流派健将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今天纠这个，明天弹那个，触怒重臣，难免惹来众人非议，积怨甚深。而张之洞所上弹劾疏章，在数量上并不比他们少，言辞甚至比他们更加尖锐，但遭受的攻击却并不多，便与他注重策略，讲究艺术，处事圆滑，对事不对人有关。比如针对“庚辰午门案”的疏章，陈宝琛直来直去，慈禧难以接受；张之洞则于迂回婉转中直指问题核心之所在，其中的阿谀奉承之辞，也属“马屁拍到了点子上”，使得慈禧心服口服，对他另眼相待。
清流派健将大多因空言务虚、树敌过多等原因，命运乖舛，最终没有落下什么好结局：张佩纶在马尾海战中兵败逃跑遭弹劾，差点身首分离，后虽保住性命，但已是身败名裂，革职流放后再也没有机会“翻盘”；陈宝琛以“荐人失察”之过遭弹劾，被清廷降职五级，他自感无所作为，适逢母亲病逝，遂丁忧返籍，从此终老故乡；其他如宝廷，奉命典试，在归途中买妓为妾，被人抓住把柄，只好自我弹劾，免除官职后娱情山水，狂饮大醉而逝……
在所有清议派头面人物中，唯有张之洞例外，不但未遭贬官革职之厄运，反而不断往上升迁：先放巡抚，后任总督，历任封疆大吏二十余载，最后入阁拜相，位居极品，达至人生峰巅。
张之洞直线“窜红”，主要得力于慈禧太后的信任与提携。
人们大多知道张之洞属直隶南皮人，也就误以为那里是他的出生之地。其实，河北南皮只是他的祖籍，张之洞于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其时，父亲张瑛正出任贵州兴义知府。生于官宦之家，受过良好传统文化教育的张之洞可谓少年得志。按照秀才、举人必须回原籍应试的科举规定，张之洞归返河北南皮应试，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五岁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举人。乡试夺魁称“解元”，是科举场上难得的荣耀。于是，张之洞“一时才名噪都”，连深居宫闱的慈禧太后，也有所风闻，可见当时反响之大。
然而，此后的张之洞似乎从科举考试中销声匿迹了。以致十年之后，慈禧太后不知怎么想起了十五岁即中解元的张之洞，为久不见他入值翰林院而不解。原来张之洞为父守制三年错过考期，后又因族兄、礼部尚书张之万连续两年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不得考试，也就一误再误了。慈禧弄清缘由后，不禁深为惋惜，心中暗生提拔之意。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廷试对策因“指陈时政，直言无隐”触怒众多考官，幸得大学士宝鉴慧眼识珠，力排众议，总算列了个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张之洞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格外眷顾，特意将他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三天后参加朝考，又获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编修。为此，张之洞不由得感激涕零，也促使他对慈禧太后一辈子效忠不二。
慈禧提拔重用张之洞，张之洞知恩图报，两人可谓“相得益彰”。
慈禧善用手腕，喜弄权术，她控制大臣一个有力且有效的手段，便是“平衡牵制术”：让主要大臣相互间扯皮拉筋，你争我斗，她便从中坐收渔利。比如清流派的出现与坐大，便是她有意“制造”的一个“产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实力日渐扩大，慈禧担心尾大不掉，便培植一批对李鸿章等权臣不满的翰林院官员，利用他们指斥朝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加以钳制。
慈禧对张之洞不断上奏的疏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青睐有加，特别是他为维护慈禧个人利益与统治地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更是深得慈禧赞赏。
1875年，同治帝病逝，没有留下承续大统的后代。依照满清前例，应从下辈中择贤立嗣。如此一来，慈禧的身份再也不是太后，而是太皇太后，将永远退居幕后。为保持“母后”地位，达到长期垂帘听政的目的，慈禧不惜违反祖制，从同治帝同辈人中挑选继位新皇。挑来选去，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醇亲王奕譞年仅四岁的儿子载湉身上。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却又奈何慈禧不得。事隔四年之后，吏部主事吴可读为维护名教，趁参加同治帝与皇后的共同葬礼之机，不惜身服毒药，以“尸谏”方式，再度掀起立嗣风波。吴可读在遗折中写道：“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又说“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一时间，朝野震惊，慈禧无以自辩，处境十分尴尬。这时，张之洞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上疏为慈禧极力辩解。他“援引经旨”，说载湉继位不仅“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也“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此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又以务实的态度指出，纠缠于名教是非，动摇新皇光绪帝位，极有可能招来政局动荡不安。张之洞奏折一出，慈禧之围稍解，又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继续垂帘听政了。
张之洞为报效慈禧之恩，竟违心地置儒家精义与祖宗之法于不顾，他的工于心计、处世圆滑、首鼠两端由此可见一斑。这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也就难怪同为清流派健将的张佩纶也要忍不住讥讽他几句，说他旁顾、趋时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慈禧太后自然不会亏待于关键时刻忠心耿耿、勇于效命的臣子张之洞，“恩宠”与“帘眷”很快降临：在短短的时间内，张之洞便被擢拔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从四品）；再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从二品）；1882年1月7日，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由一名闲散的京官，跃为实权在握的地方大吏。
以出任山西巡抚为转折，张之洞告别长达六年的清流生涯，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身为一方诸侯，他不得不抛弃过去的虚蹈空谈，以务实为要，施行他的治晋方略。时间一长，张之洞的个人角色，也于不知不觉间发生转换，逐渐向他曾经猛烈抨击过的洋务派靠拢，最后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过渡为洋务派中的一员，而且在后期洋务派人物中独占鳌头，享有“洋务派殿军”之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