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精力旺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实践家，但以其兴趣及所长，更是一个宣传家、教育家与启蒙家。他以报刊与出版、文章与思想，作为鼓动“新民”、启蒙“新民”的主要手段，“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于约翰·穆勒的这一名言，梁启超可谓情有独钟。
流亡日本不到三个月，梁启超就在华侨的支持下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他连续创作《爱国论》、《自由书》、《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清议报》发表，不仅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就连创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有名词也一直沿用至今。《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很快达四千多份，遍及世界各地，尽管清廷严禁《清议报》入境，但还是有一部分通过秘密渠道偷偷运回国内。1901年12月22日，就在《清议报》出满一百期的第二天，报馆不幸毁于一场大火。一个半月后，梁启超又以百折不回的意志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几乎同时，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此后还创办过《政论》、《国风报》等报刊。
《新民丛报》创办不到一年，就由最初的发行量升至常销量万份左右，最多时达一万四千余份，在国内外设有九十七个销售点，盛极一时。《新民丛报》“采合中西道德、广罗政学理论”，注重国民精神气质、心理素质的改造，以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传统中国欲实行近代化，首先应当实现国民的近代化。为此，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批判封建伦理纲常，剖析民族劣根性，大力传播西学，倡导自由、自尊、进取、冒险、独立、合群的思想，热切呼唤“新民”的诞生。他心中的“新民”，不仅有着强健的体魄，更应积极上进，热爱自由民主，善于求强致富，遵守法律秩序。
他为“新民”定下十二条标准：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思想、自尊、合群、毅力、义务思想、尚武思想、自我修养。他犀利地指出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的劣根性，主要在于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顾一身一家荣华富贵，不顾国家兴亡盛衰；柔弱尚静不善竞争，依赖成性没有独立人格，浑浑噩噩缺少责任与担当。他分析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内在根由在于数千年之专制与腐败，并站在救亡图存的高度，提出造就一代“新民”的途径，主要在于推翻专制主义政体，实行民主立宪；学习其他民族长处，培养国民的团体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公德意识以及义务观念、自治思想、合群思想、国家思想等“近代精神”；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从儒家伦理学说中提炼“新民”所应遵循的品格，如正本、慎独、谨小等。培养“新民”应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一旦“新民”横空出世，那么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也将随之而来。
从早期的《时务报》到《清议报》、《新民丛报》，梁启梁不仅是创办人，还是杂志的主笔。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丰富、时局的发展，梁启超所办杂志越来越好，文章更具影响力。对此，著名诗人、文学家黄遵宪热情洋溢地赞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又说梁启超“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茫茫禹域，唯公是赖”。
事实也正是如此，《新民丛报》至1907年8月停刊，历时五年半之久，是梁启超一生创办刊物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一本，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而由他亲笔撰写，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更使得20世纪初几乎所有青年学子为之倾倒折服。“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作为“天纵之文豪”，当时中国舆论界的“骄子”与“执牛耳者”，梁启超“一言”，胜过十万支毛瑟枪的威力。此说虽不无夸张，但也道出了梁启超的确具有一股神奇的魔力。他的文字，常以其饱满的情感、流畅的行文、新颖的观点、丰富的知识、雄奇的辩论、严谨的逻辑、深刻的述评，令读者痴迷不已：“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唯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邹韬奋、王芸生等人，无一不受过梁启超文字的洗礼与思想的启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启超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言论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梁启超时代。
以“帝师”自居的康有为逃至日本，思想不仅没有发生转化，反而变得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保守，总在保皇救主、复辟勤王、尊孔保教之类的老套中兜圈子、打转转。而年轻的梁启超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学术风格、精神面貌较之戊戌变法时期，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可谓焕然一新矣。他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一系列文章，后汇编成册，是为《新民说》。作为中国最早的启蒙杰作，《新民说》充分说明梁启超已突破乃师康有为的藩篱与羁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与风格，其影响也由“康梁并称”逐渐超越其上。
认识不一，分歧日现，师生之间不免出现裂痕。梁启超再也不谈“伪经”与“改制”，对康有为倡设的孔教会“屡起而驳之”，他认为“孔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梁启超倾慕西方的民权与自由学说，与康有为的文化保守形成鲜明对照，俨然形成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在政治上，梁启超也与康有为的保皇主张针锋相对，倡导“破坏主义”、“扑满思想”，不仅倾向革命，还一度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频繁交往，有过与革命派合并组党之意，“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又联合韩文举、欧渠甲、唐才常等所谓的“康门十三太保”，联名致书康有为，劝他主张共和，退出政坛：“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面对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及一系列言行举止，可以想见的是，一贯自尊自负的康有为会采取怎样激烈的态度与回应——由强烈不满到责备训斥，又严加督促，勒令梁启超即刻远离革命派，由日本前往美洲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
鉴于多种因素，比如康有为作为导师的威严以及改良派同党中的领袖地位对梁启超长期形成的敬意与恐惧、支配与影响，比如梁启超对革命派的一些思想尚存一定的保留态度等等，因此，他对曾不无谦虚地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的恩师没有违逆，而是即刻打点行囊，忍气吞声地遵命而行。
于是，梁启超似乎又回到了康有为的麾下，开始像过去那样“卖命”效力。加之游历美洲，梁启超经过一番耳闻目睹、实地考察、对照比较与思考探索，由共和政体的诸多弊病，得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的结论；又由在美华侨生发开来的一番中美对比，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民智未开，“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如此一来，梁启超的思想便开始转向了，由靠近、认同乃至联合革命党人转而反对革命与共和，由倾向共和政体一退而拥护君主立宪，再退而倾向开明专制。1906年，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写道：“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最终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分道扬镳，展开激烈论战，并争夺华侨和会党群众，在华人中募集资金，将孙中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保皇会组织，两人也因此而反目为仇。
与革命派决裂之后，梁启超又通过和平请愿、武装暴动等方式，以实现君主立宪的思想主张。此时，他已成为改良派的实际领导人，联络、组织、策划、活动等一切事宜均由他主持，康有为已逐渐成为一尊架空了的精神偶像与名义领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康有为惊惧万分，担心清廷被革命党人推翻，君主立宪成为一张画饼。于是，赶紧撰文抨击国会政党，斥责自由平等，抛出所谓的“虚君共和”政治理想。梁启超紧跟乃师步伐，也将“虚君共和”作为海外立宪党人的政治方针加以贯彻。但为了适应国同内迅速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他又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君主立宪派已是无皇可保，无君可立，面对民主共和的汹涌大潮，梁启超很快默认了这一新的现实，与顽固坚持“虚君共和”的老师告别，再次提请康有为退出政坛，不再过问政治。梁启超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也为海外立宪党人回国接近权力中心作了一个有力的铺垫。但也遭到了康有为另外两名弟子——徐勤与麦孟华的不满，他们反对康、梁两派公开分手。于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虽然政见不一，异途而趋，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仍维护着表面的师徒情谊，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与往来。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终于结束海外流亡生涯，乘船抵达天津，回到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祖国。面对达官名流络绎不绝的拜谒，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忱欢迎，梁启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与补偿；于喧闹的宴请与轰动的演说中，更是得到了一种浮华的虚荣与满足。对此，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唯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其所叙也确为当时各界欢迎之盛况。
此后的事实表明，梁启超并没有辜负国人对他的殷殷期盼与热切瞩望。特别是在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帝制自为期间，无论是作为反对帝制的精神领袖，还是作为护国战争的实际主帅，梁启超对推翻洪宪帝制，都起到了无可更替的关键性作用。
归国后的梁启超很快就投身到政治漩涡中心。为将民国纳入他所欣赏并为之追求的两党政治格局，一段时间，他对政党政治乐此不疲。1913年2月24日，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为与国民党抗衡，又组织策划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一，力促进步党成立。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初，就连梁启超也受到怀疑，被列为“刺宋之人”的“第二候补者”。其实，梁启超与宋教仁虽然所持政见不同，但他们惺惺相惜，都十分推崇英美式的两党制，一上台执政，一在野监督，互为一体，两者不可分割。宋教仁曾专程密访康有为，对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两人相互勉励。宋教仁说，你若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也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当即表示，一旦国民党执政，进步党愿以在野党身份在议会内进行监督。因此，被梁启超视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的宋教仁被刺，他不禁哀愤不已，对卑鄙无耻的暗杀行径撰文予以猛烈抨击：“歼此良人，实殆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梁启超的目光与视野显然高人一着，已明确预见到宋教仁被刺，将对国家与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与损失。
随着兴师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乘机扩大势力，扩张权力。梁启超环顾国内，觉得无人能与袁世凯相匹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决定抛却前嫌，与“中国第一强人”袁世凯合作，拥护袁氏的开明专制统治。正如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所言：“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梁启超的目的，欲通过自己的意志与努力，感化、影响袁世凯，促使他由开明专制走上立宪政体的轨道。他一再强调说：“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于是，进步党与袁系力量联手组建政权，成立了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内阁。因司法部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以及熊希龄本人都是全国闻名的社会名流，所以熊希龄内阁又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以其声望、经验与才干，成为这一内阁的骨干乃至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