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诸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象这些玩意儿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懒得费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
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叫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呐！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邸，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传出去，传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邸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载体，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译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天黑就上床，纳税又完粮，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可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了，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个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历来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慢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捣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御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14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御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由此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事，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除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
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地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坚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
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于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似的，日夜不停地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于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上面说到古代的车站叫做“驿”，这是指一般的情形。这一类的名目，还有一些别的。例如，有一种叫做“亭”的，是秦朝、汉朝最流行的“车站”。每个“亭”都有个“亭长”，亭长除了是邮政局局长以外，还是旅馆老板、警察局局长、调查站站长。亭长有时候会因执行职务而杀人，有时候会利用职务而谋财害命，有时候也做好事，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汉朝最有名的将军韩信，年轻的时候，就靠着南昌亭长吃过饭，后来亭长的老婆不给他饭吃了，他才跑掉。
汉朝的亭大概有三万个，和亭配合设立的，叫做“邮”，亭是十里一个，邮是五里一个，当时习惯连在一起，叫做“邮亭”。这“邮亭”两个字，直到今天还在用，可是意思已经不同了。
驿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个，有的驿很小，只有八匹马；有的驿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马，多得可以开一家跑马厅。唐朝法律对驿的规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说：
一、从驿中骑马的，要凭“符券”才成，这等于现在的“先买票，后上车”。没票骑马的，处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还得在一定时间内骑马，过时不候。好像今天买票“限当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处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该换马的时候不换马，打八十下屁股。这叫做“虐待动物”。
六、不该带的东西多带了，叫做“超载”，也是“虐待动物”，多带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种错误，毛病都出在骑的是马，若骑的不是马而是驴，那么罪就轻一点，被处罚的时候，可打八折。
为什么要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呢？这是由于古代的驿，本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要求而设的，有关国家大事，所以不能马马虎虎。谁要马虎，就打谁屁股，或者就把谁关起来。
宋朝时候，驿的情形有四种：
一、步递——用人走路来送消息。
二、马递——用马。
三、急脚递——用快马。
四、金字牌急脚递——用快马加木牌。
最后两种，要加以说明。所谓“急脚递”，是用快马来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来已经很快了，可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要求，有时候，还嫌“急脚递”不够快，因为“急脚递”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挡路的，由于“交通拥挤”，难免会耽误时间。这时候，就有人发明了一种花样：用一块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马背上，由于反光的缘故，老远便可以看到金光闪闪，这时候，路上的其他人员、车辆就得赶快让开，因为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脚递”来了，还是赶快让开为妙。
现代的警察车、救火车、救护车，走在路上“当当”乱响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就会让开。
现代的国宾护卫仪队，在马路左右两旁由摩托车“呜呜”开道，不许你先走而要你让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也就赶快自认倒霉，干脆让开。
历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脚递”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
宋朝的将军岳飞，本来正在北方和金人打仗，朝廷方面却主张跟金人讲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赶忙把岳飞弄回来。那时候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挂着金牌的急脚递。当时宋朝政府一连用了“十二道金牌”来催岳飞，急得简直让快马跑成了一条线。于是，岳飞只好回来了。
用快马去跑，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国的古人们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了，他们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也没有飞机和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摩托车，他们若要办急事、急办事或事急办，只有依靠快马加鞭。
像岳飞这种将军，现代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朝鲜战争时候，在前线的将军麦克阿瑟也和岳飞一样，要“直捣黄龙”（黄龙是现在的中国东北地方），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把麦克阿瑟弄回去，由于科学进步，他只打了一个电报就够了。
科学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统治的效率，使命令传达得快、快、快。所以现代的人做将军，就没有古人过瘾，因为他只听到电报机的滴滴答答声，再也听不到跑马的嗒嗒嗒嗒声了。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驿站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一直到清朝后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通信设备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驿站。
对增加传达命令的速度，中国古人曾有过美丽的幻想。旧小说《水浒传》中，有一个叫戴宗的人，外号叫“神行太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若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浒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
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是一个不能想象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记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用电报打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的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有了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少了嗒嗒嗒嗒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1879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叫人落伍的日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