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早上一起来，就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怎么了；下午一睡醒，又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的老婆（学名皇后）又怎么了。现代人所要知道的事，从报纸上，一看就知道了。昨天地球上北极发生的事，今天地球南极的人就知道了；早上美洲发生的事，下午亚洲就知道了。消息的传达快极了。
古代人就不这样了。
古代人愈古愈没有报纸看，消息传得慢极了，慢得像老牛，甚至比老牛还慢。
古代人要知道消息，大都是用布告和嘴巴。布告和嘴巴太慢了，所以一件“新闻”传来传去，传到最后，听到的已经变成“历史”了。
古代人最早有一点报纸模样的记载，是唐朝，当时的报纸，叫做《邸报》。
“邸”是什么呢？和现在一般常用的“官邸”字眼一样，就是“官邸”。不过这个官邸是专指四方诸侯在京城的办事处。四方诸侯进京来的时候，就住在这种官邸里；等到离京回去，官邸仍有人代为联络、传达。联络、传达的文件，都是朝廷里最新的消息，所以这种文件就叫做《邸报》。
这种《邸报》，产生的时间，大概在一千两百年前，在唐朝玄宗的时候。
除了《邸报》以外，还有一类名称，像“杂报”、“报状”、“事状”、“朝报”等，也都可说是报纸的雏形。
到了宋朝以后，《邸报》愈来愈流行了。宋朝时候在邸里办公的小职员们，整天打听政治行情，一打听到些捕风捉影的事，就赶忙写在一张小纸上。比如说张三被皇帝打了一个耳光、李四被皇帝踢了一脚、王五脑袋瓜子上挨了皇帝飞来的一个茶杯……总之，都是半真半假的马路新闻。这些小纸当时叫做小报，非常受人欢迎。小报一来，大家齐声欢呼，你抢我抢，就好像现在人们抢买“号外”一样。因为这种小报的新闻不是官方发布的，也不是新闻局局长告诉记者的，所以难免不合当局的胃口，而要被查禁。
到了元朝，《邸报》中所记的范围渐渐宽了。王家着火了等社会新闻也出现了。再到明朝的时候，由于宦官汪直等人当政，为了怕他们的丑事外扬，曾经检查其中的内容，禁止《邸报》流传，这可以说是邮电检查和新闻封锁的老祖宗了！
到了明朝崇祯皇帝十一年，一件重大的改变发生了，《邸报》不再用手写了，《邸报》进了排字房，开始用活字板排印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改变。这一年是1638年，距离今天，报纸进排字房，足足有三百四十年了。
清朝初年，有一家纸店叫“荣禄堂”，店里的老板跟政府的要员有点关系，通过要员，把传出来的消息印成《京报》。这些京报在京城里，并不觉得稀奇，可是一带到西北各省去，销路就非常好。因为有利可图，于是，所谓的“报房”纷纷成立了，就是今天的报馆或报社。
当时的报纸不是一张或几张大纸，而是一本像杂志一样的书。长九寸、宽三寸半，封面黄色，最多有十九页，最少也有五六页，用的是竹纸或毛太纸，木刻活体字排印，很不清楚。
《京报》的内容，可分三大部分：
一、“官门钞”—— 抄皇宫里头的消息。
二、“上谕”——皇帝的命令和告示。
三、“奏折”——大臣向皇帝说的话、报的告。
这些材料，一到报纸编辑的手里，就按照次序，一条条排列起来。报纸的编排很单调，没有标题，你一定得全部看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偷懒是不行的。
出报的时间是每天黄昏或晚上，所以等于是晚报。这种晚报在京师当天虽可以看到，但是外省就麻烦了，比如说浙江，可能三四个月后才能转到，那时候，“新闻”可能早已变成“旧闻”了。
在清朝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一个有心人名叫张芾，看到《京报》内容既简陋，流传得又慢，不但卖得贵而且不容易买。于是，上书给皇帝，请政府来办报，结果被皇帝狠狠地骂了一顿，说这种意见“可笑之至”！
现在看来，真正“可笑之至”的，不是张芾，而是西太后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能怪咸丰皇帝，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这种观念。
过了八年（1859年），又一个有心人出来了，他的名字叫洪仁玕，是太平天国的军师。他向天王洪秀全献了一部《资政新篇》，其中有一部分劝天王设立“新闻馆”，并在各省任命品行好的人做“新闻官”，职务要独立，别的官儿不能管他。他这个建议，很有眼光，他之所以有这种眼光，乃是因为他家里有几个洋鬼子传教士替他打派司。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觉得很没面子，连小日本都打不过。大家研究打不过的原因是：中国太落伍了，在新世界中完全跟不上时代。要跟得上时代的法子是，一定要宣传新思想，工具就是办报。当时，北京维新派官绅像文廷式等，办了一家“强学会书局”，出版了一种叫《中外纪闻》的报纸，也叫做《中外公报》。这份报纸的最早赞助人，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第一任想当皇帝的大总统袁世凯，他捐了五百块钱做基金。五百块钱在那时候，没有能力买印刷机，所以报纸是用木板刻的，每天出一张，内容以社论为主，新闻反倒次要。主持这个报纸的实际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这个报，可说是有史以来，中国民间的第一份像样的报。
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订报的观念。所以这份《中外纪闻》，也不敢公开发行。他印了三千份，拜托并且买通送《京报》的报童，每天随着《京报》，“分送诸官宅”。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们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报，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中外纪闻》发行了半年，正巧当时御史老爷杨崇伊攻击这个报，说它“诽议朝政”，请下令封它。于是皇帝就下令查封，并且把文廷式赶回家乡去，还说永远不再让他当官了。
《中外纪闻》被封以后，维新派的书局也被没收、改组，变成了“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正式出版一种官报，这可说是中国最正式的官报，大名叫《官书局报》。用黄土纸做封面，长九寸、宽五寸，内容除了“上谕”和“奏折”一类的东西外，还有一些世界新知识的翻译。这个报纸为了怕当政者不满意，特别声明凡是批评政治的和人物的文章，都不能登。虽然这个报如此委曲求全，可是“戊戌政变”发生后，西太后还是把它看做传播新知识的“眼中钉”，还是停刊了。
西太后虽然不许别人办报，可是她却不得不承认，报纸这件东西也有它的好处。所以，在八国联军以后，她也想办报了。（甲午战争那一次，被日本一个国家打败，中国人气得想办报；这回八国联军，一次被八个国家打败，中国人当然更气得想办报了！）西太后办的报叫《政治官报》（后来改名叫《内阁官报》）。这个报，还是杂志的形式，不过里面的花样多了，“上谕”、“奏折”、“电报”、“法制章程”、“条约合同”、“外事”、“广告”等，都是基本内容。它的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显然是针对以前《中外纪闻》里“社论”而发的。这个《政治官报》只是要报道政治，并不是要谈政治，所以要议论的，免啦！
专制政府不欢迎办报，可是爱好自由的人却要办。他们办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就是租界。租界是专制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是大城里面一些由洋鬼子管辖的地区。专制政府欺负自己人很拿手，可是欺负老外却不行，手反被拿，只好同意洋鬼子在中国大城里划分势力范围，割据称雄。洋鬼子有新闻自由的传统，欢迎办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租界大办特办起来，其中最有名的，是《苏报》。
《苏报》是章炳麟（太炎）、蔡元培、邹容这些老少革命党办的报，他们在上海租界里攻击专制政府，骂清朝皇帝是“小丑”等，愈骂愈高兴。骂得专制政府吃不消了，密电这个地区的封疆大吏说：
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转饬密派干役，将单开各要犯分别严拿，各获禀办，毋稍泄露疏虞，致被克脱。
专制政府虽然大喊拿人，可是不得洋鬼子同意，拿不了。专制政府于是跟洋鬼子打商量，洋鬼子也买几分账，但一看专制政府的严刑峻法，却不能赞同。
原来专制政府“宽大”得没有出版法，只有“造妖书妖言”、“大逆不道”等罪名，要用这些法律办人，如意算盘如下：
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恶相济，厥罪唯均，实为本国律法所不容，亦为各国公法所不恕。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律载：谋背本国潜从他国为叛；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又律载：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如邹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俾租界一群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为匪，中外幸甚。
这下子把老外给吓坏了，老外没想到“礼仪之邦”的法律竟这样野蛮。照专制政府的法律，要“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地剐死，幸亏统治者过生日，优待，改为“永远监禁”，就是无期徒刑。这样重的刑，洋鬼子是看不过去的。所以，洋鬼子只肯抓人，要办人、要审人、要关人，都行，可是都得由他们代办，拒绝引渡。私下里，他们还通知章炳麟等人“赶快跑”。
章炳麟是书呆子，不肯跑，被抓去了；邹容跑了，可是忍不住吴敬恒（稚晖）挖苦他的风凉话，自行投案，也被关到牢里了。小型文字狱判下来，章炳麟三年，邹容两年。邹容年纪轻，黑狱亡鬼，受不住气，结果死在牢里，呜呼二十岁，时间是1903年。
专制政府开始有了出版法，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大清报律》（1907年）。这些出版法除了采取“预审制”以外，其他倒也宽大。例如，要想办报，不论张三李四，只要——一、年满20岁以上之本国人。
二、无精神病者。
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就可以在发行二十天以前，向衙门呈报，缴点保证金，开始言论。绝不会借口报纸太多了，不许你登记。专制政府许你办了，他来封，绝不会根本就不许你办。
中华民国成立，内务部（内政部）的大官人忽发雅兴，拟订了《暂行报律》三条。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刻发布《令内政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予以痛斥：
昨据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称：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请转饬部知照等语。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它告诉中国人，现在是自由民主的时代了，“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已经不会也不该“复见于今”了。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每一个孙中山的信徒，都该想到这个日子里的这个启示。
这篇文献发布后两年零二十四天，袁世凯公布了《报纸条例》，取消了“预审制”。从此，中国的报纸在种种法律的夹道吆喝中活下去了，它们历经了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1914年）、《管理新闻营业条例》（1925年）、《出版条例原则》（1929年）、《出版法》（1930年）……虽然任重道远，可是总还得活。直到“报阀”出来，天下一统为止。
回忆中国的报纸史，真叫人发思古之幽情，令人怀念那些脱法而出或逍遥法外的“老祖宗报”。
前面谈的中国报纸，不外是两类：一类是老百姓办的，一类是做官的办的。
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一种报纸（就是杂志），是外国人为中国人办的，也很重要。最早的有1815年（中华民国前九十七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一个怪名字，其实它的英文名字的意思就是“中国每月杂志”。这个报每月出版一次，内容有宗教、科学、历史、地理、商业等。五花八门，名堂很多。这个报是洋鬼子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梁发等人办的，梁发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厕身报界的第一人。这个报，一直办了六年半，到1821年才停止。
现在我们所看的报纸，都是前面这些“老祖宗报”以后的产品，所以只是一些“小孙子报”。这些“小孙子报”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版面变大了，大得像一张报，而不再像一本杂志。现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老祖宗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以为那原来是一份报，你一定以为那是一本杂志，其实那才是报——道道地地原原本本的报，你可别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