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引《菜根谭》十条原文，阐述
其中包含的十条理学精髓，分别是：忘怀、善忍、存真、守寂、超物、归心、炼道、净欲、杀魔、成理。
一忘怀
喜寂厌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静。不知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着于静，便是动根。如何到得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
喜欢清静讨厌喧闹的人，往往避人求清静。殊不知意在无人，有了这种意识就成了我相。心里面刻意想静，其实就生了动的根。这样怎能得到人我一空、动静两忘的境界！
不必刻意寻求就是已经得到。
上面《菜根谭》这段文字说理透彻，确实是觉悟人的好话。说这话的洪应明，是明朝理学家。他的著作《菜根谭》是一部理学书，里面涉及“心”、“理”、“气”、“欲”等重大理学命题，并且都有高超见解，虽然不能说与程朱陆王相比如何如何，但无疑洪应明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又因他的《菜根谭》是格言体，也可以说是语录体、随笔，读起来很轻松，因此流行广泛。
自理学产生以来有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理学家们往往都是诗人，朱子是诗人不必说，像《菜根谭》中很多话都是诗句，这种理学家同时是诗人的事实，证明了理学家们宣扬的理学其本意都是如朱子所说“活泼泼”的，富有生活情趣，并不僵化。事实上理学是活泼的，理学家是有趣的。世人常把理学斥为“道学”，把理学家斥为“道学先生”，把理学气斥为“方巾气”、“道学气”，意思是说他很虚假、很僵化，其实哪里是那样？就因为理学家们坚持固有道德，我们就笑他道貌岸然，这是不当的。我们用心读《菜根谭》等书，发现理学原来与我们的生活如此贴近。孔夫子能干粗活，洪应明懂得种花，热爱生活的人说的话再错都错不到哪里去。
理学是儒释道大融合后产生的，其中还有摩尼教的理论成分。据吴晗《读史札记》，记载理学与摩尼教有关的三件事：第一，宋宁宗时，沈继祖攻击朱子“剽张载程颐之余论，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妖术”云云，当然是骂人的话。这“吃菜事魔”（吃素信摩尼神）是对摩尼教的特指。第二，吴晗说：“朱熹居山中，食惟脱粟饭。其刻苦节约类明教徒（即摩尼教徒）。其所言‘理欲二元论’又与明教（即摩尼教）之二宗说，明与暗，善与恶之门争近。”第三，理学在南宋遭禁止时，当时人把理学与摩尼教相提并论，有时视为一家，一禁俱禁。
王少农谨案：《菜根谭》寓含“吃菜”之义，有“吃素食、信奉神”的意思，不只是“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一种意思。他也大谈明暗、善恶，颇有朱子所推崇的摩尼教教义。
关于理学与摩尼教的关系，涉及整个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需要细说，在此先打住，我只是想说，除了儒释道及我们熟知的诸子百家外，还有摩尼教这样的元素影响中国，这是我们容易忽略的。
我一再提醒读者，读中国书先要打开眼界，中国文化丰富的内涵可挖掘的还很多。
在上引《菜根谭》格言中，使用了“我相”这个词，出自《金刚经》；
使用了“动静两忘”这个概念，出自《庄子》。显然，洪应明本人深受佛道两家影响，所以在书中自然流露出佛道的词汇。但我们不可以说《菜根谭》是佛书或道书，一番大吸收、大整合后，所有的理学家都坚持说自己是孔子的门徒，洪应明也是这样，《菜根谭》全书讲做人道理不离“仁心”二字，是一部货真价实的儒书。洪应明借佛道谈儒，正好比贾宝玉的情禅，其中自有一番趣味。
我们来看《菜根谭》讲的理学，可见他深得孔孟心传。
“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着于静，便是动根。”这话的意思是：刻意追求无人的境界，势必执著于小我；心里求安静，这一求就生出事来，求“静”反倒成“动”了。
洪应明的意思是：不必刻意寻求，就是已经得到。不求静，就不生事，顺应自然，心里就清静了。不要想“没人才好”，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什么叫“没人才好”，这话暗中藏有杀戮之机。与人处理好关系，那么即使身处闹市也不会迷失自己。陶渊明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诗真是非常好。结庐在人境，难道真的没有车马喧闹吗？还是有的，只因我心清静，车马喧闹都成了和谐的静音。
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颗仁心是自己的，通过去爱人，得到完全的自我。在人群里面做人胜似在黑屋里做人，他人即天堂，没人成地狱。圣人说，仁不远人，指发爱心就得到自己。二人为“仁”，一阴一阳之谓道，任何时候互补即得快感，互通即得充实感，互惠即得幸福感。
朱子对此评论说：“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论语集注·述而第七》）讲人心是内在的精神理念，并非外在的行为。行为都是内心发出来的，因此君子修身并不着力于行为，而是从内心发动革命。
朱子引述程子的话说：“为仁由己，欲之则至，何远之有？”讲仁不仁都由己，一想就是，不必外求。
程朱二子阐述孔子原意无误，讲每个人一颗心，这颗心是爱心，爱心不遥远，原本在自己身上，一发念头就有，是上天投放在灵魂深处的善。说深也不深，越在高空，看海洋越是浅。因此离事看人，即得本质。看人看心，得人得心，仁心所至，仁爱满人间。
什么叫理学？理学就是天理之学。理学最讲一个“心”字，天理人心是一样东西，只管修心、护心、发心为善，天地都好了。洪应明也悟出了这个道理，因此在《菜根谭》的最后讲“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着于静，便是动根”，明白了不必刻意寻求，就是已经得到。不想水的人不渴，不想火的人不焚。忘怀得失。通过打掉妄念，通过自然的力量，获得应有的一切。这样最好。
二善忍
把握未定，宜绝迹尘嚣，使此心不见可欲而不乱，以澄吾静体。操持既坚，又当混迹风尘，使此心见可欲而亦不乱，以养吾圆机。
没把握时，应该在清静地方，眼不见心不烦，务必使自己安静下来。一番修炼有了把握，又当出山了，很多事情即使眼见心也不烦，这个时候务必使自己处于圆通状态，各方理顺，心就不堵。
把握加等待等于成功。
《菜根谭》本篇讲“心”讲得很实在，君子善忍，没把握时就不要出去瞎混，找个地方好好待着，有把握了才出山，出山后又要懂得圆通。
这道理可以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讲，就是“出山见水”。水是什么地方都流的，出山之人圆通如水，才算真正出山了。出山见山，还不如不出山。
出山之机何在？洪应明没说，我帮他说：“把握加等待等于成功。”
有了把握也不要着急出手，还应该再等等，等出了结果自然会成功，等了半天没下文，事情就不必强行去做了。古来哪有什么高人？只是一个等得等不得。所谓“高人”就是等得的人，等待是他的本事。李白在西蜀山中隐居，明明曾经下山无数次活动，游说已成功，偏偏又回到山中隐居，终于等到唐玄宗一道圣旨把他恭请出山，他这才挥挥手告别山上的清风明月，杀入山下滚滚红尘。这不仅是面子问题，更是处世的技巧。人都是很贱的，凡是自愿没有不成。当李白成为唐玄宗心甘情愿“请”来的高人，那么说什么唐玄宗也要给他好处。
朱子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近思录·卷之一》）讲在无始无终、变化反复的世界中，君子应该抓住道（本心本性，即孔子说的仁），这样才能认清世界，做事做人都有依据。我们人人都在做人，假如大喝一声：“你凭什么做人？”答不上来。天天都在做事，同样大喝一声：“你凭什么做事？”还是答不上来。答不上来没关系，心里有那个字就可以了（心）。孔子说这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作为学圣成圣之人，要做的工作不是把道揪出来，而是暗中维护它。我说过，看不见的力量是大的，我们要参与这股天地的洪流。《菜根谭》说：“操持既坚，又当混迹风尘。”混迹风尘算什么？游戏风尘又算什么？到时我们将玩点大的。
理学家有大作为。朱子虽不抗金，王阳明却能剿匪。至于晚清三名理学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更是各有各的作为。虽然世人对此毁誉参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君子只需要做事，事外之事不管；
君子只需要做人，人外之人不知。进入这种一心一意的状态，才算是入行上道了。
《菜根谭》深究一个“把握”、“操持”，讲君子一定要手稳，干事手不抖、心不乱，才有作为。人笑我古板不要紧，树一古板就成了大树，石头一古板就成了大山。那房上之树倒是松动，房倒树也覆；那悬崖边上的石头倒是活泼，一脚踩下去人就落入万丈深渊。我的窗外是一片荒地，正是当初辽宋交战留下的古战场，是个南北过风的风口，每当春天，风就把塑料袋吹起来。有时我想，那飘飘荡荡的塑料袋，好比我们的人生，没有根基，已被抛弃，就算飞上天又有什么意思？只是污染了天空。还不如做野地的花，野地的草，野地的一把野菜。
三存真
优人傅粉调朱，效妍丑于毫端。俄而歌残场罢，妍丑何存？弈者争先竞后，较雌雄于着子。俄而局尽子收，雌雄安在？
唱戏的人精心打扮，用一支笔描画出美丑，不久戏唱完，美丑何在？下棋的人斗智斗勇，黑白之中赌输赢，不久下完收子，输赢又何在？
“装”与“斗”都不是了局。
《菜根谭》指出，我们做人不必装，也不必斗，装与斗都不是个结局。上妆容易卸妆难，斗狠容易撒手难，因此最好趁早打消美丑、输赢这些个念头，平常做人即得美感，正常做事即是成功。
王阳明指出“人我为一”，原无差别。《朱子近思录·卷之十四》引明道先生的话说：“周茂叔（周敦颐）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在周敦颐眼中，窗前的草与人没什么区别，大可不必除去，它天天长，我天天看，倒颇为有趣。或有人问：“草长来遮住窗咋办？”答曰：“正好遮蔽风雨。”你看，连草木与人都没区别，何况人与人。花不需要打扮而美，人也不需要用花来打扮，自然就是最好。
《朱子近思录·卷之十四》又引谢显道的话说：“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这明道先生好，没人的时候安安静静地坐着，有人的时候一团和气，不假装什么，也不强行做什么，这种境界不只是养生，放大来看就是孔子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是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理学的核心在于“诚”，即做人真诚。《中庸》里面子思讲述孔子的话说：“至诚之道可以先知。”《论语》里记载孔子的话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孔子看事情一看就是一百年，不但可以前知，还可以后知，前知后知，知前知后，凭什么？凭一个“诚”字。朱子讲做人，就讲一个“不诚无物”，意思是人心不诚那么一切都会不存在。
上引《菜根谭》文字指出，做人不装也不斗，就是本色，什么都会有。面包会有的，面包师也会有的，那就是我们自己。
女人不化妆。
男人不下棋。
这就是理学的境界。
四守寂
试思未生之前有何象貌？又思既死之后有何景色？则万念灰冷，一性寂然，自可超物外而游象先。
试想没生下来时我有什么存在？又想我死后有什么风光？如此一想不由得万念俱灰，人都冷了，这才知道回到本性中，与那颗真心寂然相守，自可以超然物外，回到先天，成为一个永恒的人。
超脱反倒是实体。
理学家爱谈一个“寂然不动”，热衷于讨论没有天地时我在哪里？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天地时只是一脉元气，一股精神，我在元气中，我在精神中，没有天地时我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没以肉体的方式存在，可以叫做气态人，或者光人类。因此，君子处天地之间，并不以人类社会为念，也用不着对什么负责，只是一个“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便是无穷的幸福。
朱子对此道极为精通，用在做人上也很成功。朱子经历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活了七十岁，身处不平之世内心却是太平的，其高超的修为当得起配享孔庙。
朱子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讲天理（元气）长存，即使山河大地陷落，天道人心依然不会被废去。历史证明了朱子的话没错，在他身后不久，山河大地果真陷了，南宋灭亡了，但中国的元气长存，不因元朝的建立而消失，而是一直维系着那股元气，使中国人并没丧失活力，不久就建立了明朝。明朝一建立，马上恢复了理学的地位，因此后世习惯将理学称为宋明理学。从理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宋明一体，中间的元朝不但没隔开宋与明，反成了连接。理学家说：“世上只有一个理，并无二样。”真正的理学家也并无二样。当初宋亡之际，文天祥作《正气歌》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文天祥的第一句对了，天地有股正气，万古不变。第二句错了，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需知天地正气是一股精纯之气，单一之气，怎么会是“杂然”的呢？气一杂就散了，那还叫气吗？文天祥等人学理不精，因此亡国是难免的。
朱子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上海古籍出版社《朱子近思录》附《朱子论理气》）这段话是对前引《菜根谭》那两个问题最佳的解答。
《菜根谭》问：未生之前有何象貌？（没生下来时我在哪里）朱子答：未生之前但有一个理字。（没生下来时我在理气之中）《菜根谭》又问：既死之后有何景色？（死后我又是什么样子）朱子答：既死之后但有一个理字。（死后我在理气之中）这样说来，还可以问上一问。
王少农问：已生未死之际有何道理？（活着靠什么？或说，活着为什么）
朱子答：已生未死之际但有一个理字。（活着靠的是理，为的也是理）
这样看来，无论生前死后，甚至生没生下来，都只是一个理字。朱子说的理也就是太极，也就是阴阳，说穿了就是“需要”二字。为什么《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原来阴需要阳，阳需要阴，阴阳互相需要，并且还需要一条隔开阴阳的线，阴、阳、中线，是为阴阳两道三极。同样的，阴阳一理三气，这三气，《太平经》上称为阴气、阳气、中和气。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阴阳是两样，一提起阴阳二字，就应该晓得还有个统领阴阳的中和气，说形象点，就是阴阳鱼中间那条S线，没这条S线，太极图就散了。道为三。庞朴先生推崇的明代理学家方以智在其著作《东西均》中说：“均于东西赤白二丸。”赤白二丸指红日明月，全句的意思是天道平衡，日月轮流着来，这就叫“均”。“均”原义指泥瓦匠做瓦时转动泥坯的转轮，古人从这个做瓦的转轮悟出宇宙也在转运之中，故有均天之说。
需要生出存在。不需要就不存在。
怎样才是真正的需要？那就要合于先天之理。
怎样发现先天之理？就是与自己寂然相对，反观自身。曾子说“三省吾身”，他真正要说的并非“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他只想说一句：“吾心不诚乎？”诚则为人，不诚则非人。
一个诚字，尽释人生。
真诚与自己面对，不得不承认父母并非一个人的源头，生儿育女也不是想生就生，必有背后深刻的原因。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人变成人。代入等式：
父=阳气
母=阴气
道=中和之气
这中和之气使父母成为父母，使人生出人。之所以生育繁衍，是因为那股气有个特点：它必须经过生命的管道，才能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无形之气需要有形之人接力，这生命的管道是众生之门，老子把它称作“玄牝”。
人一动心就有了欲。欲分两种，一种是俗欲、后天之欲，是浅欲、不能长久从而也是不能实现之欲；另一种是真正的人欲、先天之欲，是深欲、可以长久从而也必能实现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