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用六十多年时间，走了西方大国工业化二百多年的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内生产总值只有466亿元，1978年提高到3650.2亿元，29年增长6.83倍。这一时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经济停滞不前。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看，1952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1978年反而下降为5.0%；1948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排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却是排倒数第2位；人均GDP水平按当时官方高估的汇率计算，也只有224.9美元，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从人民生活水平看，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减少4斤；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
1978年的改革开放，各项灵活的政策为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99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2.72万亿元，比之1978年的3650.2亿元，14年增长6.45倍。
中国经济真正的超常增长，是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的。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41万亿元，比之1992年的2.72万亿元，24年增长26.36倍。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统计局每年实际增长率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62%，同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年均增长3%—5%相比，中国约有4%—5%的超常增长。假如在过去24年中，中国像一般发达国家那样选择常规市场的均衡经济增长路径，那就会失去每年至少4%的超额增长，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就不会是74.41万亿人民币，而会是不到当年GDP总量的一半，即在37万亿左右。
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关键更在于挑战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传统，是强势政府驾驭资本，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超常增长的起源，还是要从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启动了驾驭资本的钥匙说起。
一、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
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最初只有一个先是“有计划商品经济”，后来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真正的实践，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难题，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为纲”的长期熏陶下难以自拔，不但讳言资本，而且长期不敢言富。扭转乾坤的，是邓小平“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启动了驾驭资本的钥匙。
新中国成立是1949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是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民族解放战争阶段，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只不过领导它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共产党；革命的目标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1945年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曾经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即使在1953年的《毛泽东选集》中编入此文时修改为“必要的发展”，那也总是要允许发展的。这一正确、伟大而又英明的论断，曾经吸引了相当多的开明资本家参加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直到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仍然是说，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是在遥远的将来”。应该说，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工作的谨慎和城市政策的正确，才赢得了1953—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但是，毛主席的阶级政策，一向是“亲贫远富”。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土改，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均贫富；城市职工低工资，提倡“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谁也不敢讲劳动致富。1952年，刘少奇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遭到了毛主席的批判，这已经是初露“仇富”的端倪；1953年农业合作化时，仍然是提“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问题是1954年，毛主席“按照新的情况”重新作了阶级分析，说是要“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1]，由此改提“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口号，并且固执地把不同意这一主张的邓子恢批判为右倾，迫使邓子恢作了检讨。这就不仅仅是“亲贫远富”，而且是不允许有新的“劳动致富”了。所以十年后的四清运动是提“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是“在农村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领导一切”。城市工商业，最初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同纲领号召下的“多种所有制共存”，1956年变为敲锣打鼓“全面公私合营”，提倡给资本家分红；“文革”时却鼓吹取消定息，反对剥削，史无前例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
“文革”后期，更是从“亲贫远富”发展到公开“仇富”，人们高呼“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主席时刻担心市场经济的小生产自发势力会使中国沾染上修正主义。他常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对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市都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乃至反对资产阶级的法权，废除八级工资制；认为“我国现在实行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等等”都“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时刻担心“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而“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不但带来了贫穷，而且使中国的短缺经济更加短缺，商品供应极其匮乏。到了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煤、油、糖、布、肉、蛋、卷烟，春节的花生、瓜子，直至青年人结婚的床、柜、桌、椅、暖瓶和“三五牌”闹钟，无不凭证供应。我们能够用以自我宽慰和解嘲的，却是斯大林的一个权威性的说法，认为生产的增长落后于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对长时期的贫穷和消费不足虽手足无措，却安于靠发票证和排队来抑制消费。从根本上说，共产党在革命时的口号一直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并没有昭示革命胜利后要让无产者也能成为有产者；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一直实行“仇富”的金融管制，认定一切金融活动都同孳生资本有关，一切金融活动只能由国家垄断，不能让民间染指。
1949—1978年这29年，即通称为计划经济的30年，尽管也有不少挫折，但是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毕竟增强了国力，是用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领导人建立的功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艰苦条件下，为后世子孙作出巨大的贡献。
十年“文革”，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城乡劳动者一贫如洗。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有6万多人经宝安县偷渡逃入香港，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那时逃港的民众道出了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1977年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广东逃港事件”汇报时，一直脸色凝重。突然，他插了一句话：“看来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
面对上述平均主义旧体制旧理论的枷锁和“厌资”“仇富”思想的束缚，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登高一呼，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大声疾呼，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确实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这就是后来邓公反复阐释的“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大理论。正是这个允许“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改革开放中一切致力于勤劳致富的劳动者启动了重新认识资本的钥匙，使我们走出了贫穷、短缺和匮乏。而邓公后来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正是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活的现实终于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经过30年的计划经济，我们并没有“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我们仍然处于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过的那个应当容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不过，人们没有沿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提法，而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了一个新的提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个新提法，为以后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留出了广阔的空间。
1979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接着，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阐述。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更是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观点。这些都是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的具体化，邓小平对中国未来的这些构想，影响了无数普通中国人的命运。
人的生活总是需要比较。十年“文革”把劳动者逼得一贫如洗，而1978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这个“先富起来”的大政策，让广大劳动者敢于打破一切平均主义和“厌资”“仇富”旧体制旧理论的思想禁锢，由此人们才又重新认识到，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积累。资本与劳动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允许人们“先富起来”，就得允许人们积累资本、驾驭资本，允许人们用最少的自有资本控制和驾驭更多的社会资本。
正因为启动了千家万户城乡劳动者重新认识资本的钥匙，这才有了1979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这是让农村的土地从集体资本的捆绑中又还原为个人和家庭的自由资本。而1979年知青返城大潮催生了中国城市初始的个体私营经济，让城市居民在走投无路中认识到这些修车、修鞋、补锅、照相、缝衣、开小吃摊铺……正是养家活口不可缺少的原始资本。固然，这一工一农都是恢复了“小生产”。确实，正如毛主席时刻担心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是一贫如洗的千家万户的城乡劳动者，如果没有原始资本，没有这个初始的“小生产”，就不可能解决温饱，更不可能像中产阶级一样富裕起来，又何从谈论社会主义？！何从谈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上去！
后面，接踵而来的，是80年代允许技术入股；90年代对管理者实施股权激励，这是承认技术和管理都是资本。1990年股市开张，劳动者可以购买股票成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有产者”；而1998年改革“福利分房”，实现“居者有其屋”，劳动者更是第一次成为拥有不动产的有产者。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明确把“资本”作为一项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并且明确宣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2007年中共十七大更明确宣布“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劳动者告别“无产者”，步入资本的殿堂，一步步地迈入了“让劳动者成为有产者”的社会。
二、习近平推进“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
中共十八大以后不久，2012年12月24日，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何谓中国梦？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着，习近平把实现“中国梦”同“两个一百年”联系起来。
习近平同志说，“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这里说得很清楚，中国梦，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是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是在2049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毫无疑问，习近平的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这个梦想，凝聚和寄托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屈辱的几代中国人的一种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
在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和发展中大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在2013年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要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共十八大精神上来，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共十八大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部署，赋予人民政协更重大的责任、更光荣的使命。习近平富有诗意地表示：“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为了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
“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是习近平2014年年底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习近平任十八大报告起草小组组长时，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对于十七大报告，这次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丰富了“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发展偏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不够。这有国情因素，也有发展阶段因素，但作为一个地方治理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习近平深知人们的幸福感与生态环境的关联性越来越高。如果没有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即使国家发展起来了，老百姓也会抱怨。一个醒目的现象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破坏更加难以容忍，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提出“五位一体”，可谓敬畏民意，顺应民心，顺应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
习近平十八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增强政治定力，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此外，习近平还在2014年“两会”期间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领导干部“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突出三“严”三“实”，贯穿了习近平三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一阶一阶晋升的政治领导人，在十七大时就开始分管党建工作，深知地方治理需务实为重，治党要严字当头。反观这些年在反腐中落马的官员，几乎无一不是在“三严三实”上疏忽大意，以致锒铛入狱，追悔莫及。
行胜于言。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发展的新思想新论述引领下，2016年年初，中国出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强调要牢固树立和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说到底，我们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精髓，就是这五大发展理念。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光辉的历程。1949年全国解放，毛主席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率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经过29年的艰苦奋斗，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接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超常增长，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以来，中国又面临新的历史转折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在未来40年即建国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彻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来说，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三、重新认识资本与拨乱反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资本的认识有一个较长的扭曲过程。大体上，有20多年近30年取消商业信用，有40多年不允许计算复利、不允许资本流通和产权流动，有40多年讳言资本，把资本改称为资金、基金，有50多年不允许开放企业票据，等等，严重的时候甚至对僵化的理念近乎迷信，乃至导致了一个时期经济生活的扭曲、失衡和倒退。
中国从讳言资本到重新认识资本，经历了40多年近50年即大约半个世纪的摸索，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由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由重新认识资本进而因势利导地驾驭资本，使得在讳言资本的状态下闭塞了四十多年的中国人民一旦觉醒便奋起直追，因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内走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经历几百年的路，成为撬动中国崛起的一个杠杆，取得了四两拨千斤的奇效。这个驾驭资本，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曲折实践中，无师自通而又百折不挠地摸索得来的神来之笔，是一条重要经验。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人很难想象，计划经济的30年为什么会荒谬到讳言资本？其实，不仅是讳言资本，而且是反对资本，否认社会主义的资本存在，否定商业信用和否定流通！
回顾中国从讳言资本到重新认识资本的历程：
（一）中国计划经济的讳言资本，在理论上是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无奈。
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写给路·库格曼的信）。由此，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认定，社会主义一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当一反资本主义之道，善于根据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因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设想，“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家要把整个社会视同一个工厂、一个管理处一样，施行其管理”。
问题是，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投资兴办了全社会各个部门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开启了国有经济的新时代，但是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里，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是从属于国有部门的一个按国家计划指令从事产品生产的生产单位，事实上计划经济并不顺利。
首先，计划经济并不是像社会主义理论常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斯大林就说过：“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国家计委想当然地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投资在行业、部门、地区间创造了一个所谓“基数法”、“水平法”来进行分配，以为在经济增长中，各行业的生产和投资都是等比例增长的。这是不对的。我在1989年就做过研究并得出结论：“各个产业的投资再生产，从来不是等比例发展的。这也是投资运动的一个规律。”而且，我发现马克思从来就认为各个产业的投资再生产并不是等比例发展的。马克思指出过，机器制造业和使用机器的工业，在再生产中有其必然的联系，但其作用却是显著地不相同。因而“即使在这个生产领域（指机器制造业——笔者）中投入的资本只是进行再生产，其他生产领域就必须不断进行积累。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机器制造业进行简单再生产，其他生产领域的不断积累才能不断在市场上现成地找到自己的要素之一”[2]。
我在1989年曾经举例分析，电站设备的生产厂与使用电站设备的电站之间的投资就不可能是“等比例”地发展的。假定一个动力设备厂的生产能力是年产4台1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电站设备，设备的使用寿命（即更新期）为10年；又假定社会一年需要40万千瓦、4台10万千瓦的电站已能满足全社会的电力需要；那么，即使这个电站设备厂每年只是简单再生产，它所提供的4台10万千瓦电站设备也会迫使社会每年增加40万千瓦扩建电站投资。也就是说，在第一个40万千瓦电站的寿命尚未终结还不需要更新之前的10年之内，全社会就须增加400万千瓦扩建电站的投资，否则就不能保证这座动力设备厂的简单再生产，更不用说“等比例”地扩大再生产了。这个例子说明，机械工业即使只进行简单再生产，也会经常出现机器产品的生产过剩；而如果盲目地把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资本，那就是直接制造危机了[3]。
其次，国家计委怎么可能闭门造车地筹划上千万成亿种的原材料调拨以及产品的生产与分配，这简直是一个非常荒谬离奇的天才的幻想，然而它却得到斯大林、毛泽东和一整个时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其中也包括笔者在内）六十多年的非常认真的荒唐实践。
第三，国家计委怎么去克服自身的知识缺陷和偏见，而能保证经济运行的正确和万无一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国家计委就一度把汽车作为高耗能产品而限制其发展。
尽管如此，计划经济的最大长处是能够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来发展经济。有资料说，“一战”前的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人均国民收入只有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1928—1937年，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在10年内走完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并据此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在战后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当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美国的80%，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所以，从人类历史来说，计划经济毕竟是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一次伟大试验。
（二）计划经济在讳言资本、否定商业信用和否定流通方面，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困惑。
一是混淆资本和资金的概念，不去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金，否认社会主义的资本存在。计划经济的僵化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剥削，当然也不存在剥削剩余劳动的资本。所以把企业的资本称作法定基金，或者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它对应于国家对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拨款和铺底流动资金的拨款。这些基金，是社会用于发展生产流通的必需的生产资料，以此区别于资本家用于剥削的资本。在财务会计的表述上，把企业的资本一律称作资金，又不去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金，以为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文化大革命”期间讳言资产和负债，把资产负债表改称财务报表，资产负债改称收方和付方。由此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在资本和资金问题认识上的简单化，其结果，计划经济时代的30年，因为讳言资本，企业和财金官员只强调“保证资金的完整无缺”，讳言增殖；又因为否定资本，不去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金，计划经济的30年，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投资饥渴，预算拨款过度，财政负担过重。改革开放后十多年，又只谈负债经营，不谈自有资本，导致债本错位，酿成了企业的全面过度负债。
二是排斥商品交换，否定流通，否定商业信用，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列宁就设想，“国家要把整个社会视同一个工厂、一个管理处一样，施行其管理”。因而否认企业的独立性，认为企业只是国有部门下属的一个按国家计划指令从事产品生产的生产单位，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需要的劳动力，由国家分配；生产经营需要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以及生产的产品，一律按国家计划调拨；国家财政对企业的一切收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集中管理：企业的利润以及提存的折旧基金一律上缴财政，需要的基本建设投资、铺底流动资金（指新建企业投入生产时所需的第一套工具、卡具、模具和备品备件以及一部分低值易耗品等的购置费用）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一律上报计划，由财政拨款。正因为这样，计划经济的僵化理论否定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认为全民所有制生产的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只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产品，像斯大林说的，已经“失去商品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商品的外壳”[4]；认为只是在两种公有制之间以及对外贸易领域，才存在着商品和商品交换。由此，计划经济只允许有限的流通，平时只有消费资料即消费品作为商品可以流通。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是产品，只能有计划地调拨，不存在计划之外的流通。技术由国家垄断，当然不需要流通；劳动力受城乡阻隔，不能自由流动。资金，是只有上级部门对下属企事业单位的拨款和企事业单位对上级部门（包括财税部门）的缴款，不存在横向之间的流通。至于投资，即资本的配置，更是只能受计划调节，不存在也不允许流通。
同时，计划经济的理论否定商业信用。因为马克思说过“商业信用是资本家相互给予的信用”，既然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家，当然也不存在资本家相互给予的商业信用。何况斯大林认为，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只有产品，没有商品，当然也不存在商业信用。所以计划经济的30年取消一切赊销和预付，倡导“银货两清”的原则，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以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不允许有横向经济往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取消一切“迂回曲折的计算”，进入斯大林的“产品经济”。但是过早地否定信用，也就否定了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合理的赊销和预付，以及票据和清算，导致信用经济上的倒退，并导致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三角债”。
三是认为社会长期占用的资金，只能动用新增国民收入即财政收入；银行信贷只能用于短期用途，不能用于基本建设一类的长期性投资。因而规定社会长期占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动用财政拨款，不能使用银行贷款。由此，“长短期资金划清界限、财政银行分口管理”成为金科玉律，并塑造了一个企业依赖财政、负债率只有20%、30年难以自拔的“大财政、小银行”的畸形格局。
四是不允许产权流动，认为商品转让和流动只能是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事情，允许国有产权的流动，岂非必然要导致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懂得资产只有流动和利用才能创造价值，不流动即呆滞是创造不了价值的。由于产权不流动，企业只能生，不能死；只有开张，没有倒闭；优不能胜，劣不能汰；只有增量调节，没有存量调节，就造成了巨额资产存量的凝固化即呆滞，优势企业不能兼并扩张，劣势企业不能破产重组（《企业破产法》于1986年12月公布试行）。所以说“产权不流动”的观点违背了常识，它在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反动。
这一期间，企业无缘驾驭资本。只有中央政府能够驾驭资本，由于讳言资本，只称为集中使用资金。诸如“一五”时期以156个重大项目的建设为中心；60年代调整时期强调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然后安排扩大再生产；“二五”时期工业企业试办托拉斯；1972年周总理主导的“四三”引进方案；1956年和1978年陈云同志两次强调“国力论”，等等，其实都是卓有成效地驾驭资本，但当时只称作集中使用财力和物力，并把它概括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
（三）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回归市场经济，思想大解放，从承认资本到学会驾驭资本。
1978年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经历了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摸索，从重新认识资本到学习驾驭资本。这实际上是对违反客观经济运动规律的逆反，把被颠倒了的事物重新颠倒过来。
一是1979年“拨款改贷款”试点，银行突破了不能利用存款发放固定资产贷款的禁锢，逐渐掀起了存款大战和贷款方面“四龙喷水”的竞争。企业也从无偿使用拨款转到贷款的有偿使用和还本付息，开始承认利息是资金的价格，懂得要以银行的利率作为机会成本来实现更多的盈利。地方政府也在计划之外尝到了从银行贷款方面取得扩大投资规模的甜头。从此，政府走出了持续30年的“大财政、小银行”，转到“建设靠银行”。企业和财金官员也从只讲“保证资金的完整无缺”，转向追求“资本的保值增殖”。但是真理走过了一步，变成了荒谬。“拨改贷”的债本错位也给国有企业留下全面过度负债的后遗症，为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二是1979年开放了商业信用，提倡部门间、地区间的横向经济往来。后来开放了企业的银行承兑汇票，却又不允许企业签发商业本票。那时有个僵化理论，认为票据等同于货币，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发行货币，企业之间不允许发行商业本票。连食堂的饭票都要印上“不许流通”。
三是长期来把复利看成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驴打滚”的重利盘剥，规定银行对存贷款只计算单利，不计算复利；学校教育也不教复利。复利几乎成了“罪恶”的同义语。1978年改革开放，人民银行不敢解除思想桎梏，犹豫了10年，直到1990年才规定“金融机构给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按季结息，可以计收复利”。不计复利，你怎么去追求利润最大化？
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放了各种市场。1980年开放了外汇调剂市场。1984年开始试办同业拆借业务；在1986年的广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又正式开放和发展同业拆借市场。银行虽然不计算复利，却逐渐懂得了“折现”和“套现”、“升水”和“贴水”。这些，都为利率市场作了铺垫。
四是在40年讳言资本之后，重新确立资本的法律地位。1992年财政部颁发《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确认了区分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的管理原则，继而是1993—1996年在投资体制改革方面酝酿建立资本金制度；1996年国务院决定，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
五是债券股票市场突围。改革开放后，先是恢复发行国库券，但最初的10年，不允许国库券转让和流通。财金当局有个保守认识，以为居民购买国库券就是以资金支持国家建设的一种承诺，如果又要转让，岂非对“支持国家建设”的背信？如果允许流通，岂非“一女二嫁”？由于国库券不许转让和流通，新债发行任务很难完成，又引发了民间的私下贬值转让和投机。一直到1988年才开放了国库券流通的试点，这才认识到证券市场具有价值发现的功能。
与此同时，企业自发的债券集资，到1986年底累计约100亿元。1987年3月《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到1988年末，各种证券累计已从上年的645亿元增加到1100亿元左右。国家计委批准的全国发行债券的规模，1991年、1992年分别为250亿元和350亿元，实际大大超过。
后来，企业合股投资兴建项目屡有发生，各地自发地搞了许多股份制试验，国家也出台了试行合资建设的办法。1980年烟台电厂试行股份制集资，1985—1987年，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即后来的“深宝安”）、北京天桥商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飞乐音响”）和深圳发展银行都先后发行了股票，开始了股份制的试验。一些地方中小国有企业也发行股票，进行股份制试点。
为了应对直接融资需求的增长，1988年中南海召开了证券市场问题汇报会，后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成立了现在通称为“联办”的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1990年5月，朱镕基主政上海时，召开了证券国际研讨会，1990年上海和深圳开放股票市场试点，从此债券和股票都有了正式流通市场。这时的沪深股市是小企业当道，不少大企业如中信和首钢为追求扩张外汇资本到香港借壳上市，也由此突出了从资本市场“圈钱”即“资本化”的开发资本的新机制。
这一时期，企业债券有两大扭曲。一是1997年中央银行为了防范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责令银行另辟银行间债券交易市场，直到2010年银行才又重新获准进入交易所债市，这当中有14年的债市分割。二是企业债券要由发改委审批，《票据法》又不许企业发行本票。直到2005年，央行允许企业发行“短券”和“中票”，才绕开了这两大障碍，给债券市场增添了活力。
六是企业产权转让的曲折。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产权一直不许转让和流动，陷入了国有企业只能开张、不能倒闭的困境。1990年，我到美国、加拿大考察投资银行和企业兼并，回国后力推企业兼并和优化资源配置，直到1992年向市场经济转轨，仍然迟迟不能开展。1995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确立了存量资产流动与重组的方针，仍然遭到僵化思想的阻挠。直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组建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和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才解除了禁锢。
七是1998年全面推行“债转股”，不但解除了企业的过度负债，而且化腐朽为神奇，给本来是背负4600亿元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一下子变债为本，增加了4600亿元的承债能力，由此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增加了40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需求，成为缓解通货紧缩的生力军。
八是经历了15年国有股和流通股股权分置的无奈。股市试点初期，僵化的理论担心国有股流通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而才想出这个国有股存量资本暂时不许流通、只允许以增量资本发行股票和流通的“缓兵之计”，想用“国有股和流通股股权分置”换取股市的试点，这是改革初期面对阻力的一种无奈。没有想到这一缓就是15年，直到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才有了一个全流通的市场。而这15年内不许流通的国有股“存量”只能以低价协议转让造成了国有资产的真正损失，而且助长了15年股市的不公平运作。应该说，这也是为改革付出的一种代价。
九是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风波”给金融界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由此长期不敢开放金融期货。但是正如莫顿说的“不做期货是最大的冒险”。而金融期货提供了新的管理汇率、利率和股票投资风险的手段。中国股市自1990年开放以来，过去多少年人们说的“单边市”、“牛短熊长”等，正因为没有金融期货这样的衍生工具，实际上是鼓励所有要想获利的投资者一个劲儿地把市场推高，任随风险在敞口。直到2010年4月推出股指期货之后，有了金融期货，可以锁定风险，形成制衡力量，相对来说就有了比较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十是改革开放后，体制外的驾驭资本有一个杰作，就是“绕规模贷款”。1989年治理整顿中，30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用短期拆借资金来支持长期投资，是这种绕规模贷款的一个雏形。1993年朱镕基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制止乱集资以后，在江苏、浙江一些市场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金融意识又较浓的城市，银行靠非国有经济和市场增加的存款较多，地方的民营企业贷款需求旺盛，而上面给的贷款限额规模较紧。这时，一些存差大的银行，通常是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把资金拆借给县市财政部门的附属公司，再由它们委托银行发放贷款给企业。或者由存款客户同银行和贷款客户签订一个三方委托协议。银行的杰作，就是以假拆借、假委托、假规模、假贷款等办法，绕过贷款限额规模发放贷款，变相地支持了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此外，新旧世纪之交，在中央银行严禁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和严禁非法集资的禁令之下，民间的私募基金打着“代人理财”的口号，一下子冒出了几千家公司，聚集了几千亿资金，夏斌估计有7000亿元，王国刚估计有8000—9000亿元，成为体制外驾驭资本上打“擦边球”的一个创举。
上述种种，要在资本问题上，把被颠倒了的事物重新颠倒过来，确实并非一蹴即就。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重新颠倒，我们在驾驭资本方面才能有一个正确的起点。而且正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有30年对讳言资本的抑制，改革开放后重新认识了资本，这才有了这三十多年政府、企业一齐忙于引进资本和扩张资本的驾驭资本的活动，推动了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
四、驾驭资本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
驾驭资本，并不神秘。它事实上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效率与扩张，是产业资本的特性，也就构成了对驾驭资本的基本要求。
微观上，企业对驾驭资本的要求，大体上包括资本的配置、筹措、使用、集中和流通五个方面。驾驭资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的配置更合理、更优化，使资本的筹集更便捷、更低廉，使资本的使用更充分、更有效率，使资本存量的流动更快、更好，使资本集中的规模更具有垄断性和竞争力。而且资本的扩张永无止境，它追求用最少的资本发挥最大的效益，乃至要用最少的自有资本控制更多的社会资本。由此，又借助于信用，发展到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进而发展到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并借助“资本化”进行资本运营，把具有未来收入的资产在资本市场上“开发”资本。1990年，中国开放了股票市场。当然，资本市场并不能“点石成金”，但它的确具有了一种“资本化”，即从市场上“开发资本”的机制，为企业在微观上驾驭更多的社会资本提供了机会。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认社会主义企业要“以资本为纽带”、“放大资本的作用”以及“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驾驭资本和资本运营正式提出了要求。
企业驾驭资本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融资。企业融资，应当区分资本性融资和短期借入资本的融资。关键是如何从社会资本聚集更多的企业自有资本。资本性融资，离不开资本市场。银行的间接金融是聚集一切分散闲置的间歇资金，集中贷放给需要资本的企业，是偏重于短期借入资本的融资；相对来说，资本市场的直接金融，更适合于资本性融资。因为，资本市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能使各种零星分散的资金转化为巨额集中的资金；二是它通过不同投资者在各种长期证券上的不断转手，能够把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金。但是，资本市场的更加突出的功能，是使一切投资者可以按照钱能生钱、风险和收益相对应的原则，拥有一个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场所。正是这一点，成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动力。事实上，企业微观上的驾驭资本，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更多的社会资本，如何让资本在实体经济的运营中获得更多的增殖，从而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在宏观上，社会对驾驭资本的要求是优化资源配置。社会必须通过市场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地积累资本、集中资本和合理地重组资本的机制，从而把社会上的一切资本（包括闲置资金和间歇资金）运用得更加充分和更加有效率。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服务需求的扩大，社会需要创造条件，形成一个既包括银行、信托、证券和保险在内的金融业，也包括资金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各种衍生金融商品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还包括股票场外交易、地方性中小企业股权交易市场、二板市场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由此发展成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以便为实体经济的资本性融资提供各种品类齐全、功能各异的交易场所和金融服务。正是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就在实体经济之外发展出一个庞大的虚拟经济，这是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从全社会来说，也必须通过虚拟经济的发展，才能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等公共事业方面，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一方面，要针对资本的贪婪，限制其有可能侵害居民和工人权益的负面作用。政府可以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规定工人有自主成立工会的权利。所以计划经济时代才对私有资本要进行限制、利用和改造。这既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也是为建立一种更加和谐的劳资关系，创造更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对经济金融和市场实行监管，既是对资本追逐利润的盲目性进行适当的引导，实际上也是起一种保护投资者的作用。
最后要说明，通常我们说的驾驭资本，是指在经济领域（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以直接或间接的方法对资本的引导、调节、掌控、运营、驾驭，既包括实体经济里对资本的驾驭和引导，也包括资本市场上企业的资本运营。关于资本运营，在第六章将有专门评述。
五、小康时期在宏观上的驾驭资本必须告别“穷管”
2000年我国进入小康。还在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就告诫我们：“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话不多，非常精辟。
小康时代的宏观管理，其实涵盖投资和分配两个方面。关于投资，我在《资本是个好东西》一书已经有过论述，主要是在短缺时期，必须致力于控制投资，力求使投资规模同温饱时期短缺的国力相适应；而在小康时期，居民有旺盛的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则应告别“穷管”，使投资规模同已经增长了的国力相适应。现在要着重谈谈分配和消费领域更新观念、告别穷管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适应短缺时期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实行一种低工资加部分福利供给制，在1958年以后还有过20年的冻结工资水平，这既是因循于计划经济的一种低标准加平均主义，即属于“穷管”的分配制度，也是为了压缩消费以增加积累。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水平逐年提高。80年代初，经济理论界开展了一次生产目的性的讨论，开始认识并着手纠正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所谓“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错误，提出一系列措施，要求压积累，上消费。
在80年代上半期，政府先后5次为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增加了工资，对企业恢复了奖金和计件工资制度。少数企业还试行浮动工资、自费浮动升级等办法，但总体上低工资的态势变化不大。以1985年为例，大体上，一年的实际消费支出在3000亿元。由工资加其他货币收入总额即通常所谓的“消费基金”支付的，在1500—1800亿元，仅为消费需求的50%—60%；其余40%—50%，则是由住房、医疗、文化教育等投资以福利供给制方式实现的。这一低工资加部分福利供给制的分配方式，仍然是因循于短缺时期“穷管”的政策思路：工资部分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低工资，福利供给制部分，更是低标准加平均主义的按“需”供给，如住房是按家庭人口分配。只有奖金津贴等货帀收入，稍许体现了市场经济“按劳分配”的影子。但是，在1982年和1984年，由于工资奖金增长过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又出现了两次投资规模膨胀。当时经济界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是科尔芮的投资饥渴和消费饥渴。人们认为中国的投资规模膨胀即投资饥渴症，是根源于软预算约束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而在“六五”计划（1981—1985年）时期的压积累上消费之后，又出现了非生产性建设投资膨胀：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42%，比起1952—1980年28年的平均水平21%提高一倍。这显然不能完全从投资饥渴症来解释。
1988年，我对分配方式和总需求膨胀专门做了一次研究。我发现低工资供给制，具有一种既刺激工资奖金等消费基金和消费需求膨胀、又刺激非生产性投资膨胀的特殊扩张机制，是用巨额投资谋求提高各种供给待遇以转化为消费。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新厂长上任有两个刚性指标，奖金不得少于前任，住宅建设面积不得低于前任。正是这种双重扩张机制的真实写照。尤其是企业放权让利以后，一些包干结余富裕的企事业单位就从住房和集体福利设施上大开口子，以“弹性福利”来对付“刚性工资”，由此助长了“六五”期间的投资膨胀尤其是非生产性投资膨胀。这实际上反映出市场竞争形势下的企业和职工对于低工资加部分福利供给制分配方式的不满、抵制、突破的尝试。由此，增加工资，增加供给，增加补贴，增加投资，形成了低工资供给制分配方式特有的扩张机制的“四重奏”。结果既扩张了消费基金，又扩张了投资。随着1992年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和整个社会走向小康，这种低工资加部分福利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就显得同整个经济形势越来越格格不入。
因此，在整个社会走向小康，在职工收入分配制度和消费供给制度方面，也有一个如何更新观念告别穷管的配套改革问题。如何适时地改革这种低工资加部分福利供给制的分配方式，既需要考虑国力，更需要考虑企业的财力，还要考虑改革的时机。最早，中央全会和人大会议寄望于汽车的消费，连续在“七五”、“八五”以及“九五”规划和2010年发展目标纲要中，都把汽车列为支柱产业。但是，消费能力达不到，就是成不了支柱产业。1998年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住房能不能成为支柱产业。问题在于，1998年以前，住房是职工福利。“住房等分配”，职工从来不需要贷款买房，也不敢想象会把住房变为个人财富，而国家却背负着永远还不清的对职工住房欠账的沉重包袱。事实上，中国1978年就在西安进行住房改革试点，想把住房卖给个人；1980年建设银行就尝试住房贷款的试点，一直都未能推开，原因就是有福利分房使住房不能变成商品。
怎么把整个棋局搞活？1997年11月，中国酝酿启动内需缓解通缩。学术界认为，应该把住宅当作启动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当时朱镕基到深圳调研，想听听万科董事长王石的看法。王石的回答出乎朱镕基的意料：“我不认为2—3年内住宅行业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理由是住宅中的商品房比例只占30%多，60%以上是福利房，这是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障碍。1998年朱镕基下决心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停止了住房分配，把现有公房出售给职工，同时让“房改房”上市交易。从此启动了职工购房需求，推动了住房按揭贷款，中国终于结束了近5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实现了个人家庭住房的市场化，中国劳动者终于第一次拥有了住房不动产而成为有产者。
事实上，低工资加供给制的分配时期，职工的工资成本并不真实。许多福利供给的支出，包括医疗支出、住房支出以及养老支出，都没有在工资中反映，而是反映在企业其他成本里；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福利分房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相机进行了工资、医疗、教育等体制的配套改革，并推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改革，工资成本才进一步真实化。
但是，正因为在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领域有了不同于过去困难时期穷管的宏观管理的改革，却把原来被低工资加部分福利供给制束缚住了的职工个人投资和消费的多方面需求一下子都激发、释放了出来，不但把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由企事业单位集团消费的以低标准开支的，职工对于医疗、教育、住房等的支出导向了个人消费，并且突破了低标准，出现了多方面的消费需求，而且把住房、医疗、教育等原来由企事业单位的投资导向了民间投资和个人投资（如住房），还要考虑从多方面吸引社会投资和消费。由此，既启动了超出原来想象的消费规模，也启动了超出原来想象的巨大的投资规模，这确实是小康时期驾驭资本的一个突出成就。
六、中国的强势政府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超常增长，难以回避的是一个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是“小政府”。形象一点说，西方国家是“加法”，先是任由市场经济的自发发展和竞争，直到市场失灵了，才“加”进了政府干预。西方是先有市，后乃有城。政府“只能管理、不应参与经济”，政府也画地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西方通常以“弥补市场失灵”来界定政府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不同。共产党早期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全能政府统管一切，而且是否定商品、否定市场的。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是以苏联为师，是从列宁的把整个社会视同一个工厂、一个管理处一样施行其管理；到斯大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产品经济、取消市场、不承认国有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后来是陈云同志容许某种程度的市场，即“大计划、小自由”；到改革开放初期，则称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行，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手段；然后才有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二十多年的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在列强环伺下，从容应对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成功地运用强势政府，集中国家财力发展了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领域；又通过股份制改造，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改革和发展了国有经济；抓大放小，从无到有地扶植非公有制经济；成功地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外来资本发展城市经济，都是强势政府驾驭资本推动市场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是“减法”，是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不断给市场“让”地盘。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才放开市场，让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并不断给非公有经济让出阵地，政退才有市（场）进。所以，尽管我们说是强势政府，相对于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政府的势头事实上一直在大幅度减弱。这就是这一时期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小政府+大市场”的经典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不同于那种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更不同于后来兴起的极力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和国家干预最小化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经济。对应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小政府”，相对来说，中国则是强势政府，而且是挑战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传统，是以强势政府强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那种常规的政府加市场的两层结构。所谓中国特色，是三层结构，是在中央政府（调控主体）和企业（发展主体）之外，多了一个在行为上都已经公司化了的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其实，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奇迹，很大部分正是出自这个“三层结构”，特别是这个竞争性的“公司化”了的地方政府驾驭城市资本引导产业资本发展城市经济的创造。史正富教授分析中国超常增长的时候，把这个三层结构，用理论的语言称为“三维市场经济”，认为是“由此产生了一个此前在经济学和西方市场经济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内容”。但是我仍然愿意称之为三层结构，似乎更直朴一些。对此，我们在第三章还要详细评述。
中国的强势政府强在什么地方？中国的中央政府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使命，明确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对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发挥一种创造条件、指引方向、民主监管、调节供求、保护竞争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也与西方国家不同，具有竞争性。这是朱镕基的创造，他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塑造了一个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扩大税源来实现增收的机制。由此，中国的地方政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政府，是中央政府管辖之下的政权层级的机构，受上级政府任命和领导；它同西方的地方政府一样，要处理许多公共事务，为解决就业改善民生服务。另一方面，它是像邵宁说的“已经公司化了”，但它又不是自己当老板，它是掌控城市资本驾驭外来资本，要千方百计吸引外来资本发展经济扩大税源来实现增收：“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这个竞争性的“公司化”了的地方政府，较之西方国家无为而治的地方政府，更是在布局经济、吸引外资、推动市场发展等方面起着一种能动的活跃的作用，成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主导因素。中国的强势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创造的奇迹，实际上是由中央政府、竞争性的企业和竞争性的“公司化”了的地方政府这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的强势政府，把抓经济建设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首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工作重点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开端，接着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加名正言顺。试想，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怎么去实现“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所以，我们不是简单地推崇强势政府，而是重视强势政府在强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是，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都是市场的功劳，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可能还会更好。特别是1988年，美国人福山把自由民主看作“历史的终结”，有些人对中国强势政府的攻讦更是不遗余力！不少人就是批评强势政府，批评这个“宏观调控下”，说它是半统制、半市场的畸形格局；或者质疑这是给“市场”设置了一个“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争论究竟是在政府的作用下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还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有人就严词批判“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总是担心会“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多次强调只能是“有限政府”。
理论争论必须尊重历史。回顾1992年中共十四大的历史背景，当时国际上苏东剧变，两极格局刚刚终结，美国霸权主义和美欧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招频出，“华盛顿共识”有关私有化的误导甚嚣尘上，俄罗斯休克疗法出现了市场无序；国内是经济过热，1992年出现了股票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金融秩序混乱，连续两年出现了高达13.2%和21.7%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作为中国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由于债本错位正陷入了全面过度负债的困境。1993年6月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主导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其首要任务就是治理通货膨胀，消除经济过热。一句话，就是治乱。没有一个强势政府，怎么治乱？！朱镕基在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之后，陆续抓了优化资本结构、增资减债、诸城小国企改制试验，然后抓大放小，才确立了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以及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大方向。设想，果真当时就放弃这个“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前提，实行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岂非与休克疗法沆瀣一气，只好任人宰割了？！如果不是完全自由化、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的梦呓，至少也是书生气十足！何况，改革开放后，如果没有强势政府驾驭资本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从哪里能获得超常的经济增长？我们怎么可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理论认识总是不断深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全会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为什么修改？习近平同志专门作过一次介绍。认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这次全会特别提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在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全会决定还对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特别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说明，强势政府和市场化并不都是对立的，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掌控城市资本吸引和驾驭产业资本，却出人意料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或者说，这正是政府发挥了一种强势推动市场化的作用，我称之为强势政府的主导作用。
强势政府有什么负面影响？我以为，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60年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和2.7亿农民工不能市民化，没有公平地对待8亿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还有追求经济业绩，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助长了污染，乃至区域分割，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
最后，必须强调指出，政府的强势并非一成不变的。政府在强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之后，要懂得退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的说法，就是“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是，中国的强势政府是从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演变过来的，它在干预经济方面，往往存在一种过度干预即所谓错位和越位或不懂得退场的毛病，这是中国的强势政府与生俱来的某种惰性，或者说是固有弱点。因此，我们在正视强势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这种惰性或固有弱点。我以为，正如西方在政府干预上往往有画地为牢过分犹豫的惰性一样，中国则往往有政府当家惯了、干预过多和不愿退场的惰性。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都必须克服各自的惰性。
七、强势政府站上了“历史的终结”的位置
谈论“强势政府”，不能忘记福山。
回溯1988年，苏东剧变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37岁的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他的“历史的终结”的命题而名噪一时，宣称自由民主制的诞生代表历史的终结。自此“民主”成为冷战后全球政治舞台上最突出的一面“圣旗”！西方人士攻讦中国是“极权专制”；中国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更是顶礼膜拜，借着这股“西风”，不遗余力地大肆攻讦中国的强势政府。恰恰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暴露出问题，由于数以亿计的人，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因而它总是会被怀有某种目的的人或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使得政府的政策被声称代表人民意志的有钱、有权或有影响力的集团轻而易举地所左右。
也正好是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的强势政府不但安全渡过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超越了亚洲四小龙，也克服了2008年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而且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福山面对中国的成功，也认为中国的强势政府克服了美国都克服不了的“权力分散相互制衡”，这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优势”，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速度与质量”。2014年9月福山出版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是他在三年前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下篇。最重要的是他改变了对“历史的终结”的看法。福山强调，成功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福山不但把他和他的老师亨廷顿一再强调的“小政府”换成了“强政府”，而且在三者的顺序上，首次承认“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最后这句尤其重要，它无异于承认民主化也要有赖于强势政府才能获得施行和避免失败，强势政府终于站上“历史的终结”的位置。
2015年1月28日，福山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举办的讲座上坦言，对“历史终结论”已经改观，他在2014年9月出版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即是对这一结论的修正。他阐述该书的核心论点称，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离不开三块基石：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责任制。国家能力是指政府保护人民与维护公众利益的能力，政府权力越大，国家能力就越强；法治与民主责任制则是制约政府权力的机制。接着福山认为，中国与美国分别处于这一政治秩序的两端，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能够有效快速地落实各种民生政策，但它缺乏法治和民主；而美国虽有法治和民主，但由于制衡体系过于庞杂繁复，“制衡效率太高”，导致联邦政府的施政能力低下。在这里，福山把国家能力摆在第一位，这仍是他承认“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的新主张的延续；至于他评论中国“缺乏法治和民主”，也是中肯的，确实中国还需要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正是在谆谆强调法治和民主。2015年4月，福山在清华大学演讲，他再次强调“国家能力—法治—民主”三位一体的社会秩序模型，指出只有三者间达成合适的相互制衡才能确保政治体系的良好运作，同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福山毕竟是一位有勇气的经济学家。他在新加坡演讲时还表示，当年提出“历史终结论”时，并不了解构建包含三大要素的政治秩序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创造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预测失当。这正好与那句“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相对应！福山此言，对于偏爱“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确实振聋发聩，石破天惊！这是值得国内那些主流经济学者做它十年八年的反躬自省的！
八、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一个驾驭资本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强调“不受管制的自由放任体制”，竭力回避政府的作用，只承认驾驭资本是企业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功能，从来不敢提出政府在宏观经济上也要驾驭资本。但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上，除了直接干预经济之外，更多的是运用税收、折旧费、委托租赁等一切经济杠杆，其实是用间接的方法驾驭资本，让资本按照政府意愿去运动。
1.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
最早是美国30年代“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用国家投资项目来刺激需求。1933—1937年，罗斯福通过财政赤字和国债，由政府直接投资120亿美元，进行大规模的水利造林、修路等公共建设工程，推行以工代赈，其中包括田纳西河大型水利电力工程。这是在私人投资萎缩的情况下，启动政府的投资需求，以国家投资代替私人投资，确实填补了资本形成机制上的空白；而政府救济和以工代赈，增加就业，增加购买力，则是直接启动消费需求。尽管当时称之为经济干预，其实也正是政府从宏观经济上对社会资本的一次成功驾驭。
2.倡行国家福利的“福利国家”
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战后西方国家民主和工人运动的兴起，加上苏联革命和工人执政的影响，迫使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的斗争。随着战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西方国家财力富裕，在经济干预方面，不但用投资于公共工程来启动需求；也倡行国家福利，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号称“福利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这一福利国家理念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的国家，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最典型的是北欧国家如瑞典，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缩小收入差别，壮大了中产阶级。由此，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演变到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扮演了关键角色，是国家在宏观层面驾驭了资本，从而保证了市场秩序。
3.美国倡行供给经济学时期的国家干预成就了里根供给经济学
20世纪70年代美国遭遇滞胀，当时的问题并非周期性的需求不足，而是高成本结构导致的供给不足。卡特总统沿袭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政策，不仅没有拉动经济，反而加剧了滞胀。里根接任总统后提出，“绝不能用征税的手段来管制经济或促进社会变革”。他的政府着手干预：首先放开政府的过度管制，接着降低税率，果断推行“30%减税计划”，以此构成了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核心要义，个人最高税从70%降为28%，企业所得税从46%降至33%。当然，减税存在着“时滞效应”：税率的下降立竿见影，但税基的扩大却需要时间来培育，因而导致短期内财政赤字扩大。但里根有着惊人的判断力和坚定的信念，在他1984年竞选连任时，经济已经触底反弹，最终迎来美国经济再度起飞；不仅成功挣脱滞胀，财政收入也从1980年5170亿美元升至1990年1.03万亿美元。后人评论认为，里根重新把美国经济塑造成一个企业和个人享有广泛经济自由、税率尽可能低的现代经济，由此奠定了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讲，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辉煌，正是里根经济学红利的涌现。
4.金融危机时期的国家干预
西方国家政府对资本的驾驭，在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可谓登峰造极。2007—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华尔街天崩地塌和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三大投资银行濒临覆灭的时候，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和美联储的本·伯南克果断地决定由美国政府出重手救援，“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保险巨头AIG（美国国际集团）和花旗集团都部分“国有化”，接着是美国银行并购了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变身为传统的银行。以致许多自由主义人士惊呼：美国实行了社会主义！《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更调侃地声称，现在美国与中国已经是“两国一制”（two countries，one system）！2009年12月的美国《时代》周刊，为此把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评为2009年年度人物，理由是他在应对金融危机上“富于创意的领导能力”。但我以为，本·伯南克的“富于创意的领导能力”，实际上正是一次对宏观经济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成功驾驭。
东亚国家在处理危机上也不乏成功驾驭资本的先例。在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韩国和印尼在被迫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要求实施严厉紧缩计划的同时，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自身的经济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三年左右就回到了正轨。相对而言，2012年欧元区对主权债务危机的处理很不得当。欧洲人对希腊和西班牙的危机没有应对急难的共识，而是各自为政，在一次次零敲碎打的纾困方案条款上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浪费了时间，这是最拙劣的驾驭资本的案例！这里最缺的，是要克林顿大喝一声：“笨蛋，问题还是经济！”
5.利用低折旧率或加速折旧调节税收和利润，间接地驾驭资本
西方国家发现固定资产折旧对于税收和利润可以起一种制衡的作用，所以很早就规定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实行低折旧率，折旧年限约为20—30年，可以保证国家获得稳定的税收，并用超过预期使用年限的服役，使企业赚取超额利润。后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出现了技术和设备提前淘汰的无形损耗，这种低折旧暴露出折旧年限长、折旧率低、风险过大的弊病。“二战”中，美国政府在1942年以“F公报”率先把军工企业的折旧年限，从20—30年缩短为5年，称为加速折旧，以此鼓励军事工业的投资和生产。但丢失的税收太多，所以不久又恢复了低折旧率。“二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萧条，联邦德国、日本、法国考虑到低折旧率不能补偿设备提前淘汰的无形损耗，不利于恢复战争创伤，也先后推行加速折旧，用少收税来刺激设备投资，由此增加了机械、钢铁等工业的订货，产生“乘数效应”，在振兴经济挽救萧条方面有显著好处。
美国有个计算，1962年修改折旧政策实行设备标准年限，每年减少税款15亿美元，但由此刺激投资而带来的利益可能超过45亿美元。1971年尼克松放宽折旧政策，每年要减少税收39亿美元。1981年里根缩短折旧年限，由减税而使企业多得的好处，1982—1984年分别为97亿、188亿、300亿美元。但是加速更新改造对振兴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带来的好处更大。
日本汽车工业实行加速折旧，推动了汽车企业利用折旧基金在扩大再生产中实现积累。据分析，企业自有资金中折旧基金的比重：1960年为50%，1961年为66%，1962年12个厂为71%，1964年15个厂为74%，使用加速折旧为1968年汽车工业的大发展积聚了资金。由此说明，西方国家是十分娴熟地利用加速折旧这个经济杠杆，从容地驾驭了资本，推动了经济振兴。
6.利用合法避税和委托租赁的经济杠杆驾驭资本
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杠杆驾驭资本的另一个生动灵活的案例是委托租赁。委托租赁最大的好处是避税。美国税法为了鼓励投资，规定企业投资可以享受所得税抵免的优惠，由此催生出委托租赁成为一个新的行业，它其实是借助于租赁的融资融物，从合法避税里鼓励资本经营者驾驭他人的投资来借鸡生蛋，但由此推动了有巨额利润的企业，积极投资从事购买飞机一类的大型设备从事委托租赁。美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一般是35%，投资人买飞机的投资可以按飞机价款来享受所得税抵免。这时委托人真正看中的是抵免税收的好处。这个收益远比租赁分得的回报多得多。
委托租赁融资的具体做法是：在租赁公司的组织下，委托方同承租方把设备和选型谈好，租赁公司按委托方的指定意见去购买设备，风险由委托方承担。当然，委托租赁的投资方式可以选择：工业企业可以直接以设备委托，投资人或资金宽裕的企业可以以资金委托。
大型设备或飞机的委托租赁因为金额巨大，租赁公司要向银行贷款，银行则要求借款人先自筹飞机价款的20%；租赁公司可以找一个利润丰厚能够享受所得税抵免的工业企业作为投资人出这个20%，做一笔委托租赁，由投资人委托租赁公司去买飞机，飞机的所有权算投资人的。租赁公司拿到这20%，再找一个投资担保公司对投资人出资的20%做担保；下一步，租赁公司再把飞机所有权、租赁合同收益权、保险受益权向银行抵押并取得其余80%的贷款。然后同委托人去分收益。有资料说，全世界有60%—70%的飞机是用租赁方式购买的。委托租赁鼓励投资者用利润再投资来合法避税，这正是西方国家飞机、设备租赁业务飞跃发展的一个原因。
以上案例说明，在西方国家，尽管政府在宏观经济上并不直接驾驭资本，但它们却是娴熟地运用市场经济的经济杠杆，利用了折旧、税收、利润、投资、融资、信贷以及租赁的多重博弈，借助于“委托租赁”真正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优化了资源配置。由此，政府让税鼓励投资而增加了就业；企业用利润投资于设备购置并委托租赁，合法享受所得税抵免；租赁公司组织租赁争取到额外的投资人，赢得了业务收入；银行扩大了信贷；投资担保公司获得了担保费；承租人从容驾驭了他人的资本。而委托租赁在宏观经济上更大的好处是刺激投资，由此增加了飞机等大型设备和机械、钢铁等工业的订货，产生了“乘数效应”，振兴了经济，挽救了萧条。
我们的政府有一双“闲不住的手”，它的最大缺陷，最容易遭人诟病的正是在于它的直接从事对资源的配置。今后，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学会运用市场经济的经济杠杆，尽量利用折旧、税收、利润、投资、融资、信贷以及租赁，等等，间接地引导经济，应该成为正确的导向。
7.要看到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
最后，必须着重指出，经济学界一些倡导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士，常常抱持西方市场经济的传统意识，总是认为政府与市场的最基本的定位是，政府应当做好“守夜人”，只能在市场失灵时担任补充角色。其实，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看法。事实上，由于“二战”后西方国家高新科学技术飞跃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欧美等国凯恩斯主义盛行，执政者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加上一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或工党执政的国家倡行国家福利。现在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里面，在政府主导下，已经包含有至少八项社会主义因素，包括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向股份制转化这八个方面。正因为这样，理论界有些人士主张抛弃传统意识上的僵化认识，不能不加区别地、笼统地否定一切资本主义，应该把现代资本主义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以此与一两百年前的自由资本主义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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