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时，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只有3624.1亿元，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GDP的世界排名才是第15位。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我国GDP 67.67万亿元，外汇储备余额3.3万亿美元。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74.41万亿元（按美元计算，2016年中国名义GDP约折合11.20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2016年经历了史上第二大降幅。据央行数据，2016年12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01万亿美元。不过，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在全球各国中仍是最高的。当年是寄希望于再创更多的外汇储备，现在是唯恐外汇储备过多将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冲击。
在这改革开放的38年间，国有企业改革经过体制转换和产业整合的攻坚，为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建立了功勋。尽管国企的诸多垄断遭人诟病，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脱胎换骨，历尽艰辛，是中国在市场经济中驾驭资本的成功范例。对于国有企业在中国崛起中的作用，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中国国有企业是从计划经济时代不断深化改革发展走过来的。1992年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政府果断地把国有资本集中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并通过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和境内外上市，改革了旧体制的重重积弊，具有了当代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的最先进的财产组织形式，使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保证了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超常增长。2003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只有6家，2013年增至44家；2016年更增加到110家，华为、联想、万科、京东、大连万达、美的集团、恒大集团都榜上有名，这是中国奇迹中一朵金光四射的奇葩！
为了探讨国有企业在中国超常增长中的作用，先要谈谈国有企业发展和改革的历程。
一、计划经济时期驾驭资本的成功与失误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实行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能集中国家财力发展经济。国有经济，号称全民所有。从1953—1978年，国家倾全国力量，投入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共计7600多亿元。1949年中国的工业比重不到10%，1978年工业比重达到72.2%。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资料，从1949—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466亿元提高到3624.1亿元，增长7.78倍；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提高到4230亿元，增长30.21倍；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提高到1397亿元，增长4.29倍。2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43%。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当中尽管有各种失误，在产业结构方面还存在着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和消费品供应普遍短缺等问题，但是，这30年是用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强调阶级斗争，认为资本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所以那时一直讳言资本，但是经济当局也想出各种方法试图驾驭资本。不过当时只称之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者称作集中使用财力和物力，并且把它概括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略，与之对立的则是反对分兵把口打消耗战。这一时期的驾驭资本，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初期，在“一五”计划时期，对国有资本的驾驭是比较好的。当时没有建设经验，一切“以俄为师”，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以156项建设为中心，总体上轻重工业比重协调，上下游协作顺畅，主辅配套较好。缺点在过于集中，没有注意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正如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的，“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这是中国在驾驭资本上的初次试水，是第一阶段。
“一五”时期，中国在驾驭资本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1956年在急躁冒进情绪下，遭遇第一次建设规模膨胀。基本建设投资从原定计划的112亿元加码到140亿元，财政信贷多支出了30亿元，财政出现赤字；结果，出现了“冒松散紧”，即投资冒了一些，管理松了一些，资金分散了一些，市场紧张了一些；由此引起钢材、木材等生产资料供应紧张，导致消费品市场供应紧张。1956年周恩来总理及时“反冒进”，并对1957年的基本建设作了适当压缩。陈云同志总结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原则。中共八大会议上把“反冒进”概括为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是，毛主席却认为1956年不是“冒进”，而是正确的跃进。在1957—1958年多次上纲上线，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把“反冒进”说成非马克思主义的。从此，工业建设中“左”的冒进思潮占了上风。
接着，1958—1965年的“三年冒进”和“五年调整”，这是在扩张资本上的冒进和调整，是中国驾驭资本的第二阶段。1958—1962年的“二五”计划，因为1958年的“大跃进”而中断。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中央和地方的计划都要搞两本账，第一本是必成的计划，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中央的第二本账就是地方必成的账。地方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准。这个“两本账”，酿成了部门、企业和地方对投资的“层层加码”，带来了1958—1960年三年大冒进的严重失误和经济损失，这是驾驭资本的一大败笔。后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检讨。1961—1965年调整经济用了五年，才恢复了元气。
60年代的“五年调整”，在驾驭资本上有两条可贵的经验。第一条经验是必须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经济调整过程中发现，三年大冒进中许多经济部门把计划分配的基本建设投资都去安排了扩大再生产，尤其是新建项目的投资，挤掉了维持简单再生产投资，留下了维持现有生产水平投资不足的后遗症。1961年暴露出天津、北京、上海、沈阳这四大工业城市汽车、工业锅炉、柴油机的维修欠账，以及铁道部机车车辆的带病运转，都是年久失修，欠账严重。为此，国家财政不得不连续三年拨出13亿元更新改造专款来偿还欠账。与此同时，孙冶方调查了上海机床厂和棉纺厂，揭露出老企业设备更新欠账的问题，由此在经济界引起了一场关于折旧资金和简单再生产的大讨论。孙冶方建议把折旧基金留给企业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实施，所以20年后他旧事重提，再三呼吁要重视“几十万个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不再“冻结技术”、“复制古董”。这个建议在驾驭资本上的重要意义，是把国有企业的存量资本和增量资本彻底区分，“把企业资金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事务交给企业自己去管”。维持简单再生产投资不足的另一方面，是暴露出采掘、采伐工业中开拓延伸费用的欠账。这是“大跃进”中采掘和采伐工业部门只注重搞新矿井、新林区的基本建设，没有安排好老矿井、老林区的开拓延伸，导致矿井、林区吃老本留下的另一个后遗症。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得出了一个结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何工作，不论是编计划也好，搞经济管理也好，做物资供应工作也好，都必须先安排好简单再生产，再去安排扩大再生产。这是驾驭资本的一条可贵经验。
驾驭资本的另一个可贵经验，是工业企业试办托拉斯。经济调整中，刘少奇总结了工业企业的管理缺陷。他认为，管理经济应该用经济的方法和手段，而我们是用行政的手段去管理经济，是“超经济的办法”，“封建主义的办法”。多次提出要发展专业化和分工协作，不能搞“自给经济”；他提出利用托拉斯这一类形式，组织联合公司。首先试办托拉斯的是烟草公司，统管全国卷烟的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接着又试办煤炭、汽车、拖拉机、制铝、橡胶、纺织机械等11个托拉斯。尽管这次短命的试办不久即遭到不公正的批判，被说成复辟资本主义，但毕竟有一批先行者向先进的科学的工业化管理迈出了第一步。
1961—1965年的五年经济调整刚刚恢复了元气，1966年又来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这是第三阶段。当时强调备战，重提建立地方工业体系和“块块为主”的计划体制；要求“省自为战”一省一个工业体系。1970—1975年的“四五计划纲要”提出大办“五小”（即小钢铁、小煤矿、小化肥、小电站和小机械厂，后来又加上小有色、小水泥、小农机等），扭转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样，就使全国经济形成一种不顾规模经济、盲目蛮干的顽固意识。这是地道的“分兵把口”，分散了财力物力，打了消耗战，这是驾驭资本的又一大败笔。加上十年“文革”的大折腾，到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这一时期驾驭资本上唯一的亮点，是1972年周恩来主持制定了引进43亿美元外国成套设备的方案，简称“四三”方案。当时是利用中国同美日关系的缓和以及西方经济衰退，从美国、日本、法国和联邦德国，进口了武钢一米七轧机、13套大化肥、3套石油化工、4套大化纤和3套大型电站，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成套技术设备，并利用分期付款等优惠方式驾驭了外国资本，使我国有了一批具有70年代技术水平的符合规模经济的大型企业，促进了石油化工工业现代化，改造了工业结构，对发展我国农业和轻纺工业，解决吃穿用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个阶段，1978年“大干快上”和“洋跃进”。1976年粉碎“四人帮”，本来应当拿出一段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和整顿，解决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当时华国锋担任中央领导，急于想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在1977年就提出要实现“新的跃进”。1978年更是强调“大干快上”，全国要搞“十来个鞍钢”、“十来个大庆”，还要在利用外资上开辟“第二战场”，仓促搞了22个特大引进项目的“洋跃进”，而国内的配套建设没有跟上，是又一次在驾驭资本上冒进。但是这次失误，再次证明了陈云的“国力论”即“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这一原则的正确。在纠正这次失误中，陈云又补充两条：一条是“先生活，后建设”。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农业是国力的基础，“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再一条是利用外资搞建设，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要考虑国内投资配套能力。
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强调“计划就是法律”，却多次犯下了扩张投资的错误，这个扩张投资的急先锋，恰恰就是国家计委的投资扩张冲动，几次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导致通货膨胀，形成“生产压基建，基建压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在基层，则是企业乱拉资金，或是挪用银行贷款，或是“基建挤大修，大修进成本”，最后银行逼债，少交税利，仍然是挤了财政和银行。另一方面，是国家计委和主管部门热衷于布局经济、分配投资，追求用投资来振兴经济，却又缺少资本文化，不懂得遵循资本的客观运动规律来进行指导、调控和驾驭，在投资失控和资本扩张面前，缺少对资本运动的常识和应对的智慧。
二、国有企业体制的缺陷
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体制，国家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的配置，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僵化落后的管理体制，它同市场和商品经济是完全隔绝的。为此，这里先对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体制的弊端做一点简要概括。
第一，理论的僵化。前面说过，因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应当一反资本主义之道，善于根据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并且“要把整个社会视同一个工厂、一个管理处一样，施行其管理”。由此堕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僵化理论。
这种僵化的理论认为，国家按部门（如工商、外贸、交通）管理企业，企业只是一个按国家计划指令从事产品生产的生产单位，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认为全民所有制的经济，是一种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否定资本，否定商业信用，而且排斥商品交换，更不允许产权流动。认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只是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产品，已经“失去商品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商品的外壳”（斯大林）；认为只是在两种公有制之间以及对外贸易领域，才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换。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剥削，当然也不存在剥削剩余劳动的资本。认为“商业信用是资本家相互给予的信用”，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家，当然也不存在商业信用。
第二，政府垄断了企业一切资源的配置。企业的人财物一律由国家按计划分配和供应，一切由政府说了算，不需要市场染指。劳动力的招工，由国家分配。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以及生产的产品，一律按计划调拨。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固定资产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以及铺底流动资金（指新建企业投入生产时所需的第一套工卡模具和备品备件以及一部分低值易耗品等的购置费用）由财政拨款；企业经营中流动资金遇有季节性或超定额的需要，都由银行贷款。但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允许向银行贷款。企业的利润以及提取的折旧基金也要按计划上缴财政，不允许把折旧基金直接留给企业使用。银行吸收的存款，只能用于弥补企业短期的流动资金，不能用于发放投资性贷款。由此又使原本可以动用银行借款的长期性投资全都仰仗财政支付，形成了三十多年“大财政、小银行”的畸形格局。企业之间、部门之间禁绝一切赊销和预付，这叫作“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
第三，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时的企业是“大而全”、“小而全”，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很重。当然也就不计工本，不需要独立核算。所以“七大姑”“八大姨”，冗员繁多，乃至“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不讲经济效益。
第四，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是“管人、管事、管资产”，完全是行政管理，看重的是产业和企业，是衙门对衙门，行政对行政，官对官，你不听话就撤职、给行政处分。
第五，过于集中。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抑制了基层的积极性，也扼杀了一切改革和创新。
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僵化落后而又弊端丛生，所以改革开放后，无论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首先都必须改革国有企业体制。
但是，国有经济的集中体制也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集中使用财力和物力，办成一些大事。现在人们称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
三、“包干”和“拨改贷”的改革及其副作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在1979年到90年代初期，还存在着诸多僵化理论的禁锢。当时，理论界批评国有企业患了投资饥渴症，主要是因为国家的软预算约束和政府对企业“慈父”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应的改革，就是中央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企业体制上实行“利改税”、“包干”和“拨改贷”，强化财税约束和信贷约束。但“利改税”虽然强化了税收约束，却混淆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者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也混淆了利税关系，后来又重新实行“税利分流”，直到1994年实行分税制，这是一段弯路。
中央放权让利，重点要说说“包干”。包干在新中国的理财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国家允许经营者完成国家任务之后有机会分享“包干结余”，以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我国在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初期，对干部薪饷和生活待遇就曾实行过包干制，每人每月除按一定标准供给伙食外，再发给若干零花钱，虽然也是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但比完全的供给制更能调动节余归己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当财政部长，曾对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实行“归口包干节余不上交”的政策，也调动了部门和地方的积极性。直到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全面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部门、地方和企业的一切收入全部上缴财政；一切支出都由财政拨款。这一体制的缺点是过于集中，地方和企业没有积极性。1958年“大跃进”，石景山钢厂对其基本建设投资首倡投资包干，号称“投资一顶二、产量翻一番”，获得刘少奇的赞许。为此，财政部派我到石景山钢厂蹲点，1958年在石景山钢厂召开现场会议，全面推行基本建设投资包干的办法。这次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后来浮夸风盛行，“投资包干”演变成“层层加码”，又恢复到原来的办法。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1960年财政部又在广州召开会议，重新推行“投资包干”。地方财政也推行包干，突出的如1977年对江苏省试行“比例包干”，中央有了稳定的收入，也调动了地方积极性。
1978年的改革开放，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时人们对包干能够调动理财的积极性有广泛的认同。先是1979年，首钢、二汽等8家企业实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到1980年6月底，全国试点企业已达6000多个。后来又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定额上缴、超收归己”的包干。于是，经济部门实行投入产出包干，国有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1984年，马胜利毛遂自荐承包石家庄造纸厂，迅速扭亏为盈，以“承包国有企业第一人”引发关注，承包经营责任制也逐渐推广。到1987年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有78%实行承包制。1980年，财政部总结江苏包干经验，地方财政全面推行“分灶吃饭”的包干。到80年代中期，部门、企业的包干结余和地方超收分成，汇合成预算外收入，竟发展到与预算内收入旗鼓相当。1988年2月，国务院发布《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3.6万家国有企业掀起了承包高潮。从1989年起，又调整基数，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
但是，包干在调动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问题。
一是地方和企业纷纷用包干增长的预算外收入，“一哄而上”地安排计划外项目，用于快速增加地方收入的产品如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或者彩电、冰箱等高税利产品，或者地方有权分配的物资（如小型企业生产的水泥、钢材等产品），等等，由此导致一个时期的投资膨胀。这时，计划部门苦守“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国家计划安排、不能由市场调节”的教条，而手足无措，只能采取指标限制，或者对预算外投资征集能源交通基金和建筑税，等等，由此陷入又要调动积极性、又害怕积极性以至要限制积极性的悖论的困境。
二是企业办社会。当时的多数企业本来就是“大而全”“小而全”，附属有医院、学校、餐饮、娱乐、商贸以及社区管理等办社会的职能机构。实行包干以后，企业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为了弥补在低工资制下的福利欠账，一些富裕企业以“包干结余”，用于兴建职工宿舍、食堂、大礼堂、俱乐部和浴室、医疗所、幼儿园、职工子弟学校乃至农牧副业基地等方面的非生产性建设，固然这是国家财力短绌情况下，为解决消费品和消费服务措施不足难题而不得已的应急举措，但这又加剧了“企业办社会”和主辅业庞杂的弊端。
三是，企业承包制助长了短期行为，在承包期内难免出现拼设备、滥发工资奖金、掠夺性地利用企业资源等现象，实际承包的兑现往往也是包盈不包亏，事实上，两手空空的厂长，你是无法要他拿钱来弥补企业的亏损的。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2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放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措施，大体上用了15年时间，尽管一度也导致了投资扩张和通货膨胀，但相对于计划经济的财权高度集中，毕竟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让企业部分地获得了对资本经营的自主权，逐步地把国有企业引向市场，并使国民经济经过短暂的调整获得迅速增长。但是，企业承包制的最大问题是，只承认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承认国有企业经营权，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有财产权，企业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经营，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此在1993年，朱镕基决定终止企业承包，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另一方面，财政包干包死了基数还强化了地区分割，结果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由1984年的40.5%下降至1993年的22%，使中央财力短绌而难以为继。这为1994年分税制的财政改革埋下了伏笔。
20世纪80年代同时实行的另一项改革，是对企业增量资本实行“拨改贷”，即把原来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基本建设投资改为由企业向建设银行贷款，项目建成投产后，还本付息。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强化信贷约束。人们说，还不了款，他就不敢借，这有利于缩短战线。
“拨改贷”和信贷介入投资的改革，在驾驭资本上的功绩，一是把企业推向市场竞争去从事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由此懂得不能无偿地使用资本，并且要以利息作为资金的机会成本再去经营收益。二是使得银行冲破30年固定资产只能用拨款不能用贷款的禁区，启动了银行职能的回归。这一改革的最实际的功绩，是在“七五”、“八五”计划的10年间在投融资政策上改行间接金融为主的方针，依靠银行动员国民储蓄完成了8.1万亿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其中相当部分是靠银行贷款完成的），实现了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
“拨改贷”的最大荒谬，是把本来应由财政拨款的企业自有资本、铺底流动资金以及一些原来应由财政拨款的科研试制费等经费也改为贷款或财政信用，以致债本错位，以债为本，颠倒了“债”与“本”的关系。到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负债高达83.3%，陷入全面过度负债的困境。此外，是助长了地方和企业用银行贷款来扩张投资，又引发了新的信贷膨胀。
还要说到，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国有企业很多，总体上处于一种“小散乱破”的状态，大企业并不多，上下游布点分散，隶属关系混乱，厂房设备破旧，仍然没有摆脱那种同市场隔绝的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国家直接控制的产品生产者的地位；改革的目标只允许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它也担当不起面对市场竞争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重任。
这一时期，陆续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1981年实行经济责任制，打破“两个大锅饭”；1984年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确定了政企分开与两权分离；1981—1984年间，实行了通称为“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即允许对若干超计划生产的产品，以及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允许企业自销的产品，可以在规定的价格之外实行市场价格，让企业获得超额利润。1987年以后，大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90年在上海和深圳开办证券交易所，开放了证券市场，为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的直接融资开辟了道路。
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国有企业是一大转折。国有企业为了要参与市场竞争，必须从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转变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逐步地做到同市场经济相融合。但当时，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分布过广，国有资本过于分散；二是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很重；三是“拨改贷”造成的债本错位，留下了全面过度负债的后遗症；四是冗员太多；五是长期脱离市场，经营不善，大量企业亏损。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20年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针对这些沉疴痼疾，进行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的攻坚，在驾驭资本上，主要抓了增资减债即解困、主辅业分离即减负、抓大放小即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产业整合即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等四个方面的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冲关越隘，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在伤痕累累中重新崛起。
第一是增资减债，为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解困。
从1994年开始，在一百多个工业城市进行“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试点，政府以“红头文件”鼓励兼并、规范破产，逾期贷款挂账停息，核销呆账，对一部分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贴息贷款，等等，但都不能从根本上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当时对12万户国有企业统计显示，资产负债率为75.1%，扣除挂账资产和坏账，实际的国有企业资本与负债的比例已是16.7∶83.3，即不到2∶8，陷入全面过度负债的困境。若要把负债率降低20个点，至少要补充9500亿国有资本。而且亏损面逐年扩大，1万多家大中型国企中有六成以上亏损，1996年全面亏损。尽管朱镕基在1995年两次严词否定“债转股”，但国家财政拮据，无力补充资本和弥补亏损。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了“三年脱困”的目标，要求从1998—2000年的三年内，使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基本脱困。到了1999年下半年，朱镕基迫于三年解困的时限，决定全面推行“债转股”。当时成立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后来统计，国有银行转入的大中型企业拖欠的贷款债权共计1.3万亿元，其中“债转股”为4596亿元，号称4600亿。“债转股”在驾驭资本上的奇妙之处，是化腐朽为神奇，给本来是背负4600亿元过度负债的国有企业一下子增加了4600亿元的承债能力，由此优化了企业资本结构；而它更加奇妙的作用，是在严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意想不到地增加40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需求。它实际上起到前面说的补充9500亿国有资本的作用。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只是限于赞许每年1000亿的“国债工程”，却大都忽略了“债转股”化腐朽为神奇，从整体上增加了4600亿元的承债能力和增添4000多亿银行贷款需求在化解通货紧缩上的独特的作用，这是比国有企业三年解困更为伟大的一项成就。还要说到，这次用红头文件推行“债转股”，确实增加了逢迎权力的官场气习，以至出现了官员“寻租”等负面影响，但多年后全面衡量，当时用红头文件以命令方式快速推行，确实避免了投资银行度身定做的慢吞吞运作，以及银行企业间在资产评估价格上必然会产生的诸多扯皮，为企业增资减债和化解通货紧缩赢得了时间。
第二是在突出主业的条件下，主辅业分离，解除了企业办社会这个“大包袱”的负担。
当时推行“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实施减员增效，承受了2000多万下岗职工被抛弃的骂名（温铁军说有4500万），确实伤痕累累。但是主辅分离在驾驭资本上的功绩，主要是区分企业的主辅业资本，把企业生产主业以外的医院、学校、餐饮、娱乐、商贸以及社区管理等办社会的职能机构剥离出去，桥归桥，路归路，产权进一步明晰，企业的结构得到调整优化。既促进了主业更加精干高效，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促进了收入分配机制的转变，为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增强市场竞争力创造了条件。同时，剥离出的辅业企业，九成以上经过改制，成为非国有控股公司，其中职工股占到总股本的57%，为民营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主辅业分离的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还在继续，至今尚有不少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没有完全分离。据说隶属中央的医院、学校及其管理的社区等，还附属有办社会职能的机构8000多个，企业每年还补贴费用几百亿元，机构不大，但都号称是中央企业，实际上都可以让给民间资本去经营，可见改革的任务繁重。此外，1995年国有企业还为1023万退休工人支付了604亿元的退休工资。
第三是抓大放小，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不为有所为。
这一时期，对地方中小国有企业，分别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直接推向市场。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不断，问题是国有企业过度负债，而地方政府又无力补充资本和弥补亏损。不久就以“整体拍卖”、“经营者与职工持股”，甚至“破产兼并”、“零资产出让”等措施，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改组、联合和并购。抓大放小的结果，以四川省为例，1998—2005年，中小国企由1.4万户降至820户，减少了94%。邵宁说得很坦率，国有经济的布局结构实质性的变化，主要就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实现了退出”。由此，调整了国有经济布局，推动了国退民进，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成长。而放掉的一大群中小企业，恰恰为民营资本的进入和发展提供了机会。
1990年开放了股市，从此有了一个“资本化”即从市场上开发资本的机制。但初期的股市还存在“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最先只有一些中小型股份制试点企业（如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股”）上市融资扩张了资本；1992年后，才有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如上海石化、马鞍山钢铁公司相继在国内外上市融资，为产权多元化和通过证券市场扩张资本夺得了先声。
第四是产业整合。
1994年11月，国务院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批准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但试点并不那么成功，80%的企业转成了国有独资公司，“翻牌”味道很浓，还是政企无法分开。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夕，中央重点抓了分別隶属于石化总公司、化工部、纺织部和地方管理的号称“南京四鹤”的四个石油化工企业（即扬子石化、仪征化纤、金陵石化、南京化工）等，改造成具有规模经济的大企业，成为启动强强联合的一个样板。由此突破了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和管理障碍，开启了在产业整合上“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联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成为具有破冰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共十五大更要求“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才初步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小散乱破”，逐步有了一批比较像样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特别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这20年，国有企业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着力解决企业走向市场后暴露出来的结构不合理、机制不适应、社会负担重、历史包袱多、冗员严重等问题，脱贫脱困，成绩斐然。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纠正原来实行的福利分房、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等方面的“大锅饭”政策时矫枉过正，追求完全的市场自由，完全抛弃了当时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已经在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在一个时期内助长了贫富两极分化。所以，后来有人批评所谓“陷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3年，国家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实现了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所有者职能的分离，明确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直接通过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结合，推动了央企的整合，让国企做大。
五、国有经济管控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力推股份制改造与公司上市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要不要发展国有经济，要不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争论不断。特别是20世纪进入90年代，正是苏东剧变、公有经济被攻讦得一无是处。中国政府排除了“华盛顿共识”和国内众多私有化议论的误导，在驾驭国有资本方面，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延续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更主要的是对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和创新型国家建设领域，无论是建设、投资、技术引进、运行管理，乃至重要的话语权，都牢牢地掌握在国家手中。惟其如此，中国才创造出高速铁路、量子计算机、系列航天工程、空间技术、核电站项目、国产航空母舰、新一代通信标准等战略产业的辉煌奇迹。还有C919大飞机在上海首飞成功，中国修建了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最大最好的高铁网，所有能建地铁的城市都在修建地铁，上海已经修建了688公里的地铁，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城市地铁线。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把高速铁路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和超级计算机一起，并称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这个评价，令人振奋。
与此同时，政府没有听从那些休克疗法的误导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食洋不化的书生之见，没有把国企“一卖了之”、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放小”，把国有资本集中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整合成大企业集团，使这些行业在较短时间内能够拥有私营企业需要很多年才能建立起来的实力。
大国博弈，任何一国都是主权国家，综合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中国又是后发国家，以往备受诸多帝国侵略与凌辱的记忆犹新。面对西方列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要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就不得不强化本国大企业的实力，要有更多又大又优又强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来同西方跨国企业集团对垒和应对意外的挑衅。何况在市场化改革初期，中国民营企业还处于个体经营的起步阶段，而国有经济是一个现实的存在。用中国的通俗说法，这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所以中国经济当局没有听从那些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论者食洋不化的书生之见，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国有企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不断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
中国在驾驭国有资本方面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没有保持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体制的原封不动，而是撇开了国有企业那种弊端丛生的僵化落后的体制，把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使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成为市场的主体，并具有了当代发达国家现代企业的最先进的财产组织形式，当然也是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上股份制改革和公司上市的道路，要感谢两个人。
一位是朱镕基。20世纪90年代中期，朱镕基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正为国有企业如何走出全面过度负债的困境、如何补充资本而困扰。1997年辽河化肥厂（辽化）上市，以IPO的募股融资收购了过度负债的锦州天然气化肥厂，“上市加收购”，一举而兼收产业整合、建立大型企业集团、企业改制和上市，以及利用资本市场支持国企增资减债等多重效应。1997年7月，朱镕基在辽宁考察，对辽化模式予以首肯，证监会决定在上市公司中加以推广。此后就使股市成为国企改制上市筹资解困的一条出路！问题是当时的股市也是小企业居多，一度也确实存在把上市当作“扶贫”，以“捆绑上市”来追求发股圈钱的负面影响并遭人诟病，但对于相当部分的国有企业来说，从此力推产权多元化和公司上市，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另一位是王岐山。1993年王岐山是建设银行行长，正在为上万亿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和银行逾期贷款的泰山压顶而忧心忡忡。1995年王岐山创建中金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兼任中金公司董事长，本来就想借投资银行的力量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出奇制胜。中金公司创立后，我们耗时半年多尝试上海星火造纸厂“破产和解重组”的绕道“债转股”，没有获得高层首肯；王岐山派方风雷考察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业务，正好赶上国际上电信行业从垄断经营走向股份化（西方称为私有化）和国际化的热潮。德国电信改制上市一举融入资本137亿美元；以此为借鉴，王岐山和时任邮电部部长吴基传策划“中国电信（香港）”在香港和纽约同时上市，中国电信没有出卖资产、不要还本付息，就以190亿元人民币的净资产，融入资本金42.2亿美元。而更大的成果还在于，吴基传和邮电部为了“中国电信（香港）”的上市，下大力量改革旧体制，运作邮电分业、政企分开、产业整合的改革，实现同国际电信业接轨。而“中国电信”的上市，确立了以行业重组为导向，龙头企业整体改制，分步实施国企改制上市的发展模式，为各行各业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好地贯彻实施中共十五大提出的“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联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的榜样，成了一个比整合“南京四鹤”更具影响力的突发事件。由此，以中国电信为起点，进而整合成了像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铝业那样的具有跨国公司规模的巨型企业集团，就把深陷旧体制的一大批国有企业推上了资本市场，至少是首先在国有经济领域真正做到了“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现在看来，这两大举措确实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伟大成果：第一大成果是推进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公司上市，使国有资本获得了当代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所具有的那种先进的财产组织形式和最具活力的管理形式。另一大成果是股份企业上市导致资本的社会化，带来了一个资本化即从资本市场上开发资本的新机制，从此使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
马克思早就指出，股份资本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更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称作“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理论阐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股份制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重大突破，从此有“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有更多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股份公司上市的通道畅行无阻，进而形成一批大而优的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的控制力，为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和快速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
现在，有些文章提出一个“国企民营化改革”的概念，认为“绝大部分国企都应该走民营化的道路”。如果说民营化改革就包括了股份制改造和投资主体多元化，那就不如旗帜鲜明地直接论说股份制的改革方向，不必另起一个“国企民营化改革”的炉灶。如果是想脱离股份制的改革方向另树“民营化改革”的旗帜，其结果，势必是分掉央企，或者如某些学者说的分股，这些巨型企业将落入原高管家族与官僚权贵手中，苏联和我国早前改制的某些中小国企就是前车之鉴。很显然，这是没有脱离“华盛顿共识”的窠臼。
其实，西方国家的私人企业为了扩张资本早就向股份制改革，现在除了家族企业仍保持单纯的私人资本之外，凡是股份制企业，都已经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了“联合的生产方式”，在所有制上已经实现了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体现为某种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当然就更不是原来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了。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股份制，即产权多元化，而不是另外再搞一个“民营化”。
1992年以来的这二十多年，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先是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抓紧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接着是在2003年国务院成立国资委，针对中央企业行业分布过宽、层级过多、规模参差不齐、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加大了企业调整重组的工作力度。这二十多年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中央企业户数，2003年为196家，2006年减少到157家；2013年为113家。2015年末，央企106家，资产总额47万亿元；有60%的资产分布在电力、石油石化、建筑、军工和通信五大行业。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央企业，2003年只有6家，2006年为10家，2010年30家，2013年增至44家，2016年增至48家，中央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目前，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市值庞大，占了整个市场的“半壁江山”。2015年两市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的有259家，另外还有教育部、财政部、体育总局等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也不少，再加上各个省市地方国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共有千家左右，占整个A股上市公司总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当然，这又揭示出国企改革还面临着远为艰巨的任务。
综上所述，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成功地驾驭了资本，让国有企业经受了深刻的体制变革和无情的市场洗礼。尽管许多工作未必尽如人意，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公司治理很不规范等诸多缺陷。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批大而优的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控制力，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把国家做大做强，也不可能在2008年抵御住那次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也就谈不上担负起世界经济竞争主体的重任，谈不上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国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萎靡不振，正是这些国有企业起的作用。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摆脱不了西方国家对出口科技产品的诸多限制，以及在跨国企业兼并上的诸多歧视性审查和排斥。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成功地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既发展了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若干大企业集团，壮大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又没有走回计划经济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老路，确实是世界经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成就！
六、执行两个“毫不动摇”上的偏颇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已经到位。
必须指出，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一个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个是“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正在于，这十多年间，政府部门以很大的力度，做大了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为核心的公有经济，却没有同样以很大的力度来放宽行业准入条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非公企业应“享受同等待遇”，实行“非禁即入”的市场准入原则，不久又发布“非公经济36条”。但实施并没有到位。2006年国资委调整国有经济布局集中国有资本控制力也过分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政府果断推出4万亿元投资的拯救方案，意想不到的是，国有经济超出了原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扩展到许多盈利领域，大大挤占了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
2012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提到中国国企居于垄断地位，其盈利能力常得益于竞争少、廉价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并提到有研究显示，国企的活力不如私企，1978-2007年，国有企业板块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只是民营产业的1/3。2015年中纪委在对第二批国企巡视情况的通报就指出，企业中拉帮结派、关联交易、链条性腐败问题让人触目惊心。
还有学者提到国企运营中的不良案例：不听指挥、各自为政者有之；不分红、不还贷者有之；假公济私、高薪自养者有之；其他如服务差、收费高、操控市场，等等。与此同时，许多民企感到发展前景迷茫、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转移资产的数量、规模日益上升；很多国有企业也反对政府过度干预，认为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活力，呼吁让企业“回归本位”。
总的说来，国企改革的问题：一是一些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还有待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二是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内部人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三是一些企业党组织的作用被弱化，企业党建亟待加强。
七、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终于面世，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作为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国有企业要以独立主体身份进入市场，面临再改革的问题。
第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着眼于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国有经济竞争力、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问题。有资料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近15万户，除了106家央企是重点以外，涉及中央各部门的中小央企有1万多户，包括教育部门高校和卫生部门医院办的附属企业也是央企；至于地方国有企业包括省地市县级有近10万户，更是范围宽广。关键是如何抓大放小，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过后，国有企业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重组趋势。一类是强强联合的重组，一类是同一集团旗下公司的整合，旨在增强实力，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再一类是集团之间的强强合作，都是共同面对外部竞争。
在国企改革中，国资委还对一些小企业提出了一个平台化实施央企重组的思路，接收、托管三级以上的企业达70多户，人员1.8万人，接收账面资产30.14亿元。这些企业因多种原因经营陷入困境，涉及资产整合、人员安置和企业发展等多方面棘手问题。重组中针对不同情况，因企制宜，制定解决方案，确保了企业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看来，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重点，通过完善产业链，进行跨区域、跨所有制的企业并购和重组是个方向。同时要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对于“僵尸”企业、长期亏损和低效无效企业，则要加大处置力度，就是要清理退出一批乃至全部退出。
第二，打破垄断。很多人批评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和“垄断经营”。我以为，这个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国际上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像能源、航空、铁道、电信等需要集中巨额资本的事业走向垄断有其必然性。史正富教授关于垄断的研究就认为，“现在央企所处的主要行业，举凡能源、航空、铁道、电信等等，国际上也都是少数巨型企业之间的寡头竞争。”至于“所有者缺位”，国际上这类企业在产权制度上也都具有“真实所有者的缺位”的共同特征。区别只是在于，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主要股东，基本都是由共同基金、养老保险基金、社会公益基金等机构投资人形成的“替身所有者”，中国则是国务院国资委。史正富教授认为，“既然是寡头竞争，行业利润自然高于自然竞争的部门，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较高的‘垄断’利润归谁所有？如果通过健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与国有资本的预算制度，那么资本化的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依托”。所以，国企改革的出路不在私有化或完全竞争，而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自主制度创新，比如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国有资本管理方式的社会化、权益化及年金化；再比如选择性开放行业准入、增加不同所有制企业加入竞争形成压力；还有重构公司治理机制，实施总裁团队的职业化与市场化，等等。
崔之元也认为，从与西方超大型企业“求同”的角度来论证国有资本，有其合理之处。认为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应对标的只能是美孚、埃克森、BP这类公司，在产权制度上也应如此，“真实所有者的缺位”是其共同特征，这个量级的企业是国家级发展战略的必要工具。
不过崔之元也指出这一论证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应该继续往前推，尤其在政治哲学层面。“同一个‘产权明晰’的口号，可以包含着十分不同的指导产权安排的政治哲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与政治哲学应指导公有资本的产权安排和经营预算管理，例如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效率与公平兼顾’，‘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其政策工具可以借鉴社会分红理论等。这又涉及公有资本与经济体系的一般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
如何打破垄断？在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如运输和能源领域，如何根据不同特点实行网运分开，对特殊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实行业务板块有效分离，分别由政府和市场来运作，一直是改革的焦点。
最早提出“网运分离”的是铁路，一头是“网”，把一些基础设施类特殊业务，组建国家铁路路网公司，管理政府提供的铁路线路、桥梁、隧道、信号、供电设备等自然垄断性的路网基础设施；路网公司可以是特殊的企业法人，也可以是由政府直管的机构。另一头是“运”，对一般竞争性业务，则按《公司法》组建客运公司、货运公司，主要承担客货运输任务。路网公司对客货运公司收取线路使用费，负责路网的维修改造和建设，公益性线路的亏损则由政府给予补贴；客货运公司则要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直接从市场取得收入。
在能源领域，“网运分开”体现为“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如电网企业是收取过网费，发电售电价格高低与电网无关，由此在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交易中保持中立地位，排除了电网与发售电企业利益之争，有利于明晰输配成本，加强对“中间”的监管。在油气改革中，热议的也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创建输气管道垄断企业，由此将为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的国企松绑，让它们放手开发和营销天然气，不至于被封闭的管道系统卡住。
至于一般企业，将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清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
第三，区分公益类国企和商业类国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这类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普遍性服务的事业，一般不以营利为目的，民营资本不愿涉足，只宜由国有部门承担。但是，对于有盈利的公益类企业，则应提倡投资主体多元化，可以国有独资，可以吸收民营参股，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经营。
商业类国有企业，大量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应当放宽非公有经济的准入条件，实行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原则上都要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应集中于特定领域，不应到处伸手，与民企争利。有些竞争性领域，可以引入非公资本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当然，也不是说国有资本只能从事公共服务事业，不能从事竞争性行业，甚至认为国企就应退出所有竞争性领域。
第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对于混合所有制，应明确国企、非国企之间“双向进入”的方向，重在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这是推进股份制改革实现股权多元化的前提。对于国有资本占股较多的企业，有些在试行“优先股”，既提升非国有资本拥有表决权的股权占比，又能保证退让的国有股优先分配利润和剩余财产，为国资有进有退提供稳妥的途径。在股权转让上，要为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清除障碍；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率较高的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第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切实降低国有资本的持股比重，乃至让出一些企业由非公有资本控股，这是防止走向权贵资本主义、避免政府支配资源权力过大的关键性举措。
2015年末，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19.2万亿元，净资产40.1万亿元。如何降低国有资本的持股比重？一个可行的方案，是政府把一部分国有资本转到公共服务事业上来，要提供充分的公共交通、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和公园，以及环保、污水处理、机场经营等公共品。
再一个方案，是将更多的国有资本分别注入社会保险基金、扶贫开发基金、教育发展基金、西部大开发基金等，这是既能降低国资持股比重，又能惠及社会民生的两全举措。
另一个大胆的方案，是大幅降低国资持股比重，拿出几万亿元作为2.6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市民化的补贴或扶助基金，这将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进安定团结，完善成本分担机制。
前几年，几家央企在引进数十家外部投资者、成功融资千亿元之后，国有股仍占60%—70%，仍然是一股独大。外界议论，改革而不放弃一股独大，显然难以实质性改变经营机制，有评论称之为“彻底迷航”。钟伟曾经试想，如果汇金拿出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权和2个董事席位，同腾讯换股的话，会对市场有怎样的影响？问题是钟伟敢想，汇金敢不敢想，敢不敢做？
发展混合所有制，不但是民营资本可以参股、控股，民营资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在法律框架的保护下，和国有经济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今天让做，明天叫停；今天准入，明天就被踢出。要让民营经济进得来，站得住，让民营资本享有和国有经济平等的权利。
第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在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其实，1988年组建六大投资公司，本来就是希望以投资公司取代各部门分配投资的职能，像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淡马锡）那样，以管理国有资本为主从事控股和走向投资经营。问题是当时各主管部门都想保持既有权益，不肯退出投资分配的舞台，正像一位世界银行专家说的，投资公司反而是在“已经非常复杂的体制上再增加了一个管理层次”，“比起那些轰然作响的爆竹来说，它成了一发哑炮！”另一个原因是当时还未开放股票市场，企业的资产不能资本化，投资公司也缺少可以进行资本运营的条件。现在重提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要从过去管企业为主转向管国有资本为主，更好地依仗市场的力量，在体制创新上取得突破。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囯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用陈清泰的说法，是以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管人、管事、管资产”，离市场化相对较远；国资委对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也是“进行着无规制、无边界的干预，使上市公司的重要决策往往通过非正常渠道进行，机制和流程不透明、很特殊，甚至特殊到投资者都无法看清”。这种管理，看重的是产业和企业，是衙门对衙门，行政对行政，官对官，你不听话就撤职、给行政处分。说到底，还是政府行为，不是市场行为。
另一种管理，主要是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通过持股和市场化运作的保值增值来管资本。这是全国社保基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中央投资公司也包括汇金公司的管理方式。它们管理的对象都不是产业和企业，而是“资本”，就是“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现在各类资本市场比较齐全，企业可以在国内外上市。而以持股方式管资本的实质，就是寸步不离市场，尽管企业是国有的，但是用人机制和管理机制都是按市场化进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能够保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较好地实现管资本与市场的对接，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有人质疑，以持股方式来管资本，追求的是财务目标，会不会失去对企业的控制？
这里除了股权交易，还有一个企业控制权交易的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国退民进”。其实，国有控股、民营控股，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经过控制权的流动，经过真正的资产重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有“1+1＞2”的协同效应，也才能有真正的优化资源配置。这时，关键是规范民营资本同国有资本之间的企业并购和资产重组，推进真正的市场化运作。
在政府方面，应是规范“国退民进”和保护“民进”的积极性，要让国有控股方甘心“退”出，让民营资本站得住、能发展、不受习惯势力的歧视和干扰。现在央企数量太多，在并购重组中，往往出现外合里不合、企合人不和的情况。人们发现，一些“国退民进”公司发生的股权之争，常常是在国有控股方走投无路时不得不向民营资本求救，一旦化险为夷，国有控股方的代理人往往会从“旧体制”的多方联系中重新谋取主动，乃至借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导演出旧势力的“逼宫”或“复辟”。这时，国有控股方对其代理人特别要严加掌控和约束。
说到底，有一个利益问题。充当国有控股方代理人的高层管理人员，有诸多毋庸讳言的利益，有些人往往想通过MBO持股谋求管理层收购，存在对未来财富追求的贪婪和幻想。国资管理机构特别要对某些有才能又有抱负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相应的激励机制。罗昌平在2009年8月《财经》杂志上发表《通钢改制之殇》一文，就谈到吉林省通化钢厂（通钢）上下游产销链中，有一种与高层管理人员的利益勾结和腐败的“围钢经济”。我联想到一起中药企业并购中，也碰到过一种围绕药厂上下游产销链中的利益勾结的“围药经济”，它同地方官僚、药厂高管有说不清的利益联系，拼命为并购制造障碍。看来这种“围X经济”带有普遍性，它寄生于国企周围且滋生腐败，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乃至反腐斗争上，必须认真对待！
现在提出发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就是要在“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实践上真正同国际接轨，将混合所有制的控股（参股）公司更好地置于市场、股东和民众的监督之下。总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改弦易辙，从管企业到学会管资本，从当婆婆到学会当股东，所谓从体制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应当从这里开始。
第七，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要有一个市场化的任用企业家的机制。对于企业管理人才，也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即便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也要通过市场任用企业家来实现控股方对企业的控制，不能总是搞“官本位”、论资排辈、行政任命。一定要市场化、商业化，从市场上的企业家人才中选贤任能，乃至高薪礼聘，并建立相关的约束和激励机制。要抓紧企业家成长集聚的制度建设，完善激励机制、任职机制和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
人才问题，一定要学会计算人才的机会成本账，不能总是凡马驾辕，千里马套磨！比如，认股期权是一种有利于集聚高管人才的激励机制，前提是高管必须经过拼搏作出业绩；不能把它看作一种无须付出的福利或权利，哪怕是“草包经理”，也应该坐享其成。
但是对于控制权交易来说，人的管理从来是一项高明的艺术。即便是并购，对企业原有高层管理者如何进退的安排，也是个不可小视的大问题。西方企业并购，还要给个“金降落伞”，下岗员工还有个“买断工龄”的问题，中国国企是“官本位”，企业领导是“准官僚”，有个比“买断工龄”更大的“赎买”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到真金白银，千万大意不得！
刘胜军认为，国企改革只有找准痛点，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他认为，国企改革的痛点：一是央企在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的行政性垄断；二是央企在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三是国企高管的“官员化”，政企不分，不解决这个问题，国企高管薪酬问题亦无解；四是不少董事会的虚置，几乎没有实质性权力，独立董事大多是退休官员，国资委和组织部都能直接越过董事会干预国企。国企改革不能被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这些浮云“遮望眼”，而应该时刻铭记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不触动这些痛点，那将是瞎折腾。
总之，国有企业改革，涉及的不仅是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特别是在打破垄断和反腐方面还涉及政府自身权力的改革，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才能大有作为。
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制度自信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同志考察了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据报道，习近平在同吉林省企业职工座谈时指出，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沿着符合国情的道路去改，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也要避免市场的盲目性，推动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效益和效率，提高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现在，对国有企业的议论颇多。
新中国成立初期，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经济欣欣向荣。后来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敲锣打鼓“全面公私合营”，1958年全面人民公社化。再以后是十年“文革”的史无前例的批判资产阶级，连农民的自留地都被说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城市的个体户和私营工商业绝迹，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承认“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80年代才逐步把个体经济上升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后来在邓小平的指引下，经过理论界的努力探索和创新，人们逐步恢复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对非公有经济的正确认识，但是并没有沿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提法，而是承认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有人提到，1990年苏东剧变，苏联是共产党执政，基本上是国有经济全覆盖。但民心不附，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共产党，没有一个党员出来抵制，只能是土崩瓦解！中国在这一时期，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不断给市场“让”地盘，不断给非公有经济让出阵地，国退民进，发展了包括私有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解放了生产力。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宣布“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才有了今天民营经济出人意料的发展。因而，现在又有一种厌乌毁屋的过激主张，认为“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财力，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负资产，它们导致的不公平、腐败和道德堕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甚至设想把大部分国有企业民营化了，共产党的统治就更稳固了。书生误国！
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10月10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他强调，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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