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克父母的人”
乌江和武义江一路奔腾宣泄、夺关闯隘，在浙江省东部偏西的地方稍作停歇，汇合一处，然后朝不远的富春江轰然而去。这个地方就是金华。金华东临义乌，西界丘陵与盆地，兼有浙东和浙西地势的特点。史载，金华春秋时为越国所辖，楚来越后又属楚。公元前222年，秦再灭楚，于吴、越故地置会稽郡，金华为该郡的乌伤县。东汉初平三年（192年），划乌伤西南置长山县，因县东北的长山（即今金华山）得名，仍归属会稽。这是金华建县之始。但正式使用金华一名，是在南朝梁末，即陈天嘉三年（562年），改东阳郡为金华郡。《康熙金华府志》引《玉台新咏序》说：“金星与婺女争华，故曰金华。”[1]后经隋唐、五代以及元明清数朝，金华县名数次变更，如曾沿用婺州、东阳、宁越等名，或复用金华，但在文化的区域与空间观念上，人们是始终把它作为吴越旧地来认同的。
年代的流逝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模糊的地域观念却早已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记，深深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汉书·地理志》就曾明确提出过“域分”（即按不同历史区域划分民俗民风）的概念：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之常，随君上之情欲。
把人的行为秉性和观念归因于两个因素，即水土的构成和王侯的引导，这个观点是颇有意思的。就现实而言，地域性格的形成不外两种因素：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所谓“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2]是说自然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春秋之际，吴越两国连年征战，尚武之风在民众中已然盛行。“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剑。”[3]且“士有陷坚之锐，俗有节慨之风。”[4]但晋永嘉后，吴越这一民风发生了转变。“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5]因而变得“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6]从“尚勇”到“崇文”，可以窥见社会风气的转变过程，不妨说，它恰好也构成了吴越人刚柔相济的两重文化性格。1983年，已入晚境的七旬老人艾青谈起自己的性情时，反复强调：“我这个人，既很硬，又很软。我从小脾气就很倔……无论对歧视中国人的洋人，监狱里的看守，重庆国民党的部长，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都是倔得很。但是，我的心又是很软的。我对土地、家乡、穷苦人，总是充满同情。”[7]无论是最初的记忆，还是人后来的命运遭际，大抵都离不开历史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的制约和浸润。但谁会料到，前者竟会成为艾青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出金华的义乌门向东走约七十里，有一个叫畈田蒋的村子。1910年3月27日（阴历二月十七）春节刚过，这里人正在春寒料峭中准备新一年的农事时，从一条小巷的蒋忠樽家的门宅里，传出了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了人世。[8]然而，伴随这婴儿来到人间的，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
婴儿母亲怀孕时，在梦中曾看见儿子站在一个被汪洋大海包围着的孤岛上，四周波涛汹涌，海鸥惊飞，整个大地都外在摇晃之中。这个不祥的梦，使她和族人颇感不安。为了消灾避难，他们一边天天烧香念佛，寄希望于无所不在的佛祖，同时让孕妇吃了许多人参等补药。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孕妇生产时因为婴儿过大，在产床上无论怎么挣扎喊叫，孩子就是生不下来。有几次孕妇眼看已不行了，在屋子外面的外公、外婆说：“生下来就生，生不下来在天。”最后的话虽没说出，但意思却很明确：保不住孩子，就保母亲！过了两天两夜，一声啼哭终于从屋子里传出，这时，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婴儿刚出生不久，母亲即由佣人抬回了义乌的娘家。
楼仙筹怀孕四个月时就生病，此后一直小病不断。这次难产，更使她对那个梦痴信不疑。为了平息不祥的预感，她为婴儿起名海清，取澄清海水、镇平灾祸之意。蒋忠樽后来觉得名字不雅，遂改为正涵，字养源，号海澄。迷信卜卦的楼氏还特地请来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要了婴儿的生辰八字，捻了一会儿胡须，才说：“这孩子是克父母的命。”接着，又神秘地叮嘱：“你年方十九，还不足以做婴儿的母亲。以后，让孩子称你‘婶婶’，称其父为‘叔叔’。至嘱，至嘱。”
因此，艾青自小就对父母以“叔叔、婶婶”相称。大概算命先生和楼氏没有想到，这一古老的习俗影响了孩子的一生，包括他的家庭观念，对人际关系的态度，以及不同于人的独特的行为方式。以至七十年后，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9]他在延安写的《我的父亲》，把父亲描绘成一个“中庸、保守、吝啬”的形象。据说，因为在感情上“没有父母”，解放初回乡省亲，他专程拜谒了奶妈大堰河的坟墓，却没有去看看埋在不远处的父母。[10]在艾青其他几处文字中，他对父母的看法与上述所说似乎又有矛盾。如：“我母亲难产是因为补得太多，而算命先生一开始就挑拨了我和父母的关系。”[11]言下之意，是说怪不得父母，全是算命先生的错。1980年夏，在与青年诗人谈诗的时候，他解释道：“《我的父亲》就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来写的。很强烈地想写这个典型。他的环境，他的社会关系，都是我有意识要写的。”[12]这首诗产生于1941年延安的“语境”，正由于“想写这个典型”，根据典型的创作原则，它是可以做艺术上的想象和加工的，因为，典型允许比真实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
童养媳出身的奶奶徐氏，却对这个“克父母的孩子”倾注了少有的慈爱。小海澄还没出生，盼长孙心切的徐氏连佣人都没带，一个人扭着小脚兴冲冲赶到附近镇上，扛回来了半条猪。因不小心，把腿摔伤了。按金华习俗，婆家生孩子，要送半条猪到产妇娘家“报喜”。若是男婴，报喜的礼品则更厚重，除了猪肉，还有好酒、酥心饼和绸缎等。因蒋家在当地是家道殷实人家，而义乌的亲家也属体面士绅，因此，这个脸面一定得有。
徐氏八岁来蒋家做童养媳，长丈夫四岁，十九岁左右圆房。她性情忠厚柔顺，对蒋家上上下下恭敬服帖，一心一意地相夫教子，但也受不了气，尤其爷爷三十岁上娶回为人刁泼的小老婆宝珠之后，徐氏更成了两人动辄斥骂的出气筒。自楼氏被娘家接回后，她便把全付母爱倾注到小海澄的身上，不仅一人承担起全家人饮食起居的家务，调度分派几十个粗细佣工，而且精心地照顾着长孙。第一个请来喂养海澄的奶妈不是大堰河，而是本村的媳妇珠云姐。因蒋家有钱，老太太又心地善良，请人条件较优厚，体格强壮的珠云倒很卖力。可惜似乎总也吃不饱的小海澄，一吸住奶头就不松口，半年下来，珠云姐的奶头都被吮吸烂了，这样，才不得不换了大堰河。因时间太短，没见过艾青有任何回忆这位奶妈的文字。倒是小艾青十岁的小妹蒋希宁听人隐约说起过，她还听家中长辈多次谈到特别爱护海澄大哥的心眼极善的奶奶。奇怪的是，艾青本人也未回忆过奶奶。奶奶死时，艾青大约已六七岁了。
二 身世内外
艾青稍解人事后，就注意到，每天除了几十个男女佣人出出进进之外，在重要的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或红白喜事的日子，总有一拨又一拨自称是堂伯父、堂叔、舅舅、姨妈之类的人前来叩访。有的着长袍马褂，戴一顶瓜皮帽，手里还提着一包点心之类；女眷则身穿粉红或浅绿的旗袍，一边手牵与自己年龄大约差不了多少的孩子，一边操着金华柔细的嗓音哧哧笑着走进堂屋。
蒋家青砖墙围起来的高大院宅，建在畈田蒋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上。推开约两米高的大门，先见着一间待客或家人围聚的堂屋，穿过堂屋，是一个三四米见方的天井。在江浙一带，天井有多种用途，除为全家老小浣洗之外，兼有为四周房屋采光之用，大户人家，还在天井靠近正屋的地方设有供奉祖宗的牌位，每逢喜客盈门，则可以摆下数桌宴席。天井对面为蒋家正屋，左边是西厢房，右边是东厢房，均为上下两层木制楼房，正屋、西厢房为蒋家老小居住，东厢房分别为书房和客房。屋梁、檐头、窗户雕刻着形态生动、寓意吉祥的图案，据说，有的还出自擅长书法绘画的蒋忠樽之手。东阳工匠们筑造这幢房屋时，蒋甚至成了被众师傅信服的设计者。宅第大门上方的金匾上“天伦叙乐”四个大字，就是蒋忠樽的手笔。
在艾青幼年恍恍惚惚的记忆里，这是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大家族。据老人们说，蒋家世代在畈田蒋居住，有史可查的有四代人，历经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等数朝，迄今这个家族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艾青的曾祖父叫蒋田相，他从祖上继承了二三百亩良田，和一处已具规模的宅院。蒋田相与原配洪氏生有四个儿子，洪氏故世时，儿子们已成家立业，并多半做了父亲。内有高宅，外有良田，一份不能算小的家业亦已由儿子们支撑起来。蒋田相完全可以撒手过几天消闲的日子，可他老先生偏偏六十岁上娶了年近四十的刘氏，在家里掀起了一场风波。刘氏（艾青的亲曾祖母），原籍江苏扬州，太平天国时与丈夫儿子逃难到畈田蒋，丈夫儿子最终仍死在乱刀之中。兵祸过后，刘氏一人沦落在此，因语音不通，只好挨家帮佣度日，境况很是凄凉。蒋田相娶她，可能是缘于一时怜悯。不想这一善举却招来四房儿子、媳妇的坚决反对。理由无非是，六十老翁娶一个贱妇，实在有损蒋家体面。性格倔犟的蒋田相却不理这个茬，照样把刘氏接进府里。儿媳们不敢把父亲怎样，私下里则把怨恨撒在名不正言不顺的继母身上，因非明媒正娶，刘氏只好隐忍着。在蒋家老少的眼里，这位妇人权且是一老妈子，家里挑水、做饭、喂猪和打猪菜等一应粗活完全由她一人承担，谁都可以支使她，给她脸色看。日子渐长，刘氏的肚子开始慢慢隆起，这意味着家族中将会增添一个小小的家产继承人。对蒋田相公死后家产一直各有打算的四房媳妇，对刘氏身体的变化自然非常敏感。好在时值冬季，刘氏推说是衣服穿得太多的缘故，这才遮掩了过去。
冬去春来，全家上下都在为新的一年兴奋地忙碌着，对东厢房楼上的动静，谁也不曾留意。直到有一天早晨，东厢房上面传来一阵又一阵婴儿尖锐的啼哭声，全家人才猛然意识到，一个新成员来到了这个家庭。一时气急败坏的四个媳妇立即咚咚咚地冲上楼，声言要摔死贱妇的小孽种。但她们马上被限眼前的一幕情景惊呆了：地板上铺着一堆凌乱的稻草，草堆里躺着蜷缩在一起的母子俩。时值春寒，刘氏却只穿着一件单衣，所剩衣服都当做了婴儿的襁褓。只见这男婴天庭宽阔，鼻梁笔直，虽然脸还是皱着的，没有完全展开，但仍可以辨出十分清秀的面目来。可能是对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动了恻隐之心吧，几个媳妇没吱声就下了楼，等于承认了他在这个家族的存在。这个生不逢时的婴儿，就是艾青的祖父蒋文蓬。
这场变故，对蒋田相公刺激不小。一日，他把四个儿子叫到堂屋。阴沉着脸说：“我老得不中用了，当不了家。这个家，还是分了的好。”家被分作五份，好房子都给了儿子，蒋田相只留给自己和刘氏两间破房。为了养晚年所得的儿子，心气很高的蒋田相像年轻时一样，再次走出家门，要闯出一份像样的家业来。这种血气，对后来的艾青多少是有影响的，它或许就像遗传基因，流进了蒋家一代代人的血脉里，导演着子孙们生活的悲喜剧。艾青说：“我这个人有时候很硬。”这显然不是游戏之言。
蒋文蓬幼年入私垫，受到严格的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他人聪颖机敏，而且能说会道，加上长得高大漂亮，又写得一手好字，在当地很有些名气。按照蒋家传统家风，凡男丁尤其是长子一旦受过教育，就应充任家庭的主要角色，所以，蒋文蓬刚十六岁，即随已年迈的父亲做起了生意。开始，蒋田相主要做豆腐生意，稍有些本钱，就开始把米贩到杭州、上海去卖，几年下来，生意居然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文蓬从父亲手中接下一笔不小的财产，因其不俗的才干，到他传给儿子，又添置三百余亩地，一处新房产，以及设在孝顺镇上规模可观的几家店铺。[13]可惜他寿短，刚及三十六岁即过早谢世。问题就出在后娶的小老婆宝珠身上。宝珠来时带着一个女儿，为人刁钻，一进蒋家就明里暗里与大夫人徐氏作梗。徐氏性情柔和，自然不是宝珠的对手。蒋文蓬起初虽看不过去，但宝珠一再蛮搅，也拿她没有办法。他开始只是一个人生闷气，后来就跟着宝珠抽起了大烟，没过多久，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犹如一个活骷髅。蒋文蓬的死，或许还与宝珠同徐氏的一场激烈冲突有关。一天，宝珠找徐氏，想让养女做蒋家的儿媳妇，男方即艾青的父亲蒋忠樽。徐氏当然明白她的用心，嫁女只是名目，目的还是为了蒋家财产，遂一口回绝。怀恨在心的宝珠因此不断寻衅闹事，两人经常大吵。见家里乱成这个样子，蒋文蓬心情极坏，干脆足不出户，整天在床上抽大烟，把卧房弄得乌烟瘴气。与其父蒋田相寿终正寝的死不同的是，蒋文蓬是一口痰没咳出来，活活给憋死的。
应该说，家传到艾青的父亲蒋忠樽手里是风平浪静的，然国势却有如海上一艘颠簸不止的破船，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甲午年，洋务派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海战中一败涂地，清王朝从此江河日下。这一事件，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殖民化的历史进程。就是说，四年之后出生的蒋忠樽所遭遇的是完全不同于前几代人的历史命运，因此，势必也决定了他会被迫做出另一种文化选择。蒋忠樽，字景，号衡石，受的是半旧半新的教育，九岁入私塾，凡九年；十八岁考入新学堂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接受了六年现代教育，差点还留校做了民国的新式教员。倘不是多病的妻子拖住后腿，他或许会走另一条人生道路。[14]不妨说，这奇怪的教育方式也培植出蒋忠樽半旧半新的行为举止及人格。
艾青回忆说：“当时中国学生已受‘进化论’的影响，那我父亲为什么还讲迷信？真迷信还是假迷信？我看是假迷信。他生活在农村，交往的却是县里的县长，镇上的警佐。警佐是吴晗的父亲。吴晗的母亲是我们村里人。小时我俩常一块玩。在那个地方，警佐很有地位和势力。另外，父亲还结交了军官、大学生，在‘万国储蓄会’里有存款，订了《东方杂志》、《申报》，就是这么一个典型，那样的时代产生了这么个人物。不过，他讲迷信有时又是真的。有一次，他头上被麻雀拉了泡屎，就递给我一个木碗，叫我去讨七家的茶叶，给他‘洗晦气’，我不去，他一气之下把碗扣在我头上，血流了出来。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很不愉快的。父亲常打我。有一次我被打后，气得写了张纸条：‘父贼打我！’放在抽屉里，他看见了，从此就不再打我。”末了，艾青又开玩笑说：“可见，有反抗他也害怕。”[15]
蒋希宁是从另一视角认识父亲的：“哥哥是长子，爸爸对他期望甚高。要求自然比其他子女严，打得比较多。世上父母哪有不打自己孩子的？这看怎样去理解了。我记得哥哥幼年时很老实，父亲先送他到村中蒙馆（对幼儿实行启蒙教育的初级学校）和村办乔山初小念了约四年光景。后来，又让哥哥读质量较高的傅村镇的育德小学，亲自把艾青交给自己的启蒙老师付冰如、子冰两位老先生。‘文革’中红卫兵斗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时，揪住不放的就有吴的两句话：‘两块冰’（指两位先生）教出来的学生，没有考不上学校的。可见两人在当地的声望之高。在育德小学，哥哥各科成绩都好，作文还经常被张贴出去。父亲是中国第一批新学堂的中学生，因迷信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剪了辫子，回乡之后，订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申报》，常在东厢房楼上书房阅读新书，思想并不保守。另外，他还擅长书法、绘画，村里常有人请他写字，艾青从小喜欢画画，不能说没有父亲的影响。”[16]
比起父亲，艾青母亲对他的影响可能不甚显著。楼仙筹生于1890年，是金华邻县义乌王阡村一个大户的小姐，曾与蒋忠樽生育过八个子女，三个早夭，只剩下五人，即蒋海澄、蒋希华、蒋希宁、蒋海济和蒋海涛。除海涛就读南京中正大学外，海澄、希华、海济均出身于杭州国立艺术院（今浙江美术学院）。蒋海涛在晚年说：“母亲可说是真迷信，因为她多病，想求神保佑她的身体，信过佛教，也信过耶稣教。由于多病，又有感伤情绪，她虽不识字，可还听她吟咏过‘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艾青特有的幽默里似乎留下了母亲的“影子”。楼仙筹言语风趣，并不逊于同样能言善辩的丈夫。看见头发稀少的秃头，她就说：“看，多像是捆着几根稻草的西瓜。”因丈夫眼珠突出且大，常开玩笑道：“恐怕苋菜籽落进他眼睛里，他都察觉不到的。”经常是一言刚出，众人已笑得不能自抑。对长子，楼仙筹尽可能地表现了关切。1928年寒假，当她得知艾青想赴法国留学而丈夫正为川资所愁时，毅然悄悄拿出四百多块大洋交给了他。艾青留法以后，经济非常拮据，楼仙筹利用小弟楼德权赴法留学的机会，请他带钱给艾青，但没想到，这位后来回国做了国民党参议员、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的弟弟却把钱私自花掉，根本没给外甥。
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身世时，笔端不失沉痛之感：“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17]
一样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也一样是“办川资”的母亲为游子送行，在艾青却是另一番感受。他说：“对父母，我一直是很淡泊的。”这是因为，“我妹妹是吃母亲自己的奶长大的，我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我和母亲亲热不起来。我到姥姥家，总是离母亲远远的，她生气地拽住我说：‘我又不是老虎，你怕什么？’”[18]
数十年后，艾青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自己的“家”，表明并非是“很淡泊的”，恰好证明，他是非常在乎这个家的。艾青的性格乃至创作中，实在贯穿着一个偌大而刻骨铭心的“家”的情结。他愈是声称自己的遗忘，读者便愈会强烈地感觉到，家就像是一个摆不脱的幽灵，纠缠着他，撕扯着他，把他的心直弄得鲜血淋漓。1944年4月26日，他在诗集《献给乡村的诗·序》里，曾懊恼地谈到自己的出身：“我的这个集子，写的是旧的农村，用的是旧的感情。我们出身的阶级，给我很大的负累，使我至今还不可能用一个纯粹的农民的眼光看中国的农村。”[19]1980年夏，他对一些青年人说：“我稍稍长大，就想赶快离开家庭。西湖艺术院的院长鼓励我到国外学习，我也想离家庭越远越好。就这样，我骗我父亲，说外国留学回来可挣大钱，他给了我去法国的路费，我就跑出去了。”[20]仅过了两年，他在家乡又指着自家旧房对众人说：“这都是畈田蒋过去地主家的房子。……不过，我这个地主，四十九年前，在写‘大堰河’时就‘交代了’！”然而，1941年夏秋之间，当家人写信告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艾青从延安寄回一首诗，上云：“我没在你坟上撤三把土”之类。撒三把土是金华祭奠亲人的一种风俗，艾青在诗里转引此意，含义是很明显的。可惜，这首诗在逃难中不幸散失了。
令人诧异的倒不在艾青对于“家”的“叙述”，而在这一叙述中表露的人生的深刻困惑。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只有感应到这一困惑，才有可能走进艾青的世界。
三 大堰河的儿子
“我曾听说，我的保姆为了穷得不能生活的缘故，把自己刚生下的一个女孩，投到尿桶里溺死，再拿乳液来喂养一个‘地主的儿子’——我。”艾青说，“自从听了这件事之后，我的内心里常常引起一种深沉的愧疚：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另外的一个生命那里抢夺来的。这种愧疚，促使我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21]自1934年5月《春光》杂志（第1卷第3期）刊出《大堰河，我的保姆》以来，艾青还是第一次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保姆。就在这之前，（1941年6月21日）艾青父亲蒋忠樽在金华福音医院病逝。两个月后，他心情复杂地写出著名的诗作《我的父亲》。虽然，通常人们都把这首诗理解成诗人与他父亲所属阶级的“诀别”，但诗行间分明还透露着另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近来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他的脸显得从未有过的‘仁慈’，／流露着对我的‘宽恕’，／他的话语也那么温和，好像他一切的苦心和用意，／都为了要袒护他的儿子。”诗节的前半截充满怀念的情愫，后半截多少又有些讽刺。显然，尽管父亲“宽恕”了儿子，儿子却终未能原谅父亲。在回顾了父亲的一生及其与自己的恩恩怨怨后，艾青的笔墨在平淡中深藏着沉重，他写道：“如今我的父亲，／已安静地躺在泥土里。／在他出殡的时候，／我没有为他举过魂幡，／也没有为他穿过粗麻布的衣裳。”问题是，既然父亲之死令艾青如此悲痛，却为何又不能真正原谅他？既然他已意识到：“那时实际上已开始‘整风’，需要写工农兵的、大众化的作品，写那个东西，当时在延安似乎不大合适。”[22]缘何甘冒风险地写了地主的父亲呢？对艾青，这是怎样一个情肠百结、欲理还乱的生存的苦痛！正因为生存的尴尬，和从这尴尬中逼迫出的对父亲的幽怨，艾青借给延安某刊物“六一”儿童节专栏著文的机会，也借着谈大堰河，对内心纠结多年的情结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泄。他写道：“我记得：在故乡的污浊的泥塘里，我曾看见一个腐烂了的婴尸，不知是哪个母亲偶然犯罪的结果，把它遗弃了的。乌鸦和青蛙站在模糊了的小小的身体上。在城市的郊外，常常有用砖石砌成的‘千人池’，里面堆积着无数的死婴的腐肉和骸骨。他们里面大多数是私生子……一天，我从市集回家，在村边遇见了一个老人，用锄头背了一只平常捡狗屎用的篾箩，那里面，在稻草的掩盖下，露出了一个死的孩子——他的头被菜刀砍了一下，却还没有完全断气，无力地垂挂在篾箩的边沿上，从那微微连续着的颈口，鲜红的血，一滴滴地落在冬天的冻结的道路上。这孩子，因长期地生病，吃了很多药，他的父亲以为是‘讨债鬼’，把自己用酒灌醉，把他用菜刀砍死了。现在，他的祖父背了他去埋葬。”艾青愤激地说：“人类是罪孽深重的：每天在互相杀戮着，死亡的数目，百倍超过诞生的数目，好像非到完全消灭不得甘心似的。”本意是为抗战中死难的儿童所写，笔不由得回到了畈田蒋；表面上是在写“别人”，却处处情不自禁和不由自主地落墨在自己沉痛的潜意识里。人们不禁要对艾青与大堰河使人着迷的“关系”，表现出难耐的好奇了。
大堰河年纪比蒋忠丕稍长，她是畈田蒋附近大叶荷村的人，自幼卖到畈田蒋，做蒋忠丕的童养媳。当时金华一带有重男轻女的观念，妇女地位很低，许多穷苦人家没有文化，生养的女儿一直到老都无姓名者比比皆是。如果嫁人，就随丈夫的姓叫某某氏。可能是大堰河卖到畈圈蒋时年龄太小，她本人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由于重男轻女，本村的人也无心追究，干脆叫她“大叶荷”了事。而艾青笔下的大堰河，正好是金华口音大叶荷的谐音。与蒋忠丕圆房后，虽然她起早贪黑地为家庭操持，不曾停歇过，家运未见好转，丈夫却在她生下第二个儿子不久撒手人寰。丈夫死后，大堰河的生活更加困窘，后经人介绍，从邻村姜村招赘，并与第二个丈夫姜正兴生了二子一女。姜正兴经常酗酒，因家里太穷，心情比较郁闷，常借故毒打大堰河。村里老人说“大叶荷命苦”，也有人在私下里议论，说她生辰八字不好。后一种意见自然是无稽之谈，不足为道。大堰河的家在村子的北边，离艾青家不远。有一个一丈见方的小院，房屋比较破旧，台阶四周生满苔藓。再往里走，房子的墙壁被柴烟熏得很黑，除了一张很宽的木床，一个开裂的饭桌和几把矮小的凳子外，家中几乎没有什么摆设。倒是有几个姜正兴喝光的酒瓶子，散乱地丢在一边。无论从家里人口、男主人穷愁潦倒的状态，还是从可以想象到的经济来源看，在畈田蒋，大堰河家的生活可能都接近于赤贫。这也是后来她的几个儿子均不成器，或赌博、或当土匪的一个原因。
大堰河是怎样做了蒋家长孙的保姆的？在畈田蒋生活了二十余年才离开的蒋希宁老人回忆说：“我哥哥的第一个保姆是珠云姐，她在我们家约有半年时间，后来是因为奶头烂了，不能再喂养了才离开的。奶奶四处物色人，最后选择了大堰河。这里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她家离我们家近，比较方便；一是她人老实。倒不是因为她刚断奶，畈田蒋断奶的媳妇不是她一个，而且她已生了五个孩子，奶水并不比别人的好。当时，奶奶想让大堰河住到我家来，她因为要照顾四个孩子，还要养鸡，走不开，这样就改作每天早上来，晚上带艾青回去睡。大堰河天天也让四个儿子过来一起吃饭，为了她奶水好，把孙儿养好，心善的奶奶并没有反对。那五年，都是这样过来的。”[23]在蒋家，大堰河不只是带艾青，有时，还帮主人家做些零活，比如，做饭和缝缝洗洗等。因为她人勤快，且老实敦厚，于是很得老太太的信任，蒋忠樽和楼仙筹对她也算客气。老太太回娘家时，甚至把自己陪嫁的二十多个箱子的钥匙交给她，若逢上很好的晴天，就嘱她把压箱的衣物拿出来翻晒，大堰河均一一照办，很令老太太满意。这位善良的妇人把母爱也给了自己的乳儿。据艾青说，虽是多年前旧事，他还依稀记得，尽管大堰河家几乎徒空四壁，但仍搜其所有，在年节里给他切“冬米的糖”。常常放下手中的活计，把艾青抱在怀里，“用泥黑的温柔的脸”贴着他的脸，亲他的嘴唇。晚上入睡前，艾青透过屋顶的明瓦看天上的星星，大堰河给他讲流传民间的故事。她还把艾青送给她的关公画当作年画贴在灶边的墙上，逢人便夸乳儿的聪慧手巧。年纪稍长，艾青就和大堰河的四个儿子玩到了一起，像兄弟们一样土里滚、泥里爬。这种朝夕相处的生活，以及近乎肌肤相亲的母爱，无疑在艾青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培植了“家庭”的气氛，对他心理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几乎是难以估计的。在仔细研究了弗洛伊德心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后，美国学者卡尔文·斯·霍尔发现：
在人格结构中，人格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在婴儿期、儿童期和青春期尤为突出。人格发展多取自两个因素：一是挫折。任何使痛苦或不快得不到排除的因素都可叫做挫折。换句话说，挫折是阻碍“唯乐原则”得以实现的因素。某人遭受挫折，或是因为他追求的目标在现实环境中并不存在（这种挫折叫缺乏）；或是因为这一目标存在着但他却不能获得或被他人剥夺（这种挫折叫剥夺）。缺乏和剥夺被叫做外部挫折，因为它们都来自外部环境。二是寻求替代。在婴儿的感觉中，母亲是完美无缺的女人。可是他发现他不能独占母亲的爱情，而且母亲也并非完美无缺，于是他开始寻求母亲的替代。这个替代应该是既完美又可得，可是他发现这个替代不是存在缺点就是难以获得。在寻求母亲替代的过程中，“移位”相继发生，形成一个对象宣泄网。宣泄受到阻碍时，就像河水受到堵截而溢向许多通道一样，分散到许多新的活动中去。就这样，他的完全占有“理想的母亲”的欲望一再受到挫折，能量移位便一再发生，他的兴趣、癖好、习惯、性格、价值观、态度、情操、依恋等便因此而受到影响。[24]
被算命先生断定是“克父母的人”，并因此而叫爸爸、妈妈为“叔叔、婶婶”，是幼儿阶段的艾青在家庭遭受的一个致命的挫折。他有权追求“理想母亲”这一目标，但这个目标在现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是他本人愿意这么突然就进入“寻求母亲替代”的心理移位过程的，而是蒋家强制性地为他安排了另一个“母亲”大堰河。幸好，她虽然存在缺点（并非真正的母亲），毕竟心地善良，尽心尽职地给了艾青母爱的补偿。然而，在人格发展的本质意义上，“替代”只起暂时的作用，却不解决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说，对一个生命个体的形成和发展，它只具有建设性而非决定性的“意义”。艾青说：“我妹妹是吃母亲自己的奶长大的，我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25]显然，在人格的潜意识深处，“母亲”和“保姆”两个概念的本质区别是被艾青划分得极其清楚的。大堰河在他记忆里顶多是一个善良的保姆，绝对不能算母亲；她可以被写进诗里、被歌颂，但最终只能是相对手“自己”、“自家”以外的“别人”。所以，在艾青诸多正式的文章和作品中，专门涉及大堰河的只有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同文章《赎罪的话》，涉及父母之处则举不胜举。否则，像《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和《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两篇重要的谈身世与创作的文章，只谈到父母，则完全未提大堰河，就不好理解了。
“我和家庭关系不好，还表现在从小不许我叫‘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这使我直到现在‘爸爸’、‘妈妈’的音都发不好。这些都刺激着我产生反封建的意识和叛逆家庭的情绪。”《与青年诗人谈诗》一文中的话，表明艾青对自己童年时代在家庭关系上的挫折感是始终耿耿于怀的，他一再批评自己的父母，恰恰说明他在以另一种方式强烈地寻找着情感的补偿。而大堰河，正好成为他与父母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
四 最初的习画者
金华素有“小邹鲁”之称，文章书画，代有名家。据说，唐张志和善画山水，书迹狂逸。颜真卿以渔歌五首赠之，张即为卷轴，随句作画，掩人物、舟船和飞禽于烟波风月之中，曲尽其妙。真卿叹服不已。朱景玄在《唐代名画录》中定逸品三人，张志和被列其中。宋僧人若芬玉涧喜画海潮和雪后湖山，但画竹最佳，为中国画史三画僧之一。明徐原夫，善画梅，笔法清劲，有出尘之意。清乾嘉年间崛起以杜鳌及众弟子姜岱、王备、王蕙、诸葛豫等形成的指墨画派名噪一时。近现代大画家潘天寿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金华乾隆年间指墨画很值得研究”。近代黄宾虹为金华画史上的又一高峰。宾虹幼承家学，中年画风苍浑清润，晚年尤精墨法，有“北齐（白石）南黄（宾虹）”之弥。受此熏陶，金华民间泥塑、漆画风气颇盛，习画为生者甚众，承接金华书画的绵长脉息。蒋忠樽引书法、绘画为一生嗜好，艾青兄妹五人，习画者居然占了三人，由此略见一斑。
蒋忠樽虽是一个地主，但身上文人气味甚浓。每天，除经营店铺生意、处理收支账单、安排佃农生产外，凡有闲暇，就一人到东厢房的书房里，或读《聊斋志异》、翻翻世界地图，或沉浸在研习书画之中，自得其乐。好像不是惯于稼穑传统的财主，俨然是一个舞文弄墨、性情飘逸的旧式文人骚客。书房墙壁上有一条幅，上云：“百年燕翼唯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是很能印证书房主人当时心境和气质的。在此环境中耳濡目染的艾青，不可能不受到这种艺术气氛的影响。“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26]寄养大堰河家时，艾青喜欢用红泥土捏各类小动物玩，但真正习画的启蒙教育，还是自乔山小学开始的。当时校方在低年级开设美术课，配有专门的美术教员。恰好艾青班上的这位教员不仅画很好，工艺美术也较擅长。他为文明戏做美工，舞台背景画得清逸生动，同时还身怀制作精致文房四宝的绝技，这无疑引发了艾青对美术极大的兴趣。
在畈田蒋，各种节日里的民间艺术活动，与四季循环中的大自然几乎浑然一体。艾青与邻居家一个叫成功的孩子，是这些活动热情的尾随者。
每年春耕结束后的头件盛事，是“娱神自娱”的斗牛活动。斗牛始于北宋明道年间，原为祈天酬神的庙会活动。清人陈其元在《庸间斋笔记》曾有记载：古婺江两岸“每逢春秋佳日，乡氓祈极祭赛之时，辄有斗牛之会……此日至之时，国中千万人往矣！”参加角斗的牛，一般都是黄牛，水牛只是少数。人们以为水牛好斗，黄牛相反，其实不然。水牛体形高大，虽好斗，但只是把对方赶走而已，气势并不惊险。黄牛平时性极温驯，一经发性，则斗势凶猛，扬起尖角，直刺对方喉咙，大有置之于死地之势。黄牛其实性躁，角的形状也与水牛不同，民谣云：
水牛角，向里弯，
黄牛角，向外翘。
水牛逐角擦层皮，
黄牛逐角似刀铰。
善斗的牛，一般多为颈部短、肩部高大，外形若雄狮者。养牛的人平时教以斗法，使其学会撞、挂、拼等技法。还根据不同个性，取一个外号。如个小而善战者，称其“铁榔头”、“千斤撞”；对体形庞大而动作缓慢，角斗时两眼紧闭者，呼之“睡眼虎”；两角锐利者，则干脆叫“小金刀”。古风尤存的金华人，还将自己崇拜的古代英雄好汉之名移用在喜欢的牛身上，如赵子龙、关公、武松等。这种情形，无疑使艾青和他的朋友大受刺激。他最初的美术习作中常出现关公、班超等人的形象，与此恐不无关系。但更引人入胜的还是激烈的斗牛场面。凡斗牛之日，先举行入场仪式，名之曰“迎牛”。其时，斗牛头簪金花、身披红绸，由四个身着彩衣、头扎汗巾、腰缠飘带的护牛壮士，呼拥而入。斗牛场大都选在地势广阔、观众在高处可一眼尽收的地方。场地四周，打上木桩、拦以绳索；场地两旁，各以两枝青竹弯成拱门、上挂红布，名曰：“场门”。各村斗牛入场后，评判者也相继入场，他们头缠青布、赤足短裤，俗呼“拆牛人”。斗牛一旦汇集，各村即拈阄决定角斗秩序。斗牛入场，对视片刻，牛性发作，即互相进击。只见两牛四角交架，尾巴紧夹，尖角相磨，碰击有声。斗到三五回合之后，双方壮士上去将牛强行分开，目的是以此间隙挑拨牛性，令其仇视。如此几经拆合，牛性愈斗愈旺，观众也热血沸腾，喊声震天动地。最后，胜者横冲直撞，所向披靡；败者血肉淋漓，奔走逃窜。斗牛是乡民郁结情绪爆发性的宣泄，是繁重的春耕过后的一种自娱，对来年则意味着朦胧的期待。民国初年，金华人王廷扬的《斗牛歌》对斗牛情景有生动的描绘：
一牛入场十人拥，叱声驰下如潮涌。
盛气相吞未接锋，全场肃立皆神悚。
须夹双方互接触，四角八蹄无退缩。
观众欣欣同声嗟，何惜卖力争买犊。
进退变化若自如，腾跨牛背声唏唏。
忽然跃下猛抵项，落头倒项相撑持。
其时情势最险急，刘项兴亡在呼吸。
趁机须用蒯通谋，楚汉两雄斯并立。
不然胜骄气则靡，再衰三竭鼓不起。
忽焉转败奏凯歌，翻令一睬资酒喜。
未见到艾青童年时观看斗牛的记载，七十年后，他的长诗《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倒唤起人们的“今昔之感”。诗人仿佛沉湎在人生某一时刻的回忆之中：“也许你曾经看见过，／这样的场面——／在一个圆的小瓦罐里，／两只蟋蟀在相斗，／双方都鼓动着翅膀，／发出一阵阵金属的声响，／张牙舞爪扑向对方，／又是扭打、又是冲撞，／经过了持久的较量，／总是有一只更强的，／撕断另一只的腿，／咬破肚子——直到死亡……”在写作的刹那间，诗人面对的究竟是已是耄耋老者的自己，还是那一个早成逝烟的少年呢？当年爱做梦的少年大概没想到，牛与牛之间的“残忍”，竟又原封未动地在人世间上演，而且更加惨烈和残忍。
在畈田蒋隶属的孝顺镇，秋收过后经常举行庙会。每逢会日，附近村镇的善男信女云集焚香朝拜，游客、商贾也接踵介入，热闹非凡。间有演戏和迎灯舞龙等节目，在临时搭起的戏台上连场表演，舞龙则在狭窄的街道边走边耍，引得观众阵阵喝彩。艾青奶奶和母亲均是虔诚的信徒，自然对赶庙会乐此不疲。艾青和妹妹希华、希宁因此常成为其中的看客。
当地最流行的有高腔、昆腔、乱弹、徽戏、滩簧、时调六种声腔的婺剧。婺剧俗称金华戏，它不仅保存了古老剧目，而且在表演上保留了传统傩舞、傩戏、百花、木偶戏和目莲戏的表演技巧和程式。由于长期在乡村草台和庙台上演出，观众多，而且人声嘈杂，要求演员的表演动作尽量夸张，于是产生了“大花过头，老生平耳，花旦平乳，小花平脐”的表演效果。婺剧六种声腔曲调不一，一般花旦、小生在唱腔上都采用真假嗓相间的唱法，人称“雌雄音”或“阴阳音”。音乐的特点是“闹”。开场之前必定是闹花台，先锋一吹、鼓乐齐鸣，颇有万马奔腾之势。艾青对婺剧似无特别印象，倒是其中色彩夺目、生动逼真的各种造型唤起这个少年绘画者极大的兴味，尤其对它精湛的工艺美术惊叹不已。他说：“我从小爱美术，喜欢图画和手工艺。用竹节做成小小的水桶之类，或者用红胶土做个人头，脖子上插上笔套，眼睛、鼻子、嘴、耳朵都有洞洞，吸一口烟往里一吐，七窍喷烟。”[27]直到晚年，艾青还幽默地回忆说。“我喜欢这些东西，常常废寝忘餐。格言说：‘玩物丧志。’我也的确为它们消耗了时间。”[28]更重要的是婺剧中奇特的人物、布景和光怪陆离的颜色，于一种潜移默化中培养了艾青对色彩和造型敏感的创造力。婺剧多为表现锄强扶弱、表忠除奸的剧情，高亢的唱腔因有激昂鼓乐的衬托，而显得鲜明热烈，是金华柔韧兼刚毅民性的生动展示。这种情绪，似乎也潜入到了艾青某些诗作之中，令人觉得眼熟。
迎灯舞龙有龙灯、狮舞和花灯舞数种。龙舞在灯会和庙会均可表演，形式比较灵活。龙舞中有纸龙、板龙、布龙等，一般用打击乐和唢呐伴奏，人数视情形而定，在几十人至上百人之间。如遇其他村子的龙舞队，则更热闹，双方的表演中不免夹杂了较劲的成分，常常是数百人捧喝，形若赛场。艾青更倾心于庙会之外的花灯舞，认为它富于变化的图案感，可以“不息地把许多事物的意象、想象、象征、联想……集中起来，组织起来。”[29]他喜欢花灯舞可能还有一层原因，花灯舞男女老少皆宜，均可提灯列队起舞，而不像看完全由成年男子组成的龙舞，顶多是一个冷淡的旁观者。花灯的制作十分精致，灯罩上或雕或描，或绣或剪；各类图案变化多端，计有动物灯、花篮灯、鱼灯、马灯、酒坛灯等，形象生动活泼。金华各镇中，以孝顺镇的花灯最为著名。一般是二月初一起灯，白天花灯不燃烛，称“游灯”。初二是正日，花灯日夜燃烛最为热闹，戏班演通宵戏。初三晚上，花灯中的“板龙”拔灯。孝顺花灯有“台阁”、“秋千”、“舞狮”、“散灯”、“仪仗”等诸多样式。台阁是一个由四位壮汉扛抬的流动的小舞台，每台都扮一出戏，角色从十岁左右的儿童中选出，如饰《桃园结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则需勾出脸谱。秋千类似北方的旱船，船身装滚轮，推动前进，船头船尾各有一青年男女扮作渔翁渔婆，船舱里有四位妙龄女子挥舞彩巾唱时曲小调。秋千被公认是花灯中的翘楚。舞狮的狮身用钢丝竹篾制作，狮毛为染绿的苎麻，纷纷然颇为可笑。狮子装在可抬的小舞台上，台后因有人以纤绳、提线操纵，故头、腰、脚、尾俱能转动，因此它在灯会上常成为儿童追逐笑闹的对象。散灯乃为花灯队伍中的精华，其中最大数牡丹灯，每盏高约两层楼，上扎几十朵直径三十厘米以上的牡丹花，须数人扛抬才能挪动。到迎花灯时，队伍长达一公里，万人空巷，灯火照耀如昼。
虽然同为浙江人，艾青不像周作人对考察民间艺术抱有浓厚兴趣，他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这一类文字。在《泽泻集·陶庵梦忆·序》一文中，周作人对当时的绍兴迎神庙会给予了很高评价：“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都不存留了。”作为诗人，艾青与民间艺术的精神联系却是感悟的而非认知的，长诗《火把》中隐隐约约遗留着花灯舞的某些记忆。他的诗歌明显不同于其他现代诗人对色调令人惊奇的敏感，也是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据的。
鲁迅在《故乡》里，曾经对闰土丰富的大自然知识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艾青也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童年伴侣，是邻居家叫成功的男孩子。与鲁迅不同的是，艾青不是以“城里人”的眼光看乡村的；他也没有鲁迅那种到乡下避难的经历。“乡下”不仅不是暂时的寄托之处，恰恰相反，它是艾青艺术生命的摇篮，童年的天国。与“过节”相比，大自然是童年经验中更富有想象力的所在，因为，倘若说过节是自然的人格化，是模仿中的自然，自然的本色对人的童年则更具莫大的吸引力。
畈田蒋村南二里外有座名叫羊乔山的小山。山上草木丛生，因为有一片片褐红色的枫树点染其中，煞是好看。临近深秋，艾青常与成功来此收集树叶，有时也画一两张速写。艾青性素沉静，平时不多言语，加之他常说的那种“寂寞”，无形中养成了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枫叶亦叫枫香，属落叶乔木，叶片如掌状，春季开花，秋季渐呈红色，于深秋凋零飘落。当枫叶挂在树上时，是很丰盈的，进入深秋，叶片转为干枯，这时的枫叶最经不起风雨的吹打。秋雨一来，即飘落一地，令人揪心。据民国三十六年《金华新志稿》，当地树种品类繁多，除松、杉、柏、椿、樟、檀，还有黄柳、冬青、银杏和杨梅等，枫树并不常见。少年艾青缘何对它情有独钟？因为没有可靠的材料，很难推知他当时的心理活动。艾青回忆说：“我家隔壁的确有一个穷孩子，名叫成功。与我最要好。因为家穷，他念不起书，后来当店员勉强糊口。没有多久，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30]个体生命如此之短促，犹如由绿到红就迅速凋落的冷雨中的枫叶！尚在少年的艾青未必有这般深刻的生与死的生命感受，但他显然听人唱过古老的《哭灵歌》，歌词云：
你今归阴在暗房，
男女孙媳泪成行。
作田新米未曾尝，
你去阴府心怎放？
其实，他从这段凄惨的唱词中听出了自己内心“关不住”的寂寞。也正因如此，艾青对与故乡唱词相类似的民歌，从来就抱有一份特殊的好感。他说：“一个民歌，是写死了丈夫的女人在扶棺恸哭时说的几句话的：‘我愿和你隔千山万水，却不愿和你隔一层无情木。’仅只两句话，却充满了感情被切断的痛苦。”[31]艾青由此援引出他所以喜欢收集各种小摆设的理由来：“大自然是慷慨的。所有这些就是它的馈赠，它的施舍。我从这些东西得到了美的享受，因之，我也更爱生活。”[32]
在艾青的记忆里，乔山小学后面的禅定寺也极有趣。寺前古柏参天，溪水十分清澈，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散落在河滩上。“我小的时候，喜欢到附近的小河边去拣晶莹的小石子，玲珑剔透的小石块。”[33]放学回家并不一定非得取这条小道，这样做无非是要在河边盘桓一段时间，好拖延那必到的归期。而这一回回相遇的“河边”，正是少年艾青痴迷的一种朦胧的境界。他说：“我爱静，不是死寂，却是要求没有喧闹来驱散我的思绪。当我在思索着什么的时候，我是完全把脑力集中在那被思索着的东西上面的。这时候，我和别人的答话，完全是敷衍，常常连自己都不知道曾说了些什么。”[34]
妹妹希华、希宁也曾间接参与过大哥的艺术生活。蒋希宁回忆说：“本村有个名叫老四的人，人很穷，但性较油滑，曾向我母亲借了一百多块银元。原先说好，做生意赚了钱就还的，不知为什么竟不了了之。于是每年一放寒假，妈妈就让大哥去讨钱。走在半路上大哥再三叮嘱：回家就说去过了，别人穷，反正也追不回来。然后就带我和希华偷偷去画画，故意挨到天快黑了才回。如果碰上下雪，大哥会去哂雪景，有时呆呆地看着远处，一句话也不说。课余时间，大哥还常去老佣人陈凤芝家，画她家的草房。他那时很老实，平常不言语，但心里是很明白的，之所以反复画陈家的草房，是因为颇同情它的主人。”[35]这可能是艾青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身的观察中，体验掩藏在画里面的人生的“忧郁”。因此，它是终生难忘的。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体验都在折磨着艾青的良知。在晚年，他还对人说：“我对土地、家乡、穷苦人，总是充满同情。我写的《我爱这土地》，我把自己比作一只鸟，即使我死了，羽毛也要腐烂在故土上面。诗的最后，我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前一句，也许有些夸张；这后一句，的确是发自灵魂韵真音。”[36]
除了画画，艾青还学过金石，在篆刻上下过一番工夫。在金华故居，至今仍保存着当年放图章的竹簧盒子，上面有艾青亲手刻的“守信冬日”的字。艾青一度痴迷篆刻，显然是受了当地风习的影响。清人姜元、俞元之的篆刻有“寄情铁笔，高古有致”的声誉。续其艺术余脉，民国人物金维坚等发起“龙渊印社”，倡导篆刻艺术，著有《龙渊印社史纪略》、《万绿庐印存》。该社发起人之一的毕民望，右手在抗战中炸伤，后食、中二指内缩，状似佛手，故自号宅第为佛手庵。以疾手操刀的毕民望，仍以罕见的毅力留下了《蛮石斋印集》等卷。这些在当地艺人中流传甚广的轶事，在少年艾青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篆刻因表现形式的限制，不可能像书法和绘画那样有较大的表现空间，因之对章法有特殊要求。它同时又是一门汉字在方寸之间变化的艺术，故在所谓篆法、章法、刀法三要素中，章法最为要紧。章法的变化因人而异，它能极大限度地体现篆刻者对所要表现文字的独到见解，调动所储备的知识进行艺术处理，同时还可以吸收金文、甲骨、陶文、货币、砖瓦文字以及古图形印的造型形式来丰富自己。可能是篆刻所受到的空间限制束缚了艾青艺术想象力的缘故，他对篆刻的热情没有持续下去。虽然后来间或也曾给朋友治印，但不过是为了消闲，权且把它当作一种手艺而已。
年幼的艾青对绘画的理解，是与民间艺术和大自臻的特殊氛围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残酷激烈的斗牛，五颜六色的戏曲道具、脸谱，散发秋天气息的枫叶，河边奇形怪状的鹅卵石，构成了人间社会和自然世界最不可思议的部分。它似乎成为艾青全部生命中一道稳定的底色：无论现实如何荒诞，也无论他的生活如何被命运扭曲，这些植根在心灵最深处的记忆，却始终不曾泯灭。
五 到金华去
1924年前后，对畈田蒋可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金华县志》记载，1922年6、7月至中稻收获期，婺江水五涨，孝顺镇水涌至楼板，镇上街道可以行船，通济桥桥墩垛尖尽遭水毁。全县四百二十余村受重灾，百分之八十稻谷颗粒无帆。因为衢江张峰锄决口，罗埠二带四分之三的农田遭淹，毁房丰余间。大水过后瘟疫流行，酿成有名的“壬戍水灾”。8月，狂风暴雨再临金华，漫天倾泻、水势如山，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罕见，十四万灾民流离失所。[37]1924年6月，当地大旱，达四十五天；一个月后，浙东各县山洪暴发，殃及金华，田庐人畜，损失甚巨。[38]
这一年艾青十四岁。当时的社会思潮对他的心灵也有所冲击。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九岁。小学课本里已有启蒙思想——要求民主和科学。女学生们开始放足了。中学教师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反对念文言文。老师的批语是：“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一个“大八叉”！[39]
父亲所订《申报》上的消息，使艾青朦胧地感受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峻现实，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西方世界。虽然西班牙天主教早在清顺治元年就传到金华，几经挫折，在汤溪、孝顺等地设立教堂，甚至渗透到蒋家，使女主人楼仙筹变成了虔诚的信徒，毕竟对艾青还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现在，他的故乡浙江不仅成了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并且威胁到国家、民族乃至家庭和个人的生死存亡。1923年3月9日，法国政府强求以金佛郎支付庚子赔款，浙江公民大会通电反对，导致所谓“金佛郎案”。从4月6日起，杭州各旅馆公寓一致拒绝接待日人。5月5日，浙江学生联合会暨各社会团体成立检查日货委员会。同月31日，浙各团体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成立实业救国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广大农村濒于破产边缘。据报载，各县入春以来，匪氛日炽，杀人越货无日不有。在两个星期内，嘉兴之长水乡，南田之九都，嵊县、新昌、嘉善、临安、汤溪、富阳、常山以及杭州附廓等地连续发生抢劫、伤人、杀人案件多达三十余起。蒋家在傅村镇经营的酱油、点心、杂货等店铺受此影响，生意日见萧条。与胡适、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相比，艾青和他的同时代人，即本世纪第二代知识分子注定要遭遇与前者不尽相同的历史命运。艾青在他刚刚接触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民族危机，这对他的心灵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因为西方文化是借助坚舰利炮强制输入的，这一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不仅像上一代人那样难以摆脱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感，而且由于他们刚进入青年阶段，就碰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再一次的大分化和大抉择，使他们的历史性格及其归宿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极大地迥异于前者。
少年艾青及其同时代人在面临“外患”时，还不得不面对“内乱”。《浙江百年大事记》1924年一栏，不断出现如下记载：
1月12日，苏、浙风云日紧，两省绅商发起和平运动。
6月12日，皖系福建督军李厚基失败后，其部属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入渐，至常山。卢永祥派员前往视察，拟即收编。
8月22日，苏督齐燮元、浙督卢永祥为争夺松沪地盘，加以皖系的离间，日本军人的挑拨，苏浙战事势已难免。29日，卢永祥发表谈话，谓苏如侵浙，破坏和平，将惟齐是问。因局势紧张，一般贫民携物向典当铺强当，督署出示禁止。
9月3日，江浙军阀战争爆发。
9月4日，奉军张作霖调动大军入关，并汇巨款支援卢永祥。
9月7日，曾锟发表讨伐卢永祥令。
9月10日，江浙战争爆发后，浙西吴兴、长兴一线，浙军虽有小胜，但不久即陷入两面夹攻之中。直系闽军孙传芳乘机率全军攻浙，一路进攻仙霞岭，一路绕道玉山攻江山，占领江山、常山。浙军第二师炮兵团长张国威叛卢投孙，战局突变，闽浙前线全军溃败。
9月末，孙传芳入浙后，占领杭州，且马不停蹄，直扑松江，迅速迫近高昌庙。
10月13日，卢永祥夜间召集所部陈乐山、臧致平、杨化昭、何丰林、卢小嘉开紧急会议。同日通电宣布下野。次日晨即偕何丰林、卢小嘉乘日轮去日本。江浙战争至此暂告结束。夏超为浙江省长，孙传芳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
12月4日，旅津浙人发表公告，全文仿骆宾王《讨武则天檄文》，号召浙人“同平浙水之潮，共定吴山之鼎”，“试看今日之湖山，究被何人之混乱”。
正准备报考初中的艾青，对促发全国政局巨变的江浙战事没有任何记载。倒是刚从日本归国就随江浙战祸调查团前往考察的郭沫若，以宜兴之行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现场实录”：
12月1日启程，车过真如、南翔、黄渡、安亭、昆山和无锡，这一带田野荒芜，杨柳枯槁，芦草衷黄，秀丽的江南之惨淡，这不就意味着中华的沦丧吗？第二天改乘轮船，在昏茫的运河上察看两岸的累累战痕，更令人感到凄凉、神伤。抵达宜兴以后的四五天，足迹沿着蜀山、兰右、湖汶、悬脚岭，直到浙江境内长兴县界上的尚儒村。沫若的眼睛像是摄影机的镜头，在“镜头”前掠过的是：满载太师椅、红漆马桶等战利品的车皮，弹痕累累的竹林，穿着灰色军装的大兵，拖儿带女从上海归来的难民，遍野眼神呆滞、烧着纸钱的带孝妇女，汗水淋漓、疲惫不堪的担煤少年和老头，贪婪地啃着沾满泥屑的骨头的孩子，……而随着人们嘴唇喃喃地蠕动，沫若眼前又幻化出被奸淫的产妇一双绝望的眼睛，真如、南翔大火中被火舌舔卷着的惊恐的人群，抓着糟豆腐、生豆渣往嘴里塞的饿疯了的民夫，……他的躯体被愤怒充斥得几乎要爆炸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像猪狗一样的活着？为什么他们要任人宰甚孽而不起来反抗？为什么中国新兴的文艺家无视这被屠宰者的生活？你们为什么定要跑到巴黎，跑到德意志，为什么定要龟藏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做些虚伪的表现呢？[40]
这位浪漫主义后来又转为现实主义的诗人真正愤怒。以十四岁的人生经验，艾青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愤怒”，但他在潜意识里感觉到，他个人的命运也将被裹挟到全民族共同的命运当中。十三年后，他正是带着这种愤懑成为一位诗人，迎接“命运”更加严酷的挑战的。
是年6月，艾青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该月16日，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另一件是他即将参加“中考”。两个在表面上似乎缺少联系的事件，“暗示”了艾青即将做出且一生中也一再面临的人生选择。“黄埔”距畈田蒋应属遥远，但它命中注定赋予了蒋家长子难以化解的“黄埔情结”，而“中考”则意味着他离开故乡的一次“远游”，这种本世纪知识分子多半都要经历的人生形式，使他们不同于守着乡土的父亲这辈传统的国人。事实上，他们与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主要是在“书斋”清议社会改革的上一代知识者也有着根本区别。在人格的底蕴上，他们应属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而非“传统的知识分子”。[41]
蒋家对长子的要求，一是学到谋生的知识，二是学成回来守住家业。1924年夏，艾青报考金华省立第七中学，作文题目是《苦旱记》，因他没有稼穑的体验，在考场枯坐良久，未得一字，只好交了白卷。榜上无名。1927年后，艾青对父亲当时的沉痛心情仍然记忆犹新，他在《我的父亲》里含蓄地写道：他“要我们用功念书，／密切地注意我们的分数，／他知道知识是有用的东西——一可以装点门面，／二可以保卫财产。”这是艾青“走出故乡”遭遇的第一次严重挫折。它也意味着在“金色童年”结束以后，艾青仍将会走上传统为一代代知识分子安排好的并不平坦的老路——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背着“为弟妹们做出榜样”心理负担的他，难免有如履薄冰的心情，在同一首诗里，照旧留下了这种心理活动的痕迹：“他送我到村边，／我不敢用脑子去想一想／他交给我的希望的重量，／我的心只是催促着自己：‘快些离开吧……’”
“走不出去”，就得“转回来”。艾青落第回到畈田蒋，碰上的两件事都令他难以忍受。先是父亲请人为他补习古文。这位老古董只会开列《左传》一类佶屈聱牙的书籍，这与艾青所受到的新文化教育无疑发生了严重冲突。事隔多年，艾青还清楚地记得这事，他说，读了一暑假的《左传》，只记“郑伯克段于鄢”一句。另外就是帮父亲收租和完粮。弟弟妹妹尚年幼，艾青不得不在补习之余，协助父亲担负起沉重的家庭的担子。收租、过称、记账，甚至还要代表父亲与店铺的客户打交道，这些事情不光琐碎，而且还得留点心计，不然，碰到稍为奸诈的人，不单吃亏，无形中还有被愚弄之感。艾青都全力以赴地去做了，但他显然对此毫无兴趣。父亲整日劳顿的身影不仅不能引起他的同情，反而成为他心理上“卸不下”的沉重负担。他当然更不想做在收租、完粮中过一辈子的蒋家少东家。
在内优外患形势的巨大压力下，时代为艾青及同代人提供的是一个“走出去”的人生模式。在这个黑格尔式的正题和反题中，似乎每个人的宿命早已被安排好了：你要么走出去，要么转回来。表面上好像是人在选择自己的时代，实际上“时代”早已不容商量地“选择”并指定了你的命运：要么去生，要么去死。这是一个看似合理，其实令人啼笑皆非的发生在不止一代知识者身上的选择的悖论。可能是“同病相怜”的心理作用，艾青不止一次对俄国乡村诗人叶赛宁走出故乡时碰到的麻烦报以极大的同情。这些文字甚至让你感到超出了“同情”的界限：
他的母亲反对他写诗，也反对他的生活方式。1924年，他接到母亲来信，劝他“不如劳动在田里，早些学会耕田扶犁”、“你父亲空空地计算，你写的诗篇，究竟能值多少戈比”、“在这个世界里，你失去了孩子，妻子也被别人娶去”、“我家没有车辆和马匹”，“根据你的才智，在乡委员会里，可以当主席”。他给母亲的回信里说：“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些什么”，“我最爱的是春天”。“我更爱，春天的急流泛滥”，“但是，我深爱的，那是春天的壮景，我称它伟大的革命！只有为了它，我才肯去自愿忍受一切苦痛。我的心惟把它等待，久久盼它早日来临”。“……我们已经武装起来了，它正在发挥着威严：有人坐在大炮旁边，有人拿起战斗的笔杆”。最后说：“当时光到来，熊熊大火能把整个大地照亮……”
他怎么能回到家乡去过农民的生活呢？他已离不开城市的喧闹的环境。[42]
“同情”终归是同情，要想真正走出去，还得有一段委曲求全的时日，甚至不得不向某些东西暂时妥协。在这种情况下，艾青接受了父亲的安排，暑假之后，到金华县立长山小学补习，前后约半年。该校在金华县城，离畈田蒋有七十余里的路程。长山小学前身为明清之际的长山书院，历史悠久，学养深厚，蒋忠樽看中的是该校曾培养了大批人才的实力，所以不惜较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把长子送到这里。以蒋家当时的经济实力，盘缠大概不会成为问题，临行，母亲为艾青准备的行李一应俱全，甚至把路途的吃食也细心做了预备，如酥饼、咸干菜、萝卜鲞等。这是艾青第一次独自离开家，因有佣人挑着行李，也没有舟船辗转之苦；但麻烦在于，两地之间由于尚缺交通工具，七十余里路程得全靠徒步完成。由畈田蒋到金华县城，须经傅村、深塘坞、孝顺、金轮、含香、东孝等村镇。时值秋后，天气闷热，一路颇是辛苦，除在中途简单吃点干粮外，基本上不敢停歇。艾青和佣人赶到县城，天色已近傍晚，一路打听，才找到长山小学，并安顿下来。长山小学高等小学部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本国历史、地理、理科、体操九科，男生加修农业科，女生加修缝纫科，再枧学生情况，分修商业或英语。九科当中，除手工、图画较有把握之外，其余都很难说。据说，艾青“小学毕业前夕，老师出了个题目，要求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石壕吏》改写成小说。艾青改写的小说获得老师的嘉许，被贴在墙壁上。一次，全校推选出三篇最优秀的作文，其中两篇是吴晗和他妹妹的，另一篇即艾青写的，题目是《百闻不如一见》。”[43]但考初中“砸”就砸在作文上，原因何在呢？这显然跟性情有关。有人回忆说：“他既不是乡下饱读经书的世家子弟，也不属于典型的城市青年，而是一个不守规矩和随随便便的人。”[44]李又然也谈起过艾青对学院式教育的逆反心理。他说，艾青“引导我接近艺术，我带他到大学听课。他说，‘以前走进大学，像走进教堂一样厌恶’。”[45]即使在教室里坐下来，也是以画老教授的秃头为乐的。对此，艾青本人并不忌讳，他承认：“我是反对学院派的，既没有条件，也不想进学院。”[46]但他也不无苦恼，“我是在一种缺乏指导与帮助的情况中，进行自由阅读的，因此，所受的影响也是复杂的。”[47]可以推测，带着如此散漫的情绪，艾青在长山小学的补习，效果不会理想。所以，在此只待了半年，蒋忠樽又把儿子转到了金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第二年8月，艾青终于列名金华省立七中1925年新生榜中，当年该校共录取一百六十名初一学生。
8月底，艾青最后一次来到羊乔山。满山的枫叶尚在葱绿之中，没有一丝泛红的迹象，这多少让他感到有些茫然。蒋家长子的岁月结束在即，而新的人生行旅又将从哪里开始呢？面对在风中翻腾不息的树浪，他内心竟没有浪漫的浮想，脱口吟出的却是子冰老先生教给的李白自哀自怜的《傀儡》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然而，在本该胡思乱想的长夜，居然无梦。
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第242页也证实，艾青对蒋鹏旭发表的《艾青的少年》一文确有微词。文章说，“畈田蒋村第一所小学叫乔山小学，也是艾青父亲创办的。”我问艾青此事确否？艾青回答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艾青还对蒋文中称他在金华七中因读进步书籍被校方记大过，又挨父亲打的文字不以为然，说：“根本没有此事！我父亲根本不知道我读这本书，怎么会打我呢？”又说，“写诗需要想象，而且越丰富越好。但是写文章则必须尊重事实。”
蒋希宁女士回忆说：“我父亲因为哥哥是家中长子，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故对他要求也比较严格。虽有打骂的事，但与一般父母没有区别，不存在歧视和虐待的意思，我不明白哥哥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人’。哥哥想去法国留学，还请西湖国立艺术院的老师孙福熙来家游说，父亲起初是不肯的，见他去意已决，最后拿出了一千多块大洋。母亲怕他在外受委屈，又偷偷加上了体己钱四百多块大洋，不爱自己儿子的父母，是做不到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