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时代缩影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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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中国人之“最”

中国人有“最”的情结。

无论当官的、做学问的,或者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说话做事,都喜欢和“最”字扯上,总想以这个“最”字,托起现今中国人的一份底气。

最,超越了一切的人或事物,登峰造极,居于首位。

从字的本源上说,“最”字,会意,从曰,从取。“曰”是古“帽”字,“最”字本义为冒险去取得,有第一、顶尖的意思。做人做事,到了“最”的份上,当然是不容易的。古曰:“王者,尊贵之率,高大之最也”,可见“最”字给人的荣耀。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广物博,若论“最”,自然不会少,比如,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有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有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天安门广场,如今又有高速铁路里程最长、发展最快,移动通信用户最多,互联网网民也最多,等等。一个“最”字,显出了国家的分量和地位。

正因“最”的气派和气势,压倒一切而无人可及,素以内敛著称的中国人,竟无比地喜欢“最”。

“最”的发迹,始于“文革”。在那个激情似火的岁月,“最”字响彻云霄,“最革命”、“最坚定”、“最无私”以致“最亲密的战友”等,无“最”不成文,“最”的运用,到了无以复加也无可退路的地步。然而,根本的“最”,还是表达人们对领袖的景仰,只有“最”字,才能喊出自己的心声,“最伟大的导师”,“最敬爱的领袖”,“最英明的统帅”,亿万人民千呼万唤,犹嫌不足,甚至将几个“最”字合起来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最”的如此叠加,当然是空前的,这是那个时代的文风,但也确切是那个时代最一致的声音。

“最”的遍地开花,当数如今改革和建设的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一穷二白,就如一张白纸,一旦落墨,便是远景的起笔。但凡握笔的人,都想绘出惊人之作、传世之作,其实许多人并不会画画,却都凭着豪情,竞相挥笔,这画纸便色彩缤纷,满满实实,竟找不出一块空白。

中国人太想建功立业,这个“最”字便成了功业的象征。只要建一个工程,搞一个项目,乃至做一件事,便有中国之最、亚洲之最、世界之最,又有本省之最、本市之最、本县本乡之最,还有行业之最、专业之最、系统之最,以至年度之最、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世纪之最、历史之最。如此众多的“最”,犹如光彩耀眼的星空,琳琅满目,一双肉眼,哪里看得过来。

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满眼都是比速度、抢时间,大手笔、大跨越,各种之“最”相当精彩:世界最快的速度,亚洲最高的大厦,中国最大的开发区,省内最美的乡村,全市最精致的楼盘,人们争先恐后,以各种方式在各个领域内,立头功,争第一。

世间之事,倘能“最”,自然是好。一个“最”字,对近代以来总是落在世界后头的中国人,是激励,是攀登,是超越,是在人所未至的前沿,高高地扬起无人可及的旗帜。

然而,天下事,往往多则滥。有很多的“最”,其实是好大喜功的代名词。为了一个“最”,山可移,水可截,林可伐,江河尽废,蓝天不再,硬拼蛮干,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断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子孙的后路。这样的“最”,几乎触目皆是,就其愚蠢且痴狂,自然也是一“最”,只是最悬崖之“最”,最苦果之“最”,徒然在史上留下可笑却也是可怕的一笔。

无论如何,敢用“最”字,总是一种胆魄。

“最”字有创造力,有破坏力,还有出人意料的号召力,感召力。无论何事,只要排上了“最”,顿然显得重要而神圣,就能“最大范围地调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们闻风而动。如此神效,自然被人所用:一场大雪,被称之“新世纪以来最大的风雪”;一次大风,被称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最大暴风”;一番大雨,被称为“有记载以来的最大暴雨”。暴雪之最,风雨之最,便是抗灾、救灾的功绩之最。一场灾难,因一个“最”字而遇难呈祥,逢凶化吉。

“最”,是非凡的,也是常用的,是如今官员最爱用的字。每年一个地方的工作,都是在一片“最”声中拉开帷幕。展望新的一年:将是困难最大的一年,问题最多的一年,也是矛盾最突出、最集中的一年;是改革最艰难的一年,转型最迫切的一年,也是发展最复杂、最关键的一年。这样的话,每年都能听到,当官的只求把话讲得绝,讲到顶,无所顾忌地以“最”作形容、作铺垫,俨然已临深渊,已入谷底,自然是为自己日后的功绩作伏笔。

有最大的困难,便有最大的成就。临近年底,又有一大把的“最”,恰到好处地见诸报端,譬如经济增长,可以是“发展速度最快的一年”,可以是“近年来最快的一年”,还可以是“最平稳的一年”,只要是“最”,便是好。

近年来,官员自身之最,也屡见不鲜。一个平常的人,得到平常的提拔,报上便有“共和国最年轻的部长、最年轻的省长”,以为拔擢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能人,舆论一片赞叹。“最年轻”,在如今承平之时,只不过意味着历练最浅,经验最少,如此重任,竟不知以何胜任,未经千锤百炼,又有何喜可贺。然而,这样的识见,已然成风,“最年轻的市长”、“最年轻的教授”、“最年轻的将军”接踵而来,却往往市长没有政绩,教授没有思想,将军也无战功,其实没有任何的了不起。

“最”字的任意滥用,终究让“最”变得越来越轻浮,越来越低俗:考试得了高分,便是最优秀的学生;学术上得些奖,便是最权威的学者;做过几件好事,便是最有道德的人;捐了一点钱,便是最有爱心的人。至高无上的“最”,遍地都是。

人,万不可“最”,大凡有点头脑的,对于“最”,总是敬畏有加。然而,现如今有多少人痴迷于“最”,又有多少人在卖力地捧“最”、造“最”、神话“最”,以为真个“最”了。其实“一叶蔽目,不见太山”,关起门来称“最”,只是自得其乐罢了。

“最”字在现今中国,被这般地热捧,这般地泛滥,这自然是当今国民性格的一个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内敛、谦恭礼让已经被好大喜功、出人头地所代替,凡事只想走捷径而登顶,岂不知,登顶之后是险峻,倘有一点悟性,断不会以“最”而沾沾自喜。

宇宙苍茫,星空极目,空间如此辽阔,时间如此幽远,在无边无际的时空体系上,我们只做了点滴之事,何必事事称最。其实,这世上原本没有“最”。

中国当今文化,倘能少些“最”,便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