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影响极大的一位思想家。对于他，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孔子思想的实际情况虽然十分复杂，但也自有其本身的客观内容，是可以用马列主义的方法作出恰当的分析、评价的。但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历来的封建地主阶级，总是把孔子捧为至高无上的“圣人”，甚至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2]。出于同样的需要，“四人帮”则将孔子贬为万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天下之恶皆归焉”。其实，封建地主阶级对孔子的顶礼膜拜，是利用而非真正尊重，目的还是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四人帮”对孔子的切齿痛恨，大施棍棒，也只是“项庄舞剑”，意在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以利其篡党夺权，并非真正批孔。这一捧一批，形似两个极端，然而正如孔子所说，“过犹不及”。它们都包含着同样卑鄙的政治目的。要正确评价孔子，首先必须澄清历代剥削阶级弄混了的事实。目前，尤其是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才能使我们的批判继承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孔子是一个多见多闻、学问渊博的人。这不仅为他的弟子们所推崇，也为同时代的其他人所承认。墨翟就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他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广泛的，应该从多方面加以批判、总结。本文仅就他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又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关于教育的问题试加论述。
春秋以前，教育活动及文化知识都掌握在官府手中，所谓“学在王官”。春秋以来，教育开始从贵族的垄断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私人办学的兴起。孔子从事这种活动达四五十年之久，号称弟子三千，是成绩最大的一个教育家。虽然他招收学生的对象没有也不可能普及到奴隶之中，但已经把文化知识传播到了“士”和“庶人”这个阶层。这在历史上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面临崩溃的动荡时代。他站在反历史潮流的立场，力图复兴文王、周公之道。他所鼓吹的一套礼、乐、仁、义与克己复礼、忠君正名等，都适应了维护奴隶制统治的需要。因此，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是保守落后的。这种政治主张也必然会影响他的教育活动。孔子对学生的“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的内容，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相一致的。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子路、子贡、冉求等人，尽管各有所长，而孔子都自信他们“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相信他们都是能实行他的政治主张的人才，是要他们“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从这些方面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与培养目标都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是无足取的。但孔子的教育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传授“为政”的本领。他要求学生有较广博的知识和才能。他积极向学生广泛地传授古代的文化、历史知识。他还要学生“多见”、“多闻”，学习有用的实际知识，从古代典章制度到鸟兽草木之名，都在学习之列。同时，他还做了大量的整理、保存古籍的工作。他一人删订六经之说虽未尽可信，但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却是无疑的。这些都和他的教育活动、教学内容紧密相关。因此，孔子在传播古代文化知识、保存先秦古籍方面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决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然而在批判孔子时，却有人对他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责难，如指责孔子“把研究农业、手工业、军事、商业的实际知识完全排斥在外”，而且“轻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孔丘的教学内容中是没有地位的”。这种批判，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学工、学农、学军等，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学生提出的一些学习内容，怎能要求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也照此办理呢？孔子的时代，文化科学还不很发达，从春秋直至战国的诸子著作中可看到，各家有关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文艺等思想都统一在一部著作中，并无严格的学科分类，而孔子的教学科目倒是有了德行、政治、文学、言语等，应当说是很丰富的了。可是有人却无视这些而指责孔子的教学内容中没有自然科学，难道应当要求孔子在当时就办一所文、理、工、医齐备的综合性大学么？
自然，孔子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留给后代的珍贵遗产，主要是在教育方法和治学经验方面，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过，撇开其教育目的与主要教育内容而批判吸收其某些教育方法与治学方法是否可行呢？有人认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方法论和世界观不可能、也不应该割裂开来。事实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既是孔丘的世界观，又是他的方法论”，因此，在这些人看来，孔子的教育方法与治学方法和他的教育内容与教育目的是一样反动的东西。然而，事物的客观现实并不这么简单。一般来说，作为方法论，是受世界观制约的，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能够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是可以克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避免形而上学的方法而产生出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因素来。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上的各个领域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也就是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具体方法并不绝对受世界观的支配。正如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不一定都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必须从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孔子正是因为招收了大量学生，在几十年的长期教育实践中，才积累了一些符合现实客观规律的教育方法与治学方法。如孔子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具有浓厚的天命思想。在认识论上，他鼓吹人有“生而知之者”（《论语·季氏》），“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他的学生子贡也吹捧他是“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这些都是明显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孔子从未承认过谁是“生而知之者”，对他自己也是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他还具体地叙述了自己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开始的一生的知识积累过程，说明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重视实践，有唯物主义思想。他在“学而知之”的思想指导下所总结出的许多具体的教育方法与治学方法，是带有人类认识活动的普遍规律性的，完全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吸取而赋予它以新的教学内容。事实上，有的人为了某种目的，长篇累牍地批判孔子的教学方法，而不能说出一点我们今天为何不能借鉴的道理来。相反，毛泽东同志却教导我们：“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3]谁也明白，人们决不会因此孜孜不倦地去读“诗云”、“子曰”，也不会诲尔谆谆地去教授孔夫子的经书。毛泽东同志还号召大家“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4]，人们也绝对不会因为孔子当时是“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而去四处求教如何祀神祭祖，这不是最起码的常识吗？！
二
毛泽东同志指出：“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5]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一方面批判了孔子轻视生产劳动，同时也肯定了孔子的办学成绩。孔子之所以能教出许多有才干的学生，是和他有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分不开的。
首先，孔子善于根据学生的不同性格和特点，以至他们兴趣爱好的差异，给予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教学内容与实践要求，即所谓因材施教。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而对冉有的回答却是“闻斯行之”。原因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又如关于“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根据问者的不同性格，作了有针对性的回答。对子贡是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而对子路则是说要“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论语·子路》）。此外，在对待弟子们问“仁”、问“孝”、问“从政”等，孔子的回答都做到因人而异，而又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人为了否定孔子的这种教学方法，硬把他的因材施教中的“材”说成是孔子定的“天赋程度”，把人分成四等，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孔子对弟子们的“材”的评价是各式各样的，这决不是不费力气的唯心主义瞎说一气者所能做到。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师也过，商也不及”（《论语·先进》）；又如说“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以及认为子贡不可能达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种“仁”的造诣，只能成为一个“瑚琏”之器（《论语·公冶长》）等等。这些观察分析的结果，都是富有性格特征的，有的还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评价（如对“师”的论述），这和唯心主义的“天赋”才能有何相干？既能细致地了解学生，又能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育，今天不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实践的一种有效方法吗？
启发式，这是孔子教学方法中的另一重要内容。“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和“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本是孔子自许的一种基本教学态度，同时他又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种启发式的特点在于教师不是硬性地注入，而要掌握在学生求知而未知（“愤”）和欲言而未能（“悱”）之时，启而发之，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举一反三”的效果。这样，学生不但容易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而且可以激发他们旺盛的求知欲。如颜渊就常在孔子“循循善诱”的启发下而进入一种“欲罢不能”的求知境界（《论语·子罕》），做到“闻一以知十”，以至孔子都自叹“弗如”（《论语·公冶长》）。因此，当学生不能做到“举一反三”的时候，则说明未能做到启发式，没有使学生进入积极、主动思维的状态。这样进行的教学，必然事倍功半，故还是以“则不复也”为好。这和“诲人不倦”、“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是不矛盾的。有人认为孔子这种“举一反三”的教学方法只是“把学生的思想禁锢在礼教囚笼中的狡猾手段”，“如果谁超越了这个圈子，谁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将会遭到严厉训斥”。事实却大不然，有一次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时，孔子要他们谈谈自己的抱负和志向，他们也都能大胆抒发自己的想法，尽管孔子认为“为国以礼”，而子路却“其言不让”，孔子也只是笑一笑而已（《论语·先进》），又何曾“严厉训斥”呢？！
孔子除了认真讲究教学方法外，还注意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这是他的办学活动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十分强调对待知识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不能弄虚作假。他对子路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他还要求学生在学习上具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不能半途而废。冉求曾对孔子说过：“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说：“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因此他把做学问比喻为造山、平地来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孔子特别反对在学习上的懒惰行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以致发现“宰予昼寝”时，孔子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孔子还教育学生，为了求得学习上的成就，就不能贪图生活上的安逸。他提倡“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认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因此他特别赞赏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好学精神。此外，孔子提出的“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以及“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对学生来说，都是十分有益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尽管孔子对学生要求很严，这只是从教学的效果出发的，并不像有人说的是什么“拼命维护‘师道尊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等。相反，学生在孔子的眼里是“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他并不认为学生一定不如先生。因此，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他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孔子曾当众对弟子们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论语·先进》）他鼓励学生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因在师长面前而拘束。在《论语》中，虽然主要是记载孔子的言论，但也记有许多弟子与孔子交谈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可见孔子的教学活动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例如在一次与子夏谈诗时，孔子曾赞扬说：“起予者商也”（《论语·八佾》），认为子夏的看法对他也有启发。而对于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由于对孔子的话无条件地全部接受，孔子反而不满意，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是主张在教学上师生之间可以切磋琢磨，互“起”互“助”的。这难道是大搞“师道尊严”者所能做到的吗？又如孔子和大家在一起“言志”时，他对每人一一加以询问，而学生也可以“愿闻子之志”（《论语·公冶长》），他也同样作出回答，并未显得比学生高出一等。学生对孔子的言行产生怀疑时，还可以表示不满和批评。如：“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誓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只是发誓地进行解释，并未对子路加以斥责。孔子有一次大谈“正名”时，子路又当面说他：“子之迂也！奚其正？”（《论语·子路》）这几方面说明，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孔子的因材施教、启发式等，也都难以顺利进行了。至于封建统治者把“师”抬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以及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等，这是后人根据他们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和孔子本人的言行是两码事。把后人的罪责归到孔子身上而加以鞭挞，这是一种很省力气的方法。但这样不但不能算批判孔子，反而把孔子真正应批判的东西掩盖起来了。
三
孔子的博学多识，和他有一套通过实践而总结出来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他对学生的教授得法和他自己的治学有方也有密切的关系，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的治学体会。这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求学者认真总结、借鉴的积极内容。
孔子多次称赞颜回“好学”，就因为他自己是十分刻苦好学的。他曾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自述自己的学习热情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地步。对任何知识的探索，没有这种顽强的学习精神和以学为乐的欲望是不能攀登它的顶峰的。
孔子治学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注意独立思考。他很重视“学”和“思”的关系，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就巩固已学知识的方法来说，是有其科学根据的。因为所学的知识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东西。而“思”则是达致理解的必要手段。学而不思，不能消化，自然越学越糊涂。另一方面，如果思而不学，凭空去冥思苦想，必然劳而无功。所以比较起“学”和“思”来说，孔子还是着重于强调“学”的。他曾总结自己的经验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这样掌握“学”和“思”的关系，无疑是正确的。启发式的作用，也无非是让学生去认真思考教师所讲的内容，经过消化，从而变成自己的东西。从这里也可看到，孔子的教与学，其方法论是一致的。有人批判孔子说：“儒家读书的特点是，只求背诵，不重理解。”后世的腐儒是这样的，却不是孔子的主张。在巩固知识的方法上，孔子还强调反复学习的作用。他认为“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这是符合人类积累知识的客观规律的。他还认为反复学习可以从中获得求知的乐趣，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就是这个道理。他的学生曾参每日检查自己三件事情，其中一条就是“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亦可见“时习”的重要性。
孔子在学习态度上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善于向各种人学习，亦即所谓“学无常师”。（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所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除了他主张师生之间可以互相切磋，互“起”互“助”之外，他还主张“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即向比他低下或知识不如他的人求教。应该说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习态度。他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说明他相信处处有自己的老师，而且善于向他们学习，无论“善者”或“不善者”均可从不同的角度在他们身上得到教益。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他提倡的“多闻”、“多见”（《论语·为政》）以及“每事问”也表现了虚心好学的可贵态度。曾参曾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孔门弟子推许的这种好学态度是和孔子的治学精神一脉相通的。
除了讲究正确的治学方法和虚心的态度之外，孔子还注意克服主观性给学习带来的障碍，表现在“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意即不要随意猜测，不要主观武断，不要固执己见，不要唯我所是。总之，是具有防止主观片面、尊重客观实际的意向。主观和臆想是治学者之大敌，孔子能排除它们，也是他注意向各种人广泛学习的结果。孤芳自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而孔子却每每认为“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子罕》），不仅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而且还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这种虚心向学、永不满足的态度，正是孔子能够博学多识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