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其悠久灿烂的文化而著称，这种文化形成了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它使我们的民族历经艰难险阻，却能一直发展壮大，永远向前。在这条历史长河中，产生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哲人和先贤，正是他们的先知和睿智，哺育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他们光辉永照，影响长存，为中华民族累积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作用，一直要继续到永远。
在这一长串的历史名人当中，出现较早，影响巨大，且具有丰富的人格魅力的，应该首推战国时代的孟子。孟子是一个思想家，他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孟子作为一个人，他还是一个有丰富个性的人物，他有着特别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就不是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本文就想评价一下他在这方面的特点。
一
孟子及其著作受到最高的推崇、其偶像地位的最后确立，乃在北宋中叶理学产生之后。在此之前，尤其孟子在世之时，他只是当时诸子百家中的普通一员，其学说也是普通的一说，尽管他和孔子一样，曾周游列国去宣传、推销他的政治主张，却并未受到过真正的重视，最后只好终老林下，著书授徒而已。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极普通的人，却有着非凡的政治抱负和雄心壮志。他本是主张“不怨天，不尤人”的，并以此教育他的学生，可有一次他的学生却发现他露出了忧郁的神色，就以此问他，他说：
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6]
原来孟子的忧怨，不是因为个人的进退得失，而是为着国家的统一和治理未得实现。具体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这种抱负是完全符合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愿望的。在这里，孟子不仅有宏伟的抱负，而且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富有性格魅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忧国忧民”这些传统美德，可以说是应该远溯到孟子那里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孟子必须要推行他的学说和主张，而当时的思想、言论形势，对孟子的学说来说，是颇为不利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7]但尽管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孟子却毫不气馁，他果敢地提出：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8]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9]
他以大禹、周公、孔子这“三圣”的继承者自居，勇敢地把矛头直指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杨、墨之学，旗帜鲜明，当仁不让，并为此把自己锻炼得能言善辩。这一点从整部《孟子》的文风中就可看出。孟子勇挑重担、不畏艰险、信心充沛的人格魅力，又一次得到生动的展现。
孟子不仅有宏大的理想抱负以及实现它的信心和勇气，而且还深知要肩负“大任”的人必须经得起各种艰苦的磨炼，以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忍不拔的能人，所以他豪迈地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0]
这既是孟子的自诩，也是他的自励。孟子的这种自我要求，完全是为了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与那种为了个人能叱咤风云、表现自我的精神追求大异其趣，而且达到了一种他人难以比拟的高尚境界。所以当景春问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1]孟子对这种“大丈夫”的形象断然加以否定，并讥之为“妾妇之道”；同时又响亮地提出了他关于“大丈夫”的响当当名言：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2]
这段话，尤其是其中的三“不能”，已成为千古名言，表现出一种铁骨铮铮、挺拔傲兀的硬汉子气概，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追求、景仰的一种品质。它不仅为前人所钦慕，也是后人的人格楷模，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二
前面所说的主要表现了孟子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之人格魅力，但终其一生，由于种种原因，孟子并未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最终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样的一个孟子，其人格特点又如何呢？全面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有着更为精彩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
首先，孟子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尤其对于自己的政治信仰，他的理想追求，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他说：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13]
孟子的这种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思想品质，乃承传于孔子，孔子曾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4]只是孟子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充分、形象，起到了突出强调它的效果。孟子还说过“守，孰为大？守身为大”[15]，也是这个意思，即把保持住自己做人的操守、不使陷于不义这一点放在一切（包括生命）之上。孟子的这种精神对几千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仁人志士是影响深远的。一身充沛着浩然正气的宋代爱国名相文天祥在临刑之前书赞于绅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16]自然是深受孟子影响。也是经文天祥的承传，此种影响一直深远地传诸后世。
孟子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曾长时间地带领大批学生徒众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受到各国诸侯的供养，如他的学生彭更形容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17]但孟子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君面前，从未有丝毫低三下四、卑躬屈节的表现，相反，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不卑不亢、矜持自尊的姿态。这在与齐宣王的一次打交道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孟子本来要去朝见齐王，刚好齐王也派了人来委婉地请他去相见。孟子却不买账，硬说自己“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18]。齐王还信以为真，第二天又派了使者和医生来看望孟子，而他却到人家家里吊丧去了。他的家人一面谎告使者说孟子已上朝去了，一面又派人去拦截孟子，要他一定去朝见齐王。孟子还硬是不去，不得已只好在景丑氏家住了一晚。
孟子为何显得如此地高傲呢？他在和景丑氏的对话中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19]
原来，孟子自信是“不（可）召之臣”，他要求的是“将大有为之君”，而大有为之君是“不敢召”他这样不可召之臣的。他把齐桓公都“不敢召”的管仲也不放在眼里，怎能容许齐王来召见他呢？尽管齐王的话说得如此委婉、谦恭。通过这一件事，我们不但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孟子对自己的抱负和能力是如何地自负，同时也看到孟子对那些王公权贵们没有丝毫阿谀之态，而是非常潇洒自得。正如他所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20]
他还很欣赏成覸对齐景公说的一句话：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21]
孟子这种不畏“大人”、充分自信的性格跃然纸上。从前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22]相比起来，孟子就显得另有一副肝胆。
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孟子并非一个自视甚高的人，而是能以平常心态看待自己，认为自己和普通人完全一样：
储子曰：“王使人矙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23]
孟子通过说连尧舜和普通人都是一样，来强调说明自己更是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倨上亲下，这就是孟子，和世俗常见的谄上欺下之徒截然不同。孟子的这种人格永远光辉闪耀。
孟子在对待货财的问题上，有自己特别的一种态度。过去学界常把他作为儒家重义轻利观的代表，从治国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他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4]但他并不是完全拒绝钱财的，而是有他一套严格的原则。一方面，他决不随便收受他人的钱财，态度十分鲜明。他曾说：
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25]
所以孟子——
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26]
“未有处”是没有接受钱财的理由。在孟子看来，接受没有正当名目的钱财，就等于让人家收买了，所以即使有“兼金一百”也是决不能收受的。这种可贵的品质，一直为后世的君子所仰慕和遵循。只可叹时至今日，不但贪官污吏们不知义为何物，就是士人中被钱财收买的也不知有多少。
但孟子又不是一个盲目排斥钱财的人，他认为正当的馈赠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孟子——
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27]
为什么他又接受这些钱财的馈赠呢？原因是：
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28]
原来，宋国和薛国的馈赠是当时的正常礼仪，孟子自然就接受了。在孟子看来，如果合乎正道，不但这区区数十镒可以接受，就是更大得不得了的财富，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又曾坦然对彭更说：
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29]
看来，孟子并不是一味地排斥钱财的，把他看成一个绝对的重义轻利者也未必合适。
孟子的为人做事是非常重原则的，但他又不是一个死板的人，他在重原则的同时，又讲究变通。他在批评杨朱、墨翟的走极端和比较肯定子莫的紧守中道时又说：
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30]
在这里，孟子清楚地表示了要有权变的思想，认为一个不懂得权变、只知执著一点的人，是会坏事的。在对待“嫂溺”这一具体事件上，孟子的主张更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31]
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这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又是一个十分有人情味的人，他和后世的腐儒是大异其趣的。
由于种种原因，孟子和孔子一样未能实现其政治主张和理想。这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孔子甚至颇为感叹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32]一副无可奈何的伤感样子。而孟子的胸怀似乎更为宽广，他的人生重要目标固然是想实现其政治抱负，但又决不仅限于此，他似乎还有更丰富的人生乐趣，他曾说：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33]
他在不得志的失意情况下，仍有自己的一套生活追求和乐趣。他在理想不得实现，“致为臣而归”[34]之后曾说：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35]
这“三乐”乃是与父母兄弟一起共享天伦，于人于事问心无愧和为天下培养英才。他七十多岁回到家乡，“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36]，并创造了一套很有特色的教学方法。他不但生活得很快乐，而且还在著述上颇有成就，影响后世。
因此，孟子的一生，不仅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同时孜孜以求的人，而且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个积极向上、乐观有成的人。
三
作为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他既然有执著追求和信守的东西，也就必然会有他反对和憎恶的东西。孟子就是如此，而且两者的情感都同样强烈。
孟子认为像一个人的外形必然具有四肢那样，其内在精神必然也应具备四种要素，那就是他所说的：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37]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38]
既然这“四心”人皆应有之，那么，没有“四心”的人自然就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条件，所以孟子对这种人就加以猛烈的抨击：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39]
孟子的言辞虽然显得很激烈，但却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们独有其他万物所不具备的这些高级情感和理性，否则，当然就“非人也”。也因此，孟子提倡的这“四心”，一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历代人所崇奉。然而并非任何时候，每个人都能信守它们，否则，孟子也就不会斥责无“四心”的人为“非人”了。特别在利欲横行、金钱万能的年代，这种“非人”就会猛增，即使一些文化层次很高，还有着什么桂冠、头衔者也不例外，而且这一类人的“非人”化表现显得尤其卑劣、无耻。
孟子在对“非人”进行鞭挞的同时，特别突出地表现出对两种人的谴责和鄙视。
一是乡原。孟子先是引孔子的话说：“乡原，德之贼也。”（《尽心下》）乡原就是最戕害道德的人。孟子常常通过借引他所崇敬的孔子或曾子的话来强调、突出他的观点，然后才进一步对乡原这种人的特点作具体的描述，说他们——
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人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40]
就是说，乡原这种人要说他的不是，却又没什么把柄，他在龌龊的环境里同流合污，表面上又好像诚实廉洁。他对什么人和事都不发表意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沾沾自喜，然而这种人是完全违背了做人的正道、破坏了做人的道德。孟子指斥的这种人，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好好先生，他们专做好人，表面上谁也不得罪，这已经是一种“无是非之心”的“非人”也。这种做人态度的实际效果是自己捞了好处而助长和支持了邪气，损害了集体利益和道德正气。这种人今天仍然存在，这种作风不同程度地侵蚀了许多人，其危害为许多人所不觉察。孟子在几千年前就尖锐地抨击这种人，可谓别具只眼。
孟子着力谴责和鄙视的第二种人是小人。首先，孟子引用了一个晋国驾车的人王良的故事。王良不听赵简子（晋国正卿）的命令，坚决不肯为他的嬖臣奚驾车，说：“吾不贯与小人乘，请辞。”[41]王良之所以抗命而拒绝奚，是因为奚是一个小人。孟子对王良的行为大加赞赏，自然是反映了孟子本人对小人的憎恶。
其次，小人必有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奴颜婢膝，吹牛拍马，依附攀缘，毫无羞耻。孟子对这种人也特别鄙视，并借曾子的话来形容他们：
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42]
他认为小人做这种丑态，比酷夏在田地里劳作还要辛苦。这种比喻，正鲜明地反映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心态与特点。
孟子不但在思想言论上抨击小人，而且在行动上也强烈地体现出来。他对王驩的极其鄙视与厌恶就说明了这一点：
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王驩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43]
孟子在齐国为客卿时，奉齐宣王之命，以“盖大夫王驩为辅行”，出使吊于滕，他们来往两国之间，做同一件事，早晚相见，孟子却自始至终没有和那位王驩说过一句话，看来孟子是十分讨厌王驩其人才对他表现得十分冷漠而不屑一顾。不过这里并未具体说到王驩是一个什么角色。
而另一件事情却让我们对这个王驩有较具体的了解，同时也感受到孟子的可贵人格，而这时的王驩已经由“盖大夫”升为“右师”之职了：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按：王驩字）以我为简，不亦异乎？”[44]
这里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官员之间的活动画图：齐国的大夫公行子丧子，众官员往吊，官居右师的王驩也来了，由于他身为齐国执政之官，手握重权，所以他一到来，许多人都上前去和他说话，围着他转，可以想见出那一副副巴结谄媚的样子。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可以看成只是众官的丑态罢了，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发现，王驩本人就和这众官是一路货色。首先，王驩本人如果不吃这一套，这众官就不会如此抢着去奉承他；其次，王驩不仅乐于接受众人的奉承，他同时还在观察有没有不去趋候他的人，而且就发现了孟子不买他的账，于是马上“不悦”起来，还打起官腔来表示他的不满，这不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吗？！可赞赏的是，孟子不但没有前去巴结他，反而当场用“礼”压住他，实际上是斥责了这一帮无耻之徒。在这里，孟子犹如鹤立鸡群，闪耀着他人格的光辉。这样，我们也就会明白前面说到的孟子和王驩一起出使齐国时，为什么根本不理睬他了。因为孟子早已看透了这个人，而且对小人的态度是前后一致、始终如一的。
小人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般来说，物欲膨胀、道德沦丧之时，小人就特别多。他们的卑污行为大到对国家，小到对一个单位、部门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实在不能不防。小人现象已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孟子的这种精神和品格，实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四
孟子这种人格的形成决非偶然，除了他自幼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如“孟母三迁”之类脍炙人口的事例之外，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长期自觉锻炼的结果。这一点，他在回答学生公孙丑的一次提问中表述得十分清楚：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45]
原来孟子平常十分注意养“浩然之气”，这种气是以“义与道”为其内涵的，因此它刚直磅礴，充满道义，是天地间一种浩然正气。正是这种正气，造就了孟子的人格魅力，并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且影响到千秋万代。文天祥的《正气歌》及其为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即是今天，也要讲究而且特别需要正气。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这种正气的具体内涵也有差异，但它们无疑又是相通的。这种正气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也就是说它需要持之以恒地以“义与道”来培育它，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结果。这就把一些有时也装装门面的小人之行排除在外了。小人与正气是绝对不挨边的。
和“养气”有密切关系的，孟子还同时很重视“尚志”：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46]
“尚志”之说，在内涵上和“养气”是一致的，都是要用所信仰的仁义来充实为人的浩然正气；不同的是，“尚志”之说，是专为“士”——读书人提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理应比一般人有更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一群体的人又是可能为官的，他们的人格品质如何，关乎社会民生，因而显得尤其重要了。孟子的时代如此，今天同样也不例外。当代现实社会中有那么一种“士”，在功名利禄的驱使下，“只见银，不见人”，他们不择手段，攫名夺利，什么“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一概全无。他们为了捞取好处，即使沦为“非人”也毫不在乎。因此，更令人觉得孟子的话是何等深刻，他的言行，更显出其迷人的魅力，历千古而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