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蒋凡讲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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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人物篇/不以成败论英雄》:帝王篇

在魏晋文学的笔记小说中,志怪小说首推干宝《搜神记》,而志人小说则应以刘义庆《世说》为魁。也就是说,《世说》的写作重点不是鬼神,而是活生生的人。鲁迅先生曾说,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所谓“自觉”,指的是人性的复苏,精神的觉醒,思想的解放。具有“自觉”精神的士人,不管他事业的成败与否,当时人大多视之为“英雄”。这些“英雄”,自然也成了《世说》的主角。他们身上可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或缺陷,但只要他们是当时人性“自觉”的带头人,那么当时人们就仍然把他们当作“英雄”来看,津津乐道,而不问其成败。这和今天我们的认识是有较大不同的,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比如王敦,他率师攻京师,敢把晋元帝拉下马,后人视为篡逆大奸。但他却成了《世说》的当然主角,东晋中期的大司马桓温,经过王敦墓时,就赞美王敦为“可人”——即可爱的人。《世说》中的英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形形色色,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人完全符合今天高、大、全的英雄标准。就是一代名相谢安,人们对他出仕也有“小草”之讥。魏晋时代对人对英雄的看法,和今人有别,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应是见怪不怪,抱理解之同情的宽容态度。

一 司马炎

晋朝的开国皇帝是司马炎,史称晋武帝。当然,《世说》也常提到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那都是司马炎的父祖,他们活着时并没有称帝,这是后来晋武帝篡魏开晋后追谥的,后人不必当真。帝王是封建国家的象征。因此,我们的“帝王篇”就从开国的晋武帝说起。

篡魏开晋承先业

《世说·言语》(以下称引只称门类)第19则曰:

晋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悦,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帝即指晋武帝司马炎(236—290),字安世。他于魏咸熙二年(265)受禅,改晋泰始元年。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祖懿,伯父师,父昭。都洛阳。于太康元年(280)继亡蜀之后而灭吴,统一中国,天下太平。在位二十六年,死后谥号武,故史称晋武帝。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他死不久,立即引发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天下大乱,西晋灭亡。晋得国是司马炎,失天下也是司马炎,因为亡国的祸根是他种下的,又能怪谁呢?

现在再讲上述故事。探策,指用蓍草来进行《周易》演算的占卜算卦。侍中,官名,在皇帝身边备顾问的亲近大臣。裴楷是当时和王戎齐名的玄学家。曹魏时,司马氏集团的基业由司马懿开创,其子师、昭继之,在魏正始十年(249)发动了高平陵政变,诛杀辅政大臣曹爽及其党羽,一时天下名士减半,可见手段残酷。后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篡魏野心毕露。司马昭虽受魏封九锡,立为晋王,但来不及篡魏就被阎王小鬼请去了。这样,昭长子炎,顺理成章嗣位晋王,不久公开篡魏开晋,登基称帝,完成了祖孙三代的心愿。“探策”指的就是登基典礼前后的故事。

晋武帝登基,时当三十而立之年,气血旺盛,野心勃勃,他本想因建国而大干一番,光宗耀祖。当时他是卑劣野心与雄心壮志集于一身。他原来想把好不容易杀人孤寡夺来的江山皇位传之子孙万代,如秦始皇那样,一世、二世……至万代而为君。《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语,新皇登基大典,何等隆重,所以要用《易》卦占筮来卜问吉凶,以明天命所授。但在占卦过程中,五十根蓍草经反复抽数,却也具很大的偶然性,出乎意料的是,晋武帝竟是“探策得一”,即《周易》六十四卦的第一《乾》卦的初九爻。按当时世数之问,似是凶兆。《乾》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占卜之时,司马炎已受禅登上皇帝宝座,成为“飞龙在天”的九五之尊。但占卜的爻辞,却说他是一条“潜龙”,不应该公然飞天得意,这不是讽刺戒辞又是什么?而且,他问卦的本意,是国祚世数,亦即能否把江山传之万代子孙的问题,但却占卜得“一”。按照汉代象数《易》学的观点,这“一”是个实数,预示的是一代而绝的意思。试想,司马氏祖先费尽心机,杀了多少名士,欺人孤寡而夺来的江山社稷,转眼又要拱手让人,这不是大凶之兆吗?于是武帝“不说”,勃然变色。古时龙颜震怒,动辄诛戮,所以朝臣个个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在此关键时刻,裴楷一席绝妙好辞,引经据典,立马消解了一场严重危机。裴楷是一位正直且有学问的玄学清谈名士。他转换视角,脱出汉代象数《易》学的思维定式,改用当时新兴玄学的义理《易》学来解卦。

刘注引正始名士王弼《老子注》说:“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所以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这是裴楷所熟悉的玄学理论。他所说的“一”,已经不是象数派所指的实数,而是一个充满了虚无本体理论精神的全新哲学概念,相当于老庄之“道”。“道”是“一”,“一”即“道”,是诞育万物的根本所在,它超越一切具体数字系列之上,是驾驭数字实体的非数之数。从汉象数《易》学,晋武帝占“一”为凶;但如从魏晋新兴玄学家的义理《易》学角度看,占卦得“一”,何其幸哉!裴楷头脑清醒,希望新晋之朝能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顺应历史潮流来清明国家政治,守“一”致贞。贞者正也,即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国家的健康发展。他对《易》卦的解释,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但司马炎并没有理解玄学家裴楷的苦心。他因裴楷的新解,除却心病,自以为已经化险为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正邪不分,是非莫辨,盲动胡作,终于在一统天下的同时,埋下了不久亡国的祸根。后来他那愚痴儿子晋惠帝,迅即把大好河山葬送。占“一”之卦,一世而终,又不幸言中,悲哉!

宽厚施政泯恩仇

《政事》第8则故事说:

嵇康被诛后,山公(按:山涛,字巨源)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

刘注引《山公启事》说:“诏选秘书丞。涛荐曰:‘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犹宜先作秘书郎。’诏曰:‘绍如此,便可为丞,不足复为郎也。’”刘孝标又引王隐《晋书》加注说:“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按:指晋武帝)发诏,以为秘书丞。”故事当发生在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天下之际。绍是嵇康儿子。嵇绍二十八岁出仕,距父康被杀已十八年了。秘书丞,秘书监的属官,位在监下郎上,掌管文籍。出处,指出仕和退隐。消息,指天地自然消长更替的运动变化。嵇康因不与司马昭集团合作被杀,在史上是一件轰动的事,当时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愿以嵇康为师,司马昭不允,坚决杀一儆百,以警告持不同政见者。于此可见,司马氏和嵇家是仇家。依传统之见,仇家必斩草除根,以防报复,嵇绍岂可为晋所用?但司马炎开国后,时过境迁,形势渐趋稳定。如果继续父祖辈那严酷镇压、大肆杀戮的政策,将会大失民心而难以为继。因此,晋武帝一上台,借助大好形势而思有改变,以便为国家振兴减少阻力。在这一思量下,他起用仇家之子嵇绍,并非偶然。前魏之时,太尉许允录尚书事,但他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被司马师所杀。许允两子奇和猛,也是司马仇家,但武帝开国后大胆起用而不生疑猜。据《贤媛》门第8则刘注引《晋诸公赞》:“(许)奇,泰始中为太常丞。世祖尝祠庙,奇应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门,不令接近,出为长史。世祖下诏,述允宿望,又称奇才,擢为尚书祠部郎。猛礼学儒博,加有才识,为幽州刺史。”可见晋开国后,武帝心胸豁然开朗,他敢于起用仇家之子,正说明他的宽容与自信,实际上对晋朝是大有益处的安定举措。晋武帝一笑泯恩仇的政策,起到了团结国人的作用。对普通百姓来说,只要天下太平,能过安康的小日子,就很好了,至于皇帝属哪家,都没关系。因此,司马炎篡魏开晋,是政治上水到渠成的事。开晋之后,晋武帝一改父祖辈的杀戮酷政,以宽宏理解之心,实行新政,而不是以暴力镇压异己,这就减少了尖锐的社会对抗,为和谐社会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晋武帝虽然导演了一场虚构的“禅让”登基、改朝换代的大典,但和平过渡总比鲜血淋漓的屠杀要对人民、社会更有利一些。晋武帝一笑泯恩仇,大胆起用仇家之子,应作如是观。

争权夺位不手软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司马炎是个仁义之君。为了争权夺位而传之自家儿子,对亲兄弟极尽逼害,就很能说明问题。《规箴》第7则故事说: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

太子,指司马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267)立为皇太子,时九岁。永熙元年(290)武帝山陵崩,继位登基,史称惠帝。他是个有严重智力障碍的白痴皇帝,生理残疾与心理残疾兼而有之。传后,指的是传位给这个白痴儿子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陵云台,台名,在都城洛阳。卫瓘,三国时魏侍中,入晋后拜尚书令、司空,惠帝时加录尚书事,后来被惠帝贾后诛杀。床,坐榻。刘注引《晋阳秋》说:“初,惠帝之为太子,咸谓不能亲政事。卫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也。后因会醉,遂跪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复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也。’帝后悉召东宫官属大会,令左右赍尚书处事以示太子,令处决。太子不知所对。贾妃以问外人,代太子对,多引古词义。给使张弘曰:‘太子不学,陛下所知,宜以见事断,不宜引书也。’妃从之。弘具草奏,令太子书呈。帝大说,以示瓘。于是贾充语妃曰:‘卫瓘老奴,几败汝家。’妃由是怨瓘,后遂诛之。”对于太子衷,满朝文武都知道他的痴呆,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更何况是处理国家大事呢?在封建时代,立太子是国本,国本动摇,则一国随之动摇。岂可因私情而不顾及贤愚呢?如果太子不好,将影响到今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与人民的生活安定与否息息相关。传位给谁,乃国之大事,岂可不负责任地为了一家私情而托付给白痴儿子?但晋武帝恰恰是为了一点私人感情,明知太子痴呆不堪大任,仍然是将江山社稷传到他手,终至国家很快灭亡。后来国之沦丧,武帝有难以推卸的罪责。他明知儿子白痴,但仍把国家江山当成个人私有财产一样,满脑子装的是让子孙万代而为君,而不管子孙是否白痴或不肖。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了。

其实,司马炎的帝位,不仅夺自曹魏,同时也是从自己的同母弟司马攸手中夺取的。司马昭认为,自己的儿子,弟攸比兄炎佳,几次想让攸接班。《晋书·齐王攸传》说:“齐献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长,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初,攸特为文帝(按:司马昭)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晋书·外戚·羊琇传》也说:“初,帝(按:指司马炎)未立为太子,而声论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议。”以人才论,兄炎不及弟攸,司马昭多次想传位给攸,朝中文武也多有此想。后来由于司马炎勾结了奸佞重臣贾充、外戚羊琇等,帮炎争宠夺位,于是炎立为太子。而当炎登大宝之后,满朝文武因太子衷痴,而思齐王攸贤,想让攸接班。于是一场针对亲弟的阴谋之网,毫不留情地布下,立逼齐王攸出藩离开京城,攸在严重迫害下,忧愤不知所以而死。亲弟齐王攸之死,事出自乃兄晋武帝之手。这一点武帝生母王太后早有预料,她临终之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齐王攸(桃符)的性命。死前,王太后“流涕谓帝(司马炎)曰:‘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遂,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就是一代奸雄司马昭,他在临终前也为炎叙汉淮南王、魏陈思故事而泣,“临崩,执攸手以授帝”(见《晋书·文六王·齐王攸传》)。人之将死,其言亦哀且善。但是,父母临终遗命,终于无救爱子之命。连父母临终遗命都不顾,提倡“以孝治国”的晋武帝,又“孝”在何处呢?这不是对虚伪礼教的最大讽刺吗?司马攸贤于其兄,但偏生于帝王之家,他的存在,就是对于晋武帝大位江山的最大威胁。为免威胁,即使同母亲弟也必须去死。兄弟相残,亲情何在,悲乎!

斗富奢靡亡国恨

晋武帝在平定三国而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初,与古代开国之君相似,颇有治国理政之志,希望有个新政新气象。泰始之初,举清能,拔寒素,去奢侈,返淳朴,“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扬清激浊,举善弹违”(见《晋书·武帝纪》),改革定制,社会安居乐业。比如立常平仓以利百姓,修新渠进行水利建设,轻刑重教,反对酷政,“诏书颁新法于天下,海内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设……下济民心”(见《晋书·刑法志》)。国家面貌一新,似乎大有可为。

但是,这美好的泰始之治,却因制度和司马炎本身的人性缺陷,成为昙花一现而迅即消亡。在平吴一统天下之后,国力空前强盛,武帝由胜生骄,以为天下业已太平,可以为所欲为,耽于安乐享受,上行而下效,国家夸豪斗富之风弥漫,这一歪风邪气,正与武帝及整个统治阶级的提倡密切相关。《晋书·杨骏传》就说:“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请谒公行。”整个国家很快滑入了腐朽败丧的轨道而难以挽回。《世说》专立《汰侈》一门加以描绘揭露,如第8则说: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王恺是外戚,石崇是官二代的豪强权贵,他们两人是《汰侈》门的主角,有多次夸豪斗富的大比拼。曾几何时,武帝曾下制,明令“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见《晋书·武帝纪》)。但武帝很快助其舅王恺去夸豪斗富,这是出于其“耽于安乐”的本性所致。王恺为人,极其荒唐,因而死后朝廷议谥为“丑”。王恺举行宴会,吹笛女乐一音不和,即令黄门棒杀而血溅当场。石崇也因美人行酒不饮而连杀几个妙龄少女。这批贵族豪富,是把少女的鲜血当作红花来欣赏,其嗜血之残忍,无以复加。但武帝非但不制止法办,反而以皇宫藏宝助舅王恺与石崇争胜,事虽小而性质严重,上有所好,下必成风。如晋丞相、太尉何曾及子劭,“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见《晋书·何曾传》)。又如“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晋书·五行志中》)。在武帝的统治下,门阀贵族的豪奢之风,衣钵相传,对百姓敲骨吸髓地剥削,早已积聚了巨额财富,因而有条件骄奢极欲。如武帝女婿王济,他吃的烤乳猪,是用人奶喂养出来的,连皇帝本人也没吃过而自叹不如。贵族一餐美食,又不知该有多少婴儿因失乳而夭折。如此奢靡荒淫,武帝却以为这是国家富庶安乐的象征,何其谬哉!后来,在武帝死后,西晋很快灭亡,究其亡国的原因,主要不在于“胡人”的强大,如匈奴刘元海、刘聪父子,羯人石勒,都是部族之民,称孤道寡,西晋之亡,主要在于武帝朝廷的腐败成风,朽木自摧而大厦倾覆。在武帝事业正盛时,他曾问大臣刘毅,说:“卿以朕汉何帝也?”对曰:“可方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然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晋书·刘毅传》)因压榨敲剥百姓而私库膨胀,只图满足自我的奢靡生活享受,弃国家与人民于不顾,岂有不亡之理?因此,后来子孙之亡,祸根实是荒唐的太平天子晋武帝亲手种下的,这又能怪谁呢?

功过是非任评说

作为历史人物,盖棺可以论定,他有功,也有过,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在《世说》中,他有三四十则故事,给予了形象且全面的描绘。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及时把握时机,结束了三国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晋武帝功不可没。

二是在篡魏斗争中,以武力作后盾,尽可能运用了“禅让”的和平手段来使政权平稳过渡,减少了父祖辈的杀戮,既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又利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

三是在晋朝开国之后,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及司法的改革和试验,如立常平仓、推平籴法、兴修水利、改革宪政等。但遗憾的是,武帝崩后,国家重新陷入一片混乱,统一后的新气象很快消失殆尽。

他的主要历史罪责或过错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因逼魏帝“禅让”,诏书不敢言“忠”而故意避开,因此而割裂传统儒家“忠孝”观念,只能片面提倡“以孝治国”,促使贵族士大夫缺少了“忠恪匪躬”而为国牺牲的精神。缺乏了这一道德底线,引发了篡弑相继以争天下的严重局面。

二是在开国的歌舞升平中,武帝作为始作俑者,大大地助长了夸豪斗富的奢靡腐败之风。卖官鬻爵,贪腐公行,弥漫成风,国将不国而无药可救。

三是承魏之制,大力推行并发展了九品中正官人法,把两晋门阀贵族的社会统治推向了极端,加剧士庶对立,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严重消耗了国家力量。九品中正的门阀统治,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天下汹汹,但争品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晋书·刘毅传》),刘毅之言,击中了门阀制度要害,可惜武帝不听,仍是我行我素。国乏贤才,奸佞当道,也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四是违背了父母的临终遗言,丧失亲情,逼死了同母亲弟,即人称贤能的齐王攸,硬是传位给了自己那白痴的儿子司马衷,致使天下失望。传位是固国之本,并非小事。但晋武帝把国家社稷当作一己私财处置,全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其责任心安在哉?

总之,晋武帝史上有功有过,他始有揽辔澄清天下之志,想要治理国家以开新气象。但由于其固有的人性弱点,倒行逆施,很快天下大乱,国家沦丧,如唐太宗评说:“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板荡,宗庙播迁……为天下笑。”(《晋书·武帝纪》“制曰”)作为唐代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所言符合实际,他的体会是深刻的。

二 司马昱

在两晋皇帝中,当然是开国的晋武帝司马炎最强势最威风。而东晋的元帝虽然号称中兴之主,实际上被琅琊王敦所逼,忧愤而死,自此以后,东晋皇帝几乎是幼弱孤单,一代不如一代。简文帝虽然颇好读书,喜欢清谈,人也随和,有点学问,但即位一年,又被权臣桓温所逼,抑郁而终。虽非亡国之君,但庶几不远了。

司马昱(320—372),字道万。元帝少子。先封琅琊,后封会稽王。成帝咸康六年(340)任抚军将军,领秘书监。穆帝永和元年(345),进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宰辅朝政。海西公太和元年(366),进位丞相、录尚书事。太和六年(371),亦即简文帝咸安元年,大司马桓温入朝废帝奕为海西公,立昱为帝,史称简文帝,登位不到一年即亡。东晋皇帝并不好当。东晋朝廷是司马皇族与势家望族共同专政的时代,先是与琅琊王家(如王导、王敦),有“王与马,治天下”之言;后又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治天下之说。皇家权势,岌岌可危。当然,国家在皇族与诸势家大族的争斗中,严重内耗了国力,因此,在南北对峙中,南方处于弱势,东晋几次北伐,因诸势家大族相互掣肘,无不铩羽而归。简文帝司马昱,就是在权臣咄咄逼人的环境中,饱含血泪惊惶而亡,悲乎!

审美欣赏具文才

《赏誉》第144则故事说:

许掾尝谓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

许掾,即许询。他虽未曾做官,但曾辟司徒掾不就,故称。询字玄度,高阳人。幼有神童之名,后隐山林,与王羲之、谢安、刘惔、支遁等共游会稽山水。其人善作玄理清谈,尤擅长五言玄言诗的创作,当时和孙绰齐名而并称“孙许”。《文学》第85则记载了司马昱的叹美,说:“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对他的五言诗给予很高的文学评价。现对故事作点解释。诣,到……去,造访。曲室,清邃密室。辞寄,言辞兴寄。清婉,清朗委婉。契素,平素情投意合。咨嗟,赞叹。造膝,古时席地而坐,相靠近时,两膝前移。叉手,拱手以表敬意。既而,事后。按照故事描绘的人物心情闲雅和美,推测是发生在穆帝初年司马昱任抚军大将军、入朝辅政,当时桓温刚刚任荆州刺史,忙于西征蜀汉事,无暇东问朝政,因此朝廷相对安定,故而有此和美的环境。风清月明,一片清朗洁净的景象,谈诗论文,吟咏情怀而美其兴寄,把司马昱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另一面形象托出。当时司马昱约二十五岁,他并不以贵骄人,而是尊重对手,表现了年轻的天潢贵胄那富有审美诗意的文人本色,很是可爱。至于故事的另一主角许询,他虽一介布衣,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与抚军大将军地位悬殊。但在魏晋这个特殊时期,两人交流却全无障碍。简文视许询为大才,真心赏识佩服;许询视简文作平交知友,因而谈论风发,出自内心之自然,两人交流,平等相待,当然心情舒畅。故事不仅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述,而且进一步通过一连串的细节动作,从“咨嗟”到“造膝”及至“叉手”,步步深入地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灵魂世界,形象极其生动可爱。许询作品,今虽大都亡佚,但在当时,却是盛行的玄言诗的领军人物,寓玄旨理趣于五言诗中,不论其艺术成败,自是一种新的文学尝试,富有文化素养的表现。而司马昱就是许询及其创作的知音。当时流行的玄言诗是一种哲理诗,能够欣赏,就必须富有审美眼光,更要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思辨的能力。所以刘勰指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在这个故事中,许询可爱,而司马昱更可爱。我相信,如果司马昱不是作为一个当政的亲王卷入政治斗争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是玄学家或诗人,因为他是一个富有审美眼光的人。《言语》第61则记载了这样的故事:“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华林园是皇家园林,假山胜水,林木参天,富丽可知。但简文所见所想,却是山隐之想的自然之美,是《庄子》中的“濠、濮间想”。濠、濮是水名。据《庄子》记载,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濮水上,见游鱼而思高隐之士的自由之乐。在华林园中,简文不是贪图人生享受,而是具有丰富的联想,追求的是融入自然之美的自由人生。与朝廷政治的昏暗混浊和官场血腥厮杀相比,处于幽深葱郁的自然山水之中,鸟兽虫鱼等造化生灵自来亲人,这种感受,如此美妙,大自然是何等的纯洁可爱!自然禽鸟本无人的思想感情,人化的自然是观赏者移情的结果,反映了人的内在审美心理和亲切体悟。

清谈玄理重思辨

魏晋时代的玄风流行,作为一个帝王,司马昱也投身其中而乐此不疲。《文学》第51则故事描写说: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支道林(314—366),名遁,东晋名僧。殷渊源,名浩,当时著名玄家,曾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率军北伐失败后废为庶人。相王,指会稽王司马昱,曾任丞相,故称相王。许,处所。交言,此特指清谈玄理。才性,魏晋清谈时的重大论题之一。魏朝钟会撰《四本论》,四本者: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讨论的是才情与本性问题。持论立场不同,则视觉异而观点对立。崤、函之固,崤山和函谷关,形势险要的关中要塞。改辙,改变道路,比喻改变论题以避其锋。数四交,经过三四次的反复交谈论辩。玄中,玄理之中。胜场,论难争锋的擅长之处。

在司马昱辅政之时,朝政之暇,他常利用自己良好的生活环境,创造条件,在家召开玄家座谈会。于此可见司马昱那发自内心的对清谈玄理的热爱。《文学》第40则也记载了他召开的另一次清谈盛会:“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按:指书斋静室)。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按:心满意足);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故事形象地描绘了玄家论辩的过程,给人以很大的思想享受。所称“法师”“都讲”,原指佛门讲经发挥经义的人员,一人唱经问难,提出问题,称“都讲”;一人解释经卷或发挥佛家义理,回答提问,称为主讲“法师”。东晋时,玄学与佛学合流的趋势增强,玄家清谈受佛家讲经形式的影响,也有“法师”“都讲”的设置,不过佛、玄两家比较而言,当时玄家清谈的论辩意味似乎更为浓烈。梁慧皎《高僧传》记当时支、许论难时的情况说:“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由此可想当时清谈盛会的热烈气氛。玄学家的论争,不仅重义理,同时也重在逻辑推理的严密,以及诵言时的清朗韶音,亦即声音韵调的抑扬顿挫,以铿锵的语音节律之美来打动听者,以求得共鸣互应的动人效果。此《世说》所称“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从而给人在解悟思理时获得了美的享受。在司马昱家的玄家座谈会中,他虽贵为相王,但并不以势压人,而是平等相待而以理服人。这对于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发展,是有助益的。这一领导艺术,直到今日,仍有借鉴的价值。

无可奈何帝王悲

但可惜的是,司马昱无法做一个纯粹的玄学思想家,更无可能成为一个投入大自然怀抱的自由自在的文人。他生于帝王之家,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幸。在《世说》中他有七十多则故事,可说是时人心目中当然的风流“英雄”人物,但故事最后却把他引入了无奈的悲剧之路,在他身上,显现的是血染的黄昏,令人慨叹。《言语》第59则故事说:

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登祚,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政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此之虑,臣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诵庾仲初诗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声甚清厉。郗受假东还,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于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

荧惑,古代星象学中火星的别名。太微,天上星座,位于北斗之南,其星有十,是五帝星座,人称天子庭也。古人用天上星象来占断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火星侵入了太微,对天子帝王不祥。海西公,即废帝司马奕,于太和六年(371)被权臣桓温所废,降为海西公。郗超,桓温政治集团的智囊谋主。直,同“值”,指值班。大司马,指桓温。庾仲初,名阐,东晋作家,以《扬都赋》著名于世,官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尊公,对谈话人父亲的尊称,这里指郗愔,曾官司空,他的政治立场与儿子超不同,是桓温的反对派。刘注引《续晋阳秋》点明了故事的主旨,说是“帝外压强臣,忧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帝的宝座,在海西公太和六年,也即简文帝的咸安元年(371)十一月登基,第二年秋七月崩,实际只做了八个多月的皇帝。他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造成了精神“忧愤”的巨痛,由心理失衡而引发了生理上的阴阳失衡而致命。

从外貌看,司马昱是“美风姿,举止端详”(《容止》第34则刘注引《续晋阳秋》),性冲虚简静,宅心仁厚,是个心性平和的谦谦君子。据载,他府中白日见鼠,身边参军以手版批杀之,他立刻“意色不说”,以为过于残忍,官吏因此要弹劾参军,他给了人性的回答:“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德行》第37则)如果作为普通人,他道德高尚,加以富有学识文才,可能成为玄、佛双修的成功名人;但作为政治家,他却是个失败者。在政治上,人们原指望他是周公一类的人物[1];但史家却尖锐地批评说:“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也。”(《晋书·简文帝纪》)西晋之亡,惠帝开其先河,人或譬之惠帝,实与亡国之君相差无几了。

晋时行九品中正官人法,是个典型的门阀社会,司马皇族与世家望族共享政权。西晋初的武帝时期,国家安定富庶,当然是皇权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时过境迁,惠帝后的永嘉之乱把国家推入了亡国的深渊。至于东晋,世家望族南渡,为国家的新生和重建付出了许多辛劳和奉献。因此,东晋成为皇室与世家望族共同执政的朝代,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渐转移到世家望族的身上,当然皇权也就日渐削弱。东晋初,民谣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言,后来虽然又有“庾与马”“谢与马”“桓与马”共天下之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皇权的失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大司马桓温掌控了全国兵马,于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治上的低能儿司马昱,又岂是对手?桓温废立自专,诛杀皇族,绝不手软。这一暴力,令简文帝内心滴血,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对郗超掩面而泣。但是,眼泪救不了自己,更救不了国家。这才有了简文吟诵庾仲初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的无限悲痛。在严酷的政治战场上,司马皇室和桓温集团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任你司马昱再聪明能干,也难以逃脱“泣下流襟”的悲剧命运。桓温曾当简文帝面,要求诛杀昱兄武陵王父子,简文帝则求桓温赦免保全,说得很可怜:“若晋室灵长,明公便宜奉行此诏;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黜免》第7则)表示了退位让桓之意。做这样的傀儡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实在可悲可叹。简文帝即位一年之内忧愤而崩,既是解脱,亦实属无奈。

注释

[1]见《言语》第54则刘注引《晋阳秋》刘遐对褚裒说:“会稽王(指司马昱)令德,国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