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蒋凡讲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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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名相篇

在魏晋门阀社会中,皇权在混乱黑暗的政争中,日趋衰弱,而势家豪门的大士族势力日渐膨胀,国家政权不再是皇族一家所独专,而是皇族与士族的联合专政。当然,在魏晋两百来年的历史发展中,皇族与士族的联合专政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有时是皇权压士族,有时是士族盖过皇权,但总的说来,除了西晋初年开国之君晋武帝的“强盛”抬头外,皇权式微的总体趋势已是难以逆转。而以王、庾、桓、谢四大士族为代表,在社会动荡中及时把握了机会,正一步步地走上历史的中心舞台。民谣所称“王与马,共天下”,应扩大到东晋的王、庾、桓、谢四大士族。这四大士族所控制的国家权力,大多是通过其家族精英担任三公、丞相官职来实现的。丞相地位特殊,在朝廷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皇权相对衰弱时,以其杰出的才能,仍然可以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为国家作贡献,从而留名青史。以下所选王导、谢安,正是高门士族之翘楚,是一代的人望。至于张华,虽原出非士族的庶族寒门,但他竭力要打破门阀社会中那严格推行的士庶之别,为国选贤用贤,但却不幸遇害而为国牺牲,当然也值得一提。

一 张华

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县)人,博学多才,通贯古今,以诗赋文章称世,是当时文学界的领军文物,著《博物志》《张茂先集》等。官至中书监、司空,死于“八王之乱”中,因此,其治国理想破灭,举贤授能转眼成空如幻。

博学卓识功勋著

在西晋初,张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其材必有其识。张华器宇宏通,识见深远,洞见未来以作预测,在朝多有功勋。《德行》第12则故事说: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从对华歆、王朗两人行事的比较中,可见张华的器识非同一般。识度,见识器度。王朗与华歆,俱是三国时人。王朗,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史称其以通经拜郎中,迁会稽太守,居郡惠爱于民。被东吴孙策所逐,北归曹操。入魏官至司空。曾上《劝育民省刑疏》,著《易》《春秋》《孝经》《周官》诸传。华歆,平原高唐(今山东禹城)人。汉末官豫章太守。为政清静不烦,受人欢迎。北归曹操,代荀彧为尚书令。入魏后任司徒。蜡日,古代岁末祭百神的重要节日,时有会饮风俗。燕饮,饮酒宴会。“燕”通“宴”。形骸,指人的形体躯壳。形骸之外,比喻外在的行踪,而不见内在的精神气质。

魏晋之际,士人的道德观念发生颇多变化。华歆之徒,在当时曾威逼旧主,结欢新朝,但士人清议,不以为异,仍然是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风流人物。史称华歆“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见《三国志·华歆传》),这与汉末党人的直言极谏、杀身成仁异其旨趣,从而成为向魏晋时代“不臧否人物”的清谈之风过渡的人物。当时贤如曹植,著《辅臣论》,叹美华歆“志存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义断事”,就认为华歆是德义双修的典范。史称华氏“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唯华歆出而嫁之”(《三国志·华歆传》)。以相国之尊,清廉助人如此,所以进入了《世说》的《德行》门。至于王朗,亦非等闲人物,《三国志·王郎传》裴松之注说他是高才博雅,严整慷慨,“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体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王朗为人,廉己济困,与贪官污吏异路,其道德岂可轻诋?因此,张华对王、华两人的比较认识,并不是观念先行的道德评判,而是从其为人行事的见识气度方面着眼。王朗羡美华歆识度,但他亦步亦趋,学的只是华歆宴饮之类的外在仪式,因此而招来了张华的批评,说王朗学到的只是华氏“形骸之外”的皮毛,距其内在精神实质非常遥远。这话有一定根据。《世说》另一故事有助于证明张华见解的正确。《德行》第13则故事说:“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则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孔夫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这是人们行事大义之所在。华歆阅历丰富,见多识广,思考深远而早见事机。他做事具忧患意识,能预先估计困难和特殊情况,如果条件不许可,就不会轻易许诺。此非存心不善而故意刁难,而是见微知著的洞明事机。而一旦应允让人上船,则言出如山而不可动摇,绝对不会因危险而抛下难友,即使为此丧命,也将坚守诺言而义无反顾。但小人反之。和平环境中浪言相许,以取声誉;而危急险境中则弃如敝履,言而无信,仁义不存。这就是君子小人见识的根本区别。古人有“疾风知劲草”之言,信哉。只有在大灾大难降临的时刻,则君子小人各见其庐山真面目。这就是张华所称之“识度”,形骸内外之分,即皮毛与本质之别。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张华看问题,由表及里,深刻而具远见。他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而不人云亦云的人物,个性坚强,又富有开拓精神。这与他平日的努力学习而具博学卓识密切相关。史称张华“父平,魏渔阳郡守。华少孤贫,自牧羊……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晋书·张华传》)。

《言语》第23则记有西晋太平时“诸名士共至洛水戏”的故事,当时王衍(按:《晋书》作王济)评说:“张茂先(华)论《史》《汉》,靡靡可听。”可见张华精于《史记》《汉书》诸历史典籍,勤读精攻,娓娓道来,其所借鉴,令人不倦。刘注引《晋阳秋》说:“华博览洽闻,无不综贯。世祖(按:晋武帝)尝问汉事,及建章千门万户,华画地成图,应对如流,张安士不能过也。”书不仅要勤读,更要善读,博闻强记,学而后思。所以他的博识,卓荦不群,能为治国安邦事业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他虽官至台辅,但一生清廉自洁,“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见《晋书·张华传》)

又如统一中国的伐吴战役,是张华在庙堂之上,力排众议,以其只眼卓识,深刻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主客观形势,帮助朝廷下决心,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谋福人民,功高盖世,而彪炳史册。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初,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以为不可,唯华赞成其计……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华独坚执以为必克。及吴灭,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羊祜死后,杜预代祜都督荆州,杜是熟读《左传》的儒将,堪与张华的精研《史》《汉》相伯仲。为了捕捉伐吴战机,他曾上表要求朝廷统一意志,下定决心,不要动摇。这时,张华在朝大力支持杜预计划的方略。史称:“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孙皓)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晋书·杜预传》)于此可见,杜预精通《左传》,张华精研《史》《汉》,他们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资现代反思和借鉴,有此博学卓识,想人之不敢想,谋人之未能谋,超越世俗,建功立业而名垂青史。

赏拔贤才反遭害

张华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父平早死,张华幼而失怙,因此而孤贫牧羊以自活。可见他是出于孤门寒族之家。在门阀社会,他的低贱出身,永远为高门士族、世家豪强所鄙视,这是张华心中之痛。他当政时,就曾经下决心来举贤任才,从而泯灭门第士庶之别,士族南北之见。但这一努力化为泡影,他随即因此遇害。悲哉!《排调》第9则故事: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苟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荀鸣鹤,名隐,父岳,是朝廷的中书郎。他出于颍川荀氏望族。陆士龙,名云,与兄机并称“二陆”,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出于江东望族。云间,华亭古称,今上海松江。日下,指京畿地区。白雉,白色野鸡。骙骙,强壮貌。麋,四不像一类的麋鹿。抚掌,拍手。

这个故事,巧用语言修辞艺术,形象鲜明生动,其声吻跃然于纸上。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而统一中国,十年(289),陆机、云兄弟自吴入洛以谋出路,这才有机会在张华家见到荀隐。当时二陆与荀隐,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当时一伙颇富文学才华的青年聚于张家沙龙。张华对这群文学才子很是欣赏,因此气氛热烈,争强斗胜而各逞其能。因此而各有绝妙好辞,既刻画了自尊自信,同时又不亢不卑地嘲讽了对手。张华一句“勿作常语”的片头语,引发了一场精彩的文学表演。荀隐是中原士族之杰,陆云是江南士族之英,南北士人,旗鼓相当而各不相让。在魏晋门阀社会中,统治者不仅严于士庶之别,抹杀了广大寒门士人的才华,同时在武帝统一中国后,中原士人又视江南之人为亡国之人而加歧视,这就又形成了士族的南北对抗,消耗了国家力量。因此,以陆云为代表的江南士人和以荀隐为代表的中原士人,才会在开玩笑的场合竟然有如此激烈的言辞对抗。陆云讥荀隐为白色野鸡,荀隐则讽陆云是四不像的麋鹿。为此争嘴斗气,岂不伤了和气。这有违于张华的本意。作为一个寒门出身的政治家,他更重视的是贤才为国家所用。因此,他不想扩大事态,而是以“抚掌大笑”的一个细节动作,来弥合两人的斗嘴,使文学沙龙重新回归正题。为了国家的发展,就必须任用贤能而造福于民。广大寒士及江东士人,自有国之贤才,但他们却被高门士族所压制而视为粪土无异。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张华本想加以纠偏,但最后却导致了自己的悲剧。平吴之时,他是“名重一世,众所推服”,但权倖贾充等结党营私,“奏诛华以谢天下”。平吴胜利,张华功最大,但武帝很快弃用,史称“终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见《晋书·张华传》),也就是说,张华因功而无形免职。为什么?出身寒素而为权倖轻贱,也是原因之一。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古人之言,令人思之心寒。

悲痛的人生经历,张华感慨系之,但仍想在力量所及的范围内加以改变。《晋书》本传说他是“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他对于南北士族对抗的情况,也很了解。力量内耗,相互抵消,又将如何团结对敌以建设国家呢?于是他邀请南北之士聚会,为他们创造握手言欢的和好机会,此所以他会“抚掌大笑”,站在中间立场,加以调和折中,从而造成皆大欢喜的局面。他所提拔的南士、寒素,不一而足,仅以《世说》故事为例,如《言语》第26则刘注引《晋阳秋》称,张华见陆机陆云而大为赏识,说是“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又《言语》第47则刘注引《陶氏录》说,陶侃“少有远概纲维宇宙之志”,陶氏察孝廉入洛,张华很是赏识,说:“后来匡主宁民,君其人也。”陶侃出身于南方贫寒庶族,人或斥为“小人”,但张华却一反高门士族偏见,誉之为国家栋梁。在《赏誉》第19则中,又叹美褚陶、顾荣等南士为“东南之宝”,给以很高的评价。

但一人誉之,众人毁之。在固有的门阀制度下,士庶之别如天渊之隔,南北之士别抱偏见,国家岂能不亡?张华只能发出声声长叹而无可奈何。晋武帝时,他虽然对国家统一及诸多制度改革作出贡献,但因他出身寒士,身份低贱,功勋再大,也是徒然。加以他秉正直好贤之性,当然就得罪了诸多低能嫉贤的执持政柄的高门权贵,以此而形同罢官。他晚年登台,辅任宰相,是在白痴的晋惠帝及疯狂的贾后统治时期。在极度黑暗的乱世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把张华推上了“一人之下”的相位,但同时也是在一步步滑向了断头台。据《晋书》本传,当时“贾谧与(贾)后共谋,以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欲倚以朝纲,访以政事”,因此短暂任相。在昏君悍后的乱朝,张华仍对国家负责,“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但这一时间曾不以一瞬,很快“八王乱起”,朝中大乱,诛戮相继而血流成河。张华为赵王伦所杀,他的鲜血也在这道汹涌的血河中翻腾。临刑之时,张华叹道:“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他做丞相,很是窝囊,但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在血色黄昏中,其铮铮誓言,掷地有声,而催人泪下。后来陆机作《咏德赋》来纪念他。

儿女情多温丽篇

作为寒素出身的台辅丞相,张华悲剧,虽死犹荣;但作为一个文学家,张华文采则流誉人口,而播于史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于晋代文学,首称“茂先摇笔而散珠”,说是“人才实盛”而不让古人。而钟嵘《诗品序》称晋太康中,“亦文章之中兴也”,太康之英的文坛领袖人物,就是张华。这可从他的批评赏拔及个人创作两方面来说。《文学》第84则刘注引《文章志》:

(陆)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

大治,余嘉锡《笺疏》引李详云:“案大治谓推阐尽致。”作文大治,就是创作文章酣畅淋漓而尽其极致。

由于张华富于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文学创作水平,他的理论思想指导了他的批评和创作,因此他的批评和赏拔,为晋朝太康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对于陆机陆云兄弟,张华早有“平吴之利,在获二俊”(《言语》第26则刘注引《晋阳秋》)之言,对作为太康之英的二陆予很高的文学评价。“篇篇称善”之赞,说明了张华对二陆作品的阅读和欣赏,非常认真,是其真正的知音。今存《陆士龙集》卷八有《与兄弟平原书》,曾多次称引张公(华)之言以定诗文的优劣得失。如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意思是说,自己过去的创作,先铺排辞藻,后考虑情志的表述。张华与此相反,是先情感而后文辞,强调文学创作的清省自然之妙。这促使陆机陆云兄弟改变了先文后情的倾向,因而文学大有启迪和进步。古人云知音难逢。在二陆入洛的困难时刻,张华伸出了援手,为之延誉,从而共同创造了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因此,张华死后,陆机写了《咏德赋》加以悼念,情真意挚,何其沉痛,出自内心。

张华所批评赏拔的,何止是二陆。比如对沉沦下位的左思,也是一见拍案,大加赞颂。《文学》第68则记载:“左太冲(思)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识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华),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左思按照张华的意见,求当时高士皇甫谧作序,于是名声大噪而洛阳纸贵。张华赏识左思,认为他创作的《三都赋》,可以媲美汉代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方比古人,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文学评价。左思出自寒门,曾作诗抨击了门阀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志士仁人报国无门的沉痛感情。他创作了《咏史》《招隐》《杂诗》《娇女诗》等优秀诗章,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咏史》第二首),“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咏史》第七首)的愤怒呐喊,因而被张华引为同调。

在创作方面,张华自己也颇有成就。作为太康文坛的当然领袖,其艺术实践虽不及潘(安)陆(机、云)左思诸人,但也是一代诗人,而见录于钟嵘《诗品》。他年轻时,作《鹪鹩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见而叹之,说他是“王佐之才也”(《晋书·张华传》),于是而知名于世。他的诗作被钟嵘收入在《诗品》中的中品,并有评论说:“晋司空张华,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多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灵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甲科,疑弱;抑之中品,恨少,在季、孟之间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有“张华短章,奕奕清畅”之评。今曹旭教授也说:“钟嵘以‘情多'二字评张华,亦不啻品评西晋诗风。‘风云气少,儿女情多',为建安向西晋转变之关键。张华源出王粲,晋之诗风,遂华艳绮靡,顾盼情多。”(《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曹评很到位。但其《情诗》(五首之五)说:“游目四野外,逍遥独延伫。兰蕙缘清渠,繁华荫绿渚。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谁与?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写远游之士对家中贤妻的思念,情深意挚,感人至深,超越了“华艳”“妍冶”的诗境,又隐约寄托了正直政治家的忠贞之志。

总之,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身死而犹荣,有以下的历史贡献:一是推动了晋武帝制定平吴的统一大计;二是被贬出朝廷而任边疆将帅时,稳固了北方防线,促进了民族团结,史称“远夷宾服,四境无虞”的局面;三是企望突破门阀统治,强调任人唯贤,赏拔寒庶士人,力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士庶,各尽其才,而团结兴国,这犹如今天的“统一战线”政策,强调社会的安定和谐,但他的理想很快被高门权贵击得粉碎;四是与时俱进地修订了若干“仪礼宪章”,改革制度,以合新时代的需要。而作为文学家,他是太康文坛公认的领袖。西晋文学的发展,他有功劳。他的诗文创作,也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张华德才兼备,颇富文才,却惨遭杀害,真是历史的悲剧。

二 王导

晋之丞相,当以王导和谢安最为优秀。东晋开国江南,号称“中兴”,王导草创于初,谢安踵武于后,延续了东晋的百年历史,王谢两人及其家族的贡献,是有功劳的。但功高则震主,或为其他世家望族所嫉,因而王导和谢安,虽有丞相的光环,但到了老年,仍然不免为人所逼而忧愤以终。这也可见当时皇族与高门士族在共享政权时的复杂性,政治是无情的,并不会因你的功勋而照顾你一辈子。在《世说》中,王导的故事多至百则,谢安故事更是多至一百二十余则,可见是当时人心目中英雄中的英雄。

将相之器少年郎

《德行》第27则刘注引《(王)丞相别传》说:

王导字茂弘,琅琊人。祖览,以德行称。父裁,侍御史。导少知名,家世贫约,恬畅乐道,未尝以风尘经怀也。

王导(276—339),出身于琅琊王氏家族,导与族兄敦,都是王览的孙子。王览是魏晋时三公之一的太保王祥的弟弟。魏文帝时,徐州刺史吕虔赠宝刀给王祥,据说此刀珍贵,只有官居三公的人才堪佩戴。王祥就是今传二十四孝图中卧冰求鲤的著名孝子。司马氏集团建晋国,因篡弑魏朝的原因,羞于言“忠”,而改提“以孝治国”。这样,“孝子”王祥适逢其时,名声大振而高升三公之位,实际上却无所贡献。他临终有遗嘱,说是“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晋书·王祥传》),把三公宝刀赠予弟弟王览,可见他对琅琊王氏高门士族的利益关心备至;至于国家政权的更迭动荡,他并不放在心上。以王览一支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就被人称为“宝刀家族”(见肖华荣《簪缨世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在当时门阀社会中,琅琊王氏视家族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忠于皇室为最高道德标准。后来琅琊王家对司马皇权,或支持拥护,或反目成仇,关系复杂,家族中也有不同态度,不可一概而论。如因晋元帝重用刘隗、刁协,疏远王家,王敦错误估计形势,两次举兵犯阙,兵败身死;而敦败的直接原因,竟然是族弟王导的反对。王导在维护琅琊王氏家族利益的同时,又重视国家利益,求得了和司马皇权的平衡。

王导年少时,父裁只担任“镇军司马”一类的幕僚,王导自己也只担任秘书郎一类小官,《丞相别传》说他是“家世贫约”,应该是可信的。这与王敦尚公主做驸马,刺史青州,早称显贵,情况不同。王敦、王衍、王戎这些族中显贵那骄奢淫逸的恶习,王导少有沾染。他在贫约困境中,刻苦发奋,学习上进,因而早称名士。当时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对人说:“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晋书·王导传》)年轻人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卓识。永嘉之时,知天下将乱,弃朝官尚书郎不做,去担任琅琊王司马睿的安东司马。《晋书》王导本传称“时元帝为琅琊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晋书》卷六《元帝纪》也说:“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按:后改建康,东晋京师,今在南京),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这就为后来的东晋建国,奠定了基础。司马渡江,东晋“中兴”,王导是立了大功的。琅琊王司马睿,属于皇族远支,又缺乏能力政绩,到江东时,为人所轻。

《王导传》称“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导患之。会(王)敦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欲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团结中原南迁士人和江东固有望族,共赴国难以建新朝,王导为晋元帝制订了“中兴”国策,可说是功不可没。没有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导、王敦,又哪有司马氏的东晋朝廷呢?以此,东晋民谣说是“王与马,共天下”,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当时王敦任大将军带兵在外,王导在朝掌机枢政权,琅琊王家子弟,在朝多任高官显职。《宠礼》第一则记载:“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皇帝宝座),王公固辞,中宗(即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元帝以皇族远支,因风云际会,开国江东,骤获大宝,连他自己也是如梦似幻,半信半疑。但王导却有本事变梦为真。由于王导等士族的共同经营拥戴,司马氏才得以偏安江南而安身立命。这帝位是怎么来的?元帝自己心知肚明。因此,为了测试百官的真诚,他半真半假地邀请王导共登御床以临百官,但皇帝与辅臣并坐,古无此礼。若是王敦,可能因其兵权在握而无所顾忌,就会直上御床,就位而呈其野心;但王导却不会,他明白自己的身份和作用,无视皇权之尊,又哪来的国家安定呢?世家大族很多,为什么偏是琅琊王家可以上坐呢?以此,王导谦抑自损,回答得体,明心迹以安众心。在现实中,王导没有因为一时的殊荣风光而冲昏了头脑。这才是一位高明而清醒的政治家。王导从小练就了一对敏锐的政治触角,早已洞悉元帝及文武百官的心思,他像优秀的演员那样,力争把凶险的政治斗争玩于股掌之中,圆滑熟练,用心辛苦,却也好看有效。

赏歌舞儒道双修

王导治国之政,有其思想理论作支撑。而在公务之暇,他也不忘其轻歌曼舞的艺术享受,他并不在乎物欲横流的物质享受,而重视精神生活的质量。可以说他是个真正懂得生活享受的趣人。《文学》第21则故事说: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王丞相,王导。江左,又称江东,指长江下游以东的地区,亦可泛称江南。古人方位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止,同“只”。《言尽意》,西晋欧阳建为反驳当时流行的玄理“言不尽意”论而著。《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都是嵇康提出的玄理命题。以上三论,是魏晋玄学家清谈时的重要命题。宛转关生,即辗转委曲而相互关联,具有无尽的乐趣。王导虽然只谈论他所熟悉的三个玄学论题,但他学养丰富深厚,能够此和彼应,声东击西,相互联系,而看透复杂事物中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清谈中,他能得心应手而宛转相生,道理说来是娓娓不尽,令人叹赏。如《文学》第22则故事记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殷中军,指殷浩(?—356),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东晋时,与刘惔并称于世的清谈名家。曾官中军将军,参与朝政,用来抗衡桓温集团的势力。庾公,指庾亮(289—340),字元规,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他的妹妹是晋明帝皇后,明帝早崩,庾亮作为外戚,与王导一起辅助小皇帝,在当时的门阀政争中逐渐崛起,鄢陵庾氏渐萌取代琅琊王氏之势。他在平定苏峻,祖约之乱后,因陶侃死,代陶任江、荆、豫三州刺史,征西将军,开府武昌,掌控长江中上游雄兵。当时殷浩作为庾亮的幕僚,有事进京,因而有机会在京与王导诸贤集会清谈。桓公,指桓温,是后来谯国桓氏政治集团的核心领导,详参本书“桓温”篇。王长史,指王濛(309—347),字仲祖,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少放纵不拘,后砥砺节行,善清谈,与刘惔并称“刘王”。王蓝田,指王述(303—368),承父爵为蓝田侯,故称。王述曾任扬州刺史,是王羲之的上司,因两人意气不同,羲之誓墓辞官。但王述居官讲究实际,行政清简,受职不让,辞必不受,因而颇著官声。谢镇西,指谢尚(308—357),字仁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镇西将军,故称。上述诸贤都是朝廷精英,同时也是清谈玄理的名家。下都,指从武昌顺流至京师建康。麈尾,魏晋名士手中所执之物,饰仪容以助清谈。身,当时口语,如“我”。共相往反,即反复辩难,认真推敲。正始之音,指魏齐王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所开创的谈玄理的风气。

成帝咸和九年(334),荆州刺史陶侃卒,庾亮代之。咸康五年(339),王导卒。因此,这次王导家中的清谈沙龙,应当发生在咸康初年。受邀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一代之选。但其中最突出的角色,就是王导和殷浩,其他名士只能作为陪衬存在。当时殷、王两人反复辩难,“共谈析理”,通宵达旦,让人忘记了疲劳。为了追求“理源所归”的真理之所在,名士们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讨论,其学术热情,令人感动。后来桓温回忆说:“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你看,连听众也乐此不疲,可见其吸引力之强。正始玄学的思想高潮之后,王导等又在东晋时代掀起了另一次高潮。在建国江东而作为台鼎宰辅的过程中,王导推行了随顺自然、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和他那道家无为而治的玄学思想的理论指导密切相关。

王导的思想,实际上是儒、道、释三家兼容并包,而以接近道家的玄学为主。过江之初,战争不息,教育残破,学校废坠。因此,王导以儒者的责任为己任,提倡“设庠序”而恢复学校,重教育而育人才。他曾上书晋元帝,说:“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蒙以正之,少而教职,使化霑肌骨,习以成性,迁善远罪而不自知……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学。”(《晋书·王导传》)在王导的积极争取下,史官之设,也逐渐恢复,可见他在建国时不忘以复兴孔孟之道、儒家礼教为己任。他对释家,也颇喜好,曾主动欢迎和接近许多高僧大德,彼此“悟言神解”,会心交流思想体悟。王导从已中国化、玄学化的佛学中,汲取了谈玄的理论营养。事实说明,王导在新时代、新形势中,形成了自己那以道玄之学为主,同时吸纳儒、佛而三位一体的大的思想格局,视野开阔,兼容并包,而心胸宽广,这有助于他经邦纬政的政治思考。

在生活上,王导反对奢华,提倡俭朴。如《俭啬》第7则故事记载:“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他不仅自己俭约,而且成为家风以教育子女,甚至推广到治政方面。后来李义山《咏史》诗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之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晋武帝时代那夸豪斗富竞为奢靡风气,也是亡国原因之一,所以《世说》专立《汰侈》一门来加以批判。据《晋书·食货志》称:“王君夫(恺)、武子(济)、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物盛则衰,固其宜也。”曾几何时,王师覆败,“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君臣相顾,莫不挥涕”。王导少年“贫约”,勤俭出于本性,执政时“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晋书·王导传》),其清素如此。此时又与时俱进,提倡勤俭治国,也属建国的需要和时代的必然。

但王导并非吝啬的守财奴,他虽俭节自律,但并不意味他不懂生活,不过,他的生活重在精神方面的享受,玄学清谈的思理境界,琴棋书画的艺术享受,都是他的自觉追求。他富文艺素养,文学水平不错,也很喜欢围棋。在西京洛阳的年轻时代,他就以妙解音律的佳子弟出名,直到他功成名就的东晋时代,他也常在家中“作女伎”[1]——即请女艺人作歌舞表演,以艺术表演来让主客欣赏。王导的幕僚谢尚善鸲鹆舞,他看谢表演后很是欣赏,说:“使人思安丰(王戎)。”王戎乃昔日与嵇康、阮籍共游的竹林七贤之一,因睹谢尚舞而见竹林风度,是个很高的赞赏。《晋书·谢尚传》也有记载:“(尚)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旁若无人,其率诣如此。”在审美艺术享受中,主客率性而尽欢。其中,谢尚形象鲜明生动,王导的形象也很可爱。

至于文学方面,今不见王导诗歌,但其文章,简洁生动,情理相资,颇见激情,值得一观。如《淳化阁帖》卷二记载其书信:“导白:改朔情增伤感,湿蒸事何如?颇小觉损不?帖有应足下,悬耿,连哀劳,满闷不具。王导。”因气候“湿蒸”逼人,“情增伤感”,慰问友朋,情真意挚。其《麈尾铭》说:“道无常贵,所适惟理。谁谓质卑?御于君子。拂秽清暑,虚心以俟。”虽是辑佚而非全璧,但理趣跃动,见其道玄修养。“道无常贵,所适惟理”,又隐约透露出他那治国理政的人生智慧。

皆大欢喜说王导

王导辅政,强调随顺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奇招妙招甚多。如《政事》第12则记载: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霑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故事简短,初看无奇,但若细加嚼味,则如食橄榄,回味无穷。王丞相,琅琊王家的王导,出身于东晋第一贵族之家,身份尊贵。他又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一代名相。像他这样的名人,为什么要在宴会中与数百宾客一一周旋应酬呢?一加追究,其中大有学问。永嘉之乱后,西晋覆灭。当时的中原有识之士如王导者,力保司马渡江,开国江南。是为东晋。故事发生在东晋草创之际。作为晋元帝的心腹股肱,王导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位高权重。扬州下辖丹阳、吴郡、会稽、临海等十余郡。作为扬州刺史,王导实是京畿地区的军政长官,责任很重,北御胡骑,内卫京师,安定国家,繁荣经济,集于一身。但当时国家草创,偏安江左,立脚未稳,可说是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外是民族危机,胡马窥江;内有士庶争斗,南北士族内讧不和,消耗国力。这又将如何稳定国家呢?在此国家危急的存亡之秋,为了生存和发展,当务之急是在江南站稳脚跟,然后再图恢复。作为东晋国策的总设计师王导,主张尽可能多地团结江南士人及广大民众,同心建国,才能共御外敌。在这一建国方略的指导下,王导不能不一改昔日高门士族的传统陋习,地不分南北,人不论贵贱,都应共御强敌、团结建国。这就逐渐适应时势,形成了无形的犹如今天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思考。

两晋门阀社会,严士庶之贵贱,重南北的优劣。如琅琊王献之不愿与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同坐一条席子,事见《忿狷》第6则记载,是因习氏不是出于士族名门;范阳卢志在大庭广众之下直问陆机说:“陆逊、陆抗是君何物?”见《方正》第18则记载。中原士族侮辱江南士人,当人面直呼其父祖名讳,羞辱无以复加。而王导的社会地位,处于一人之下,身份何等尊贵,但他却敢于打破陈规陋习,数百宾客,不问南北士庶,“并加霑接,人人有说色”。实际上,这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王导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在热闹的应酬中,并未晕头转向,自然地走到任某身边,说“君出,临海便无复人”,意思是你任某人是临海的杰出精英,令人歆羡。听了这样的赞美,任某怎能不笑呢?又,王导与胡人,虽然“非我族类”,更无亲故,但他一样没有忘记,因便来到他们身边,放下士人高官的架子,沿用胡人习惯,弹指说话,这就自然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所谓“胡人”,实际是从西域一带过来的僧人。兰阇,佛译“阿练若”或“兰若”,也即清心寂静,以修禅定的意思。王导借生动的弹指细节,说众位高僧大德喜欢清静修习,因此不敢随便过来打扰。这就说到了胡僧的心坎里了,以此而皆大欢喜,欢声笑语发自内心。百忙之中,不忘细务,可见王导不仅是个胸襟开阔的政治家,更是一个聪明的心理专家。洞人肺腑,以诚相接,别人自然报以会心的微笑,对王导加以支持和拥护。能获士心民心,则何事不竟其功?王导的“统一战线”经验,值得后人玩味。

钢丝共舞王与马

东晋初民谣,有“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话,也就是说,以琅琊王氏家族为代表的诸多高门士族,打破了昔日皇权一统的局面,士族与皇族共享国家政权利益。其间两者分分合合,实际发展过程也很复杂。今肖华荣先生在《簪缨世家》有具体的描述,即经历了“王与马,定天下”“王与马,争天下”“王助马,治天下”三个发展阶段。这一概括是准确的,可以参阅。《言语》第37则记载:

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谋逆,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王丞相诣阙谢。司徒、丞相、扬州官僚问讯,仓卒不知何辞。顾司空时为扬州别驾,援翰曰:“王光禄远避流言,明公蒙尘路次,群下不宁,不审尊体起居何如?”

王敦(266—324),字处仲,小字阿黑,琅琊临沂人。曾与族弟导共同拥戴司马睿渡江南来,建立东晋,任大将军、荆州牧,掌控雄师。王光禄,指王含(?—324),字处弘,敦兄,累官南中郎将、许州刺史、光禄勋,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后因助理王敦叛逆被诛。委职,丢弃官职。南州与姑孰,同地异称,故地在今安徽当涂,长江下游重镇,捍卫京师建康的西南门户。诣阙,主动到皇宫门前请罪。顾司空,指顾和,死赠司空,故称。别驾,官名,州刺史的重要幕僚,蒙尘路次,在路上蒙受风尘之苦,此指王导赴阙谢罪事。

故事发生在晋元帝永昌元年(322)。东晋初年,琅琊王导辅政于朝,王敦掌兵在外,其群从兄弟子侄,高官甚多,他们因拥戴之功,成开国勋臣,占据要津。晋元帝袭封琅琊王,原是司马懿的曾孙,是皇室远支疏亲,晋惠帝后,只能“恭俭退让,以免于祸”(《晋书·元帝纪》)。他做个普通人都为难,哪还会去想什么有朝一日会做皇帝呢?如前所述,正是由于王导的设计,劝他南下建邺(后改建康),在西晋亡于胡骑后,登基称帝,从而割据江东,形成南北中国分裂对抗的大格局。这才有了因琅琊王家帮助司马南渡而开创东晋之功,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势。司马睿当然知道他的宝座是怎么得来的,如果没有琅琊王氏及诸世家望族的拥护,能有他的今天吗?因此,在“王助马,定天下”的第一阶段,高门士族与皇族,双方相互利用,开拓了新江山。如果没有借助司马氏皇族旗号,高门士族也难有作为;司马皇族如果缺乏琅琊王氏及诸士族的拥戴,岂非光杆司令一个?因此,双方互助,出于形势需要,共享政治利益,也属正常。这才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的出现。这是东晋初年特殊时期政治博弈的产物。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皇家岂愿与琅琊王氏永远并坐来接受百官朝贺?而且,其他世家望族也乘机浑水摸鱼,想在“王与马”的矛盾斗争中,夺取更多的利益。这就出现了“王与马,争天下”的局面,形势更加混乱。为了皇帝独专、制约琅琊王氏势力,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心腹的鼓励下,一步步剥夺王敦、王导的兵权政柄,终于把王敦逼上了暴力对抗的道路。刘隗、刁协,对琅琊王敦、王导“劾奏文致甚苦”(《晋书·刘隗传》),逼得王导引咎辞职。这还不够,刘隗、刁协又“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晋书·王导传》)。为了争夺政权的最大股份,王与马在政治钢丝上共舞,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杂技。王敦兵发武昌,与司马皇族大战两场。一是在元帝永昌元年(322),一是在明帝太宁二年(324)。第一场琅琊王氏大获全胜,第二场却以王敦败亡收场。不过因王导的巧妙处理,琅琊王氏势力虽受压制而有所后退,但其权益并未伤筋动骨,仍然保持东晋第一贵族那簪缨世家的面貌。在第二阶段“王与马,争天下”的过程中,双方都很受伤,但各自反思,痛定思痛,终于重新走上合作双赢的“王与马,治天下”之路。东晋建国,虽仍经历许多坎坷艰难,但总算大劫已过,重新获得了百年的历程。

魏晋的高门士人,非常重视家族的利益,甚至可以和皇族所代表的国家兵戎相见。如王敦兴师犯阙,大败王师,晋元帝“忧愤告谢”,死于非命。但在政治上是否维护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琅琊王氏家族并非铁板一块,如王导、王舒及王允之等,就在王敦第二次进驻姑孰而准备进攻京师时,坚决维护“王与马”的合作,从安定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王敦的叛逆。王导在明帝时,都督诸军,讨伐叛军,致王敦“寝疾”而终,东晋国家走向稳定与发展。作为圆熟的一代政治家,王导所采取的“王助马,治天下”的策略,功不可没。于此可见,“王与马,共天下”是既斗争又联合的形势,是东晋主弱臣强特殊时代的产物。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说:“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王与马,共天下”,王导带了头,以后鄢陵庾氏取代琅琊王氏,谯国桓氏又取代庾氏、陈郡谢氏再取代桓氏,辅政更迭如走马灯,但都离不开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其中,除谯国桓温及其子桓玄集团谋篡失败外,其余诸家,皆走王导模式。

一代名相贡献多

《言语》第31则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一作“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江,长江。美日,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新亭,亭名,故址在今南京市郊。藉卉,坐卧草地上。周侯,指周顗(269—322),字伯仁,汝南安成(今河南平舆)人,官至尚书左仆射,后被王敦所害。勠力,努力。神州,指中原地区。楚囚,《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俘楚伶人钟仪,为晋侯鼓琴,犹作楚声,人称其“乐操风土,不忘旧也”,借指处境困窘。

故事发生在永嘉五年(311),西晋将亡而大量中原士族南迁之际。周顗是名家子,虽好酒贪杯,但人怀忠义,清高自负。他对王导也多调侃,如《排调》第18则记载:“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容卿辈数百人。’”他虽酒德不佳,但临危赴难,视死如归,大节凛然。面对长江美景,周顗触景生情,兴发了风景不异而江山变色的故国之悲,从而引起了诸名士的感情共鸣,座中一片唏嘘。当时八王乱起,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势将亡国,中原名士,遽丧家国,而徒唤奈何。他们寄身江南,纷纷举家向南,面对美景,回想昔日京洛风流,自有山河破碎而寄人篱下之痛。因而周顗一语,激起了诸同仁“相视流泪”,泪眼人对泪眼人相对而泣,何其可悲可叹。但作为仁人志士,王导绝不做楚囚对泣,眼泪又岂能救国家于沦丧?王导比一般士人站得更高,想得更深,他没有忘记士人报效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使命。因而强忍悲痛,发誓挽狂澜于既倒而报国雪耻。他曾上书元帝说:“方今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晋书·王导传》)东晋能在江南复国,正与王导等诸多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有关。王导在新亭的一席话,掷地铿然有声,激发了爱国正气,震醒了许多彷徨无计的泪眼士人。王导用自己的疾呼呐喊,唤醒了军心、民心,擂响了救国的战鼓。《言语》第36则记载,温峤南来,满目疮痍,兴故国黍离之悲,情绪近于无望。但见过王导以后,他欢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把王导比作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名相管仲,复国新生在望。唤醒民心、士心和军心,团结救国,共御外侮,以图恢复,是王导的第一个贡献。

其次,作为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晋元帝司马睿出谋划策,成为东晋开国江东的总设计师。昔日西京将破未亡之时,琅琊王衍以宰辅之尊,为琅琊王氏家族利益计,设下狡兔三窟之策,即王衍在朝主政,弟王澄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任青州刺史。无论中央权益或地方势力,都能加以掌控操纵,以尽最大可能维护琅琊王氏的政治利益。这是王衍那超越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自私之计,最后在胡族铁骑蹂躏下,国家已亡,三窟狡兔岂不一一破灭就烹?琅琊王衍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作为琅琊王氏的年轻人王导,他棋高一着,苦心孤诣地辅助皇族疏宗司马睿,慧眼卓识,谋定后动,又能公私兼顾,不仅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在江南另辟洞天,同时又为琅琊王氏成长为东晋第一簪缨贵族建立了新生之窟。《晋书》本传称:“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元)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王导早已超越了一家一姓的私利,从更高、更大、更远的国家民族利益着眼,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在新生国家的羽翼下,维护并发展了琅琊王氏的家族利益。“王助马,治天下”,比王衍的狡兔三窟之计,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王导获得了东晋开国第一功臣的美称,当之无愧。

第三,王导是位儒、道、释三教兼容而视野开阔的政治家和清谈名士,但他首重魏晋新道家的玄学之旨,推行的是黄老道家的无为之治。他常对手下官吏说:“欲与主簿周旋,无为知人几案间事。”(《雅量》第14则)不要搞特务行动,鬼鬼祟祟,专门刺探人们隐私,令人心神不安。这一施政纲领,适应了东晋初的形势需要。当时晋元帝刚登基不久,在刘隗、刁协等的鼓励下,企图中央集权,大搞“苛碎之政”,下令“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搞得人人自危,一时刑杀风盛,京师街头血流成河。这就影响了新兴国家的和谐安定,大伤百姓之心。为免形势的动荡,王导大力推行无为之治,实是一种有效的纠偏措施,随顺天心民意,放手让百官、百姓自然而为,而以发展经济及恢复相互信任为第一要务,从而为稳定开国江南的大局做出了贡献。

第四,在希望北伐收复中原故国和稳定江南以巩固新生国家两个方面,王导是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他明显感到两者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关系。北伐以恢复中原故国,理想远大,合乎民族大义,但在当时并不现实。当时的南北双方,实力差距很大,无论国土、人口、经济、军事,南方的东晋都是处于劣势,争取割据偏安,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北伐复国之梦呢?开国之初,人心惶惶不定,这时如果举全国之力以北伐,则最大的可能是鸡飞蛋打,国家沦丧,岂有新兴之望?王导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形势有全面而深刻的判断。他虽然不会放弃北伐恢复中原这面正义大旗以资号召民众;但实际上工作重点放在内部的“统一战线”方面,团结士庶,调和南北,以共御外侮。这就为东晋的开国和恢复生机,保存了一定实力和元气。王导对祖逖的北伐,并没有全面支持,这是原因之一。

第五,重视生产,发展经济,克勤克俭,增强国家财政实力。《言语》第102则刘注引《晋阳秋》曰:“苏峻既诛,大事克平之后,都邑残破。温峤议徙都豫章(今江西南昌),以即丰全。朝士及三吴豪杰,谓可迁都会稽(今浙江绍兴)。王导独谓:‘不宜迁都……今虽凋残,宜修劳来旋定之道,镇定群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复乎!’终至康宁,导之策也。”迁都是国之大事,许多高官贵族都想迁到自己领地以便控制,见其私心。但王导坚决反对,刚开国不久,又连遭王敦、苏峻两次攻破京师之难,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怎有力量大举迁都呢?王导以此号召上自皇帝贵要、下至平头百姓在经济上都要克勤克俭,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为了克服国家的财政困难,高官贵族岂可再过奢侈生活?在上的肉食者能与百姓同甘共苦,国家才有希望。至于从政治上考虑,在南北对抗的严峻形势下,守江必防淮,定都建康,前可支援淮上兵家必争之地,退可划江而守,进退自如,示敌不屈以激扬斗志,这才是一种积极的战略布局。如果退守会稽或豫章,自动放弃长江天险,示敌以弱,则将军心不振,民心涣散,形同逃跑,不战而降,离亡国就不远了。而王导坚持以残破的建康为都,历史说明,很快克服了经济困难。史称“导善于因事,虽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晋书·王导传》)。这说明王导还是个理财能手,为东晋复国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六,关怀士人,注意听取不同意见。据《尤悔》第7则记载,晋明帝问王导,前辈祖宗“所以得天下之由”,于是导“乃具叙宣王(按: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按: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王导以辅政大臣身份,当皇帝的面,批判了他的祖宗缺德,胆子真够大的。他明确要求年轻的皇帝反思历史:一是再也不能像他的祖先那样,为了篡国夺权而诛戮异己,像司马懿那样诛杀何晏等正始名士,以致出现了天下名士减半的恶果;像司马昭弑杀皇帝高贵乡公,更是大逆不道;一是要求皇帝要重视人才,爱惜仁爱,臣下有发言说话的权利,要集思广益,而不要党同伐异,这样才能清明朝廷政治。在这里,王导真是明帝的忠臣诤友,具有一定的古代“民主”意识。在这方面,他也严于律己。比如他辟王述为掾,“常集聚,王公每发言,众人竞赞之。述于末坐曰:‘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叹赏”(《赞誉》第62则)。当时太原王氏出身的王述,既年轻又官卑职微,在丞相府的沙龙聚会中,只能“末坐”就位。但他却看不惯众人争相拍上司的马屁,发言惊人,说是王导又不是尧舜圣贤,又岂能是事事都英明正确,一下子把一群马屁精拍了回去,同时也实事求是地点中了王导爱听颂美好话的软肋。王述个性鲜明,非常率真,但王导听了,并没有感到王述在大庭广众中折了自己的威风而大发雷霆,相反,“丞相甚相叹赏”,对一大群马屁精甚为不屑,而唯独欣赏年轻人对自己的批评。你看,王导“民主”意识再度闪现,形象也很可爱。

第七,重视文教建设,在乱世中仍坚持恢复被毁坏了的学校。重视教育,为国家的新生培养人才。对于史官制度,也大力促进,以便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国家的“中兴”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具体可参读《晋书》本传。

不过,王导是人,同样也会犯错误。他有的缺点,甚至是一生灵魂抹不去的污点,让其终生悔恨不已。如《尤悔》第6则记载,王敦第一次兴兵犯阙之时,王导曾率琅琊王氏家族的子侄诣阙请罪:“周侯(顗)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王敦)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王导的“默然”,实际上是一种不言之言,可谓杀人不见血的态度,于此可见其虚伪丑恶的一面。后来明代杨慎就此批评了王导,说:“是借剑于敦而杀顗也。”

另外,为了维护东晋门阀政治的平衡,对于诸多高门的世家望族,多行无为之政,保护其特权,而任其横行乡里,这就容易姑息养奸,也是弊政之一端。

当然,金无足赤,人非完人。王导作为东晋开国名相,应是功大于过,这是无可怀疑的。

三 谢安

唐诗有“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名句,王指琅琊临沂王氏,谢指陈郡阳夏谢氏,诗人以王谢两家族来代表魏晋风流。东晋初的第一簪缨世家,当然是琅琊王氏家族;发展到中后期陈郡谢家迅速上升为华丽家族,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一代名相谢安。

仁心聪慧美少年

《文学》第24则记载道: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人。《德行》第34则刘注引《文字志》:“世有学行,安弘粹通远,温雅融畅。桓彝见其四岁时,称之曰:‘此儿风神秀彻,当继踪王东海。’善行书,累迁太保,录尚书事,赠太傅。”他生时虽未进位丞相,但“录尚书事”,行宰相事任,卒又赠太傅,故称宰相。阮光禄,即阮裕,他是陈留阮家的名士。裕一生潜思好学,尤精玄家“四本”之论及古代名家之学。《白马论》,春秋战国时公孙龙创白马非马之论,重在逻辑思辨。索,寻求。解人,能够思索理解的人。这个故事,讲的是少年谢安如何自觉学习的故事。读书有不同方式,有的是填鸭式,有的是启悟式。谢安小小年纪,但却重在弄通道理所在的启悟式。孔子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之言。殆,险;罔,迷茫,糊涂。不读书不学习,胡思乱想,人生危险,自不必说。但是学而不思,只是一味生搬硬灌地填鸭,这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读书不讲方法,不去追问“为什么”的道理,同样也很危险。读书能“思”,则重悟,一点就通而一通百通,这才是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样学习,才能真正合乎形势需要而成为一代人才。公孙龙的《白马论》,在哲学界、逻辑界很有名,理论思辨精深。“马”的概念外延比具体的“白马”广泛得多,其中可以包括红马、黄马、黑马……这说明“马”与“白马”两个概念所指示的范围大小之别,并以此揭示了事物与概念、个体与一般之间的差异。于此可见,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论,并非纯粹诡辩,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理逻辑命题。今天的大学生来读也感头痛,但昔日的少年谢安,却偏要纠缠阮裕,一直追问“为什么”,直到明白为止。这种学习热情,很不容易。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迎困难而上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什么事办不成呢?从小看八十,少年谢安,必然是前途远大,星光灿烂。他四十岁前,一直隐居东山,实际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长期在家努力读书学习,思考将来有关治国安邦的大略及人生的各种重大学问,为一代名相的出场做必要铺垫。

当年谢安,同时是个很有仁义同情之心的少年。他兄长谢奕作剡令时,在处置一犯法老翁时,不断罚以醇酒,令老人过醉而十分痛苦。这时,少年谢安谏兄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德行》第33则)这一批评令谢奕改容住手,放了老翁。于此可见谢安虽然出身于华丽家族,对普通百姓却具有人道的同情心,这对他后来的治国安邦也是一个积极的准备。

风流清谈论诗文

由于少年时就好学多思,因此他青年时代就有资本热衷玄学清谈,后来出仕后,虽政务之暇,也不忘清谈之好。当时王羲之曾劝诫于他,为《言语》第70则记载:“王右军(羲之)与谢太傅(安)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琊?’”对于知友王羲之对清谈误国的批评,谢安并不接受,秦时任法酷政,当时并无清谈,但却二世而亡,其历史反思,很有说服力。谢安仍然和王导一样,坚持其玄学清谈的爱好。《文学》第55则记载: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支道林(314—366),名遁,东晋名僧,人称支公,或林公。曾注《庄子·逍遥游》,于向秀、郭象义外,别具一家之言。许,许询,字玄度,高阳人。幼有神童之名,是当时玄言诗名家,与孙绰齐名。谢,谢安。王,王濛,其善清言,与刘惔齐名。盛德,有德望盛名之人。彦会,俊彦名士之会。写,泻,抒发。《渔父》,《庄子》中名篇。通,陈述,阐释。难干,难以冒犯。厌心,心满意足。奔诣,抵达高妙境界。故复自,确实是。

故事发生在谢安隐居会稽东山的穆帝永和年间,谢安正当盛年。当时此次王濛家沙龙集会者,无不是一时名家,故称“彦会”。其中支遁,读《庄》体会尤深,“拔理于郭(象)向(秀)之外”,“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文学》第32则)。由他来讲《庄子·渔父》,“叙致精丽”而获一致好评。其他各家,也各有心得体会。众家讲完,谢安则后发制人,他一气讲了一万多言,实际是即兴作了几个小时的报告。其才华锋芒毕现,其潇洒自得之态,又充分展现内心的真实和深刻的理论思考,因此获轰动效应而“四坐莫不厌心”,支遁发出了“君一往奔诣”的叹美,谢安当之无愧。于此可见其玄学造诣及理论思辨修养之深厚。

如果说清谈近于理性思考,那么在形象思维方面,他一样颇富文采风流的艺术修养。他和画家戴逵“论琴书”,经常一起讨论琴棋书画一类的艺术。戴是当时著名画家,戴氏“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其量”,谢安对戴的艺术审美很是佩服。他对画圣顾恺之更是钦佩,说是“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巧艺》第7则)。他也常和王献之一起讨论书法艺术,认为献之艺术不及乃父王羲之,可说是“书圣”的知音,见《品藻》第75则记载。《识鉴》第21则又说“谢公在东山畜伎”。所谓“伎”,并非“妓”,而是指从事音乐歌舞的女艺术家。史称谢安“性好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晋书·谢安传》)。他是个性情中人,感情率真,是以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书帖,艺术也颇有造诣,今传《宋淳化阁帖》收录谢安多通法帖。这一艺术爱好及审美能力,又为他的文学修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世说》中有许多则故事,记载了谢安谈诗赋文章。诸多谢氏家族文学集会,都是由他带领子侄辈完成的。这在后面另谈,此略。他的文学创作也值得一观。如《与支遁书》曰:“人生如寄耳,顷风流得意之事,殆为都尽。终日戚戚,触事惆怅。唯迟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当千载耳。”慨叹人生,呼朋消愁,情绪率真,言简而意永。又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收录了谢安《与王胡之诗》六章、《兰亭诗》三首,亦清新可诵。如《与王胡之诗》第六曰:“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朗日清风,啸歌山林,玄言微旨,以涤心胸,和盘托出了诗人的高洁品格与志向。综上所述,称谢安为风流宰相,名实相符。

芝兰玉树谢家学

陈郡阳夏谢氏家族,在长兄奕、二兄据死后,老三谢安成了家族的带头人。在东晋国家教育欠缺的条件下,士族家学成了教育子女的重要阵地。但谢安的教育理念及方法与常人异,他不取知识填鸭式,而重在言传身教的启悟教育。后来谢家芝兰玉树多生庭下,正与谢氏家学的教育方式有关。如《德行》第36则记载: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谢安):“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谢公夫人埋怨丈夫,说他不关心孩子的教育。但谢安反驳说,我是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教育子女,只是别人囿于传统偏见,不明白这层道理而已。谢安是清谈玄家,所以他取的不是儒家经学的填鸭式教育,而是用玄学家的不言之教来启悟儿女。方法不同,自然收效异趣。谢安的家学教育,的确开辟出成功的新洞天,培养出谢玄、谢道韫这样优秀的杰出人才。《言语》第92则故事记载,谢安在一次家族集会中问子侄们:“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谢家子侄中如封、胡、遏、末,个个上进出色,自有其成功的家学教育原因。谢安的教育,重在启悟,举一反三,追问“为什么”;同时他又强调师德,老师要先充实好自身,才能作榜样来教学生。这一教育方法,至今仍有启发借鉴价值。

为君谈笑静胡沙

谢安的能力是全面的,确实是个优秀的宰相。宰相是文官,但谢安可称是文武兼备,在军事上也有其贡献。当然,谢安并不是战场之上搴旗斩将的一介武夫,而是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略家。详参后面《淝水之战谢家军》一篇,此略。

智斗权奸保国家

东晋司马皇朝,历经三次大危机,第一次是东晋初王敦、苏峻之乱;第二次是中期废立自专、求加九锡以代晋的桓温之乱;第三次是末期桓温之子桓玄篡晋,司马亡国。王敦、苏峻之乱,王导平定;桓温之谋,谢安抑之而未能实现。陈郡阳夏谢安,又为东晋国家延寿数十年,可称功在社稷。《雅量》第29则曰:

恒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设馔,安排饮宴活动。王坦之(330—375),字文度,太原晋阳人,王述子。遽,慌乱。晋祚,指晋朝国统。洛生咏,西晋京洛间书生咏歌声音重浊,东晋士人南下,但仍旧传京洛之音,故仿其吟以自高。谢安因有鼻疾,声增重浊,故善洛生咏。后南方士人掩鼻仿安,不能近似。浩浩洪流,嵇康《兄秀才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第十四)有“浩浩洪流,带我邦畿”之句。旷远,胸怀旷达高远。趣,通“促”,急忙。解兵,撤掉伏兵。判,分辨。

刘注引《晋安帝纪》曰:“简文晏驾,遗诏桓温依诸葛亮、王导故事。温大怒,以为黜其权,谢安、王坦之所建也。”以此兴动诛杀谢、王念头而设馔伏甲。当时桓温止新亭,大陈兵卫,呼两人前。王坦之惊慌失措,倒执手版而汗流沾衣;而谢安则安详镇静而无异于常。前责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有壁间著阿堵辈?”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见刘注引宋文帝《文章志》载。故事发生在简文帝崩的咸安二年(372),太子司马曜即位,史称孝武帝。桓温率兵入京,原指望简文遗诏禅让于他。但谢安、王坦之拖延不许,遗诏桓温只是辅臣之位,不合桓温野心,以此动无名火而欲加诛戮,首当其冲者正是谢安、王坦之。这是一场事关晋室国家命运的严重斗争。王坦之面对死亡而惊恐发汗,能救得性命和国家吗?谢安则反之,在桓温举起屠刀的刹那间,仍然镇静以对,据理力争。在刀光剑影下从容讽洛生咏,表示了至死无悔的决心。古人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经过思想斗争,桓温全面计较利害得失,终于撤了伏兵,放谢、王一条生路,这实是被谢安的凛然正气所震慑,其气短理亏的失败已露先兆。后桓温“讽朝廷加九锡”,这是篡国禅让的奏鸣曲,让谢安与王坦之采取拖字诀加以推挡,适逢桓温老疾加重,直拖到死,“锡命遂寝”(《晋书·谢安传》)。终于化解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桓温死后,谢安位登宰辅,顺理成章。但他为人处事,多从大处着眼,而非小肚鸡肠。在淝水之战前后,他妥善地处理了与谯国桓氏家族的关系。桓温是他的政敌,但他一上台,并未对谯国桓氏家族实施报复。相反,为国家前途计,荆州刺史的重任,他并未用功高贤能的子侄谢玄一辈,以扩大陈郡谢氏家族的利益,而是在桓冲死后,仍然重用桓氏诸人,如桓石民任江州刺史、桓石虔任豫州刺史,任人唯贤,而彼此无怨言。这在一场严重危机之后,重新维护了国家的平衡,又延长了数十年的国祚。

在淝水战胜之后,谢安原想乘胜北伐中原以图恢复,他出镇于外,朝中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政专权,时过境迁,亡国危机已过,谢安成了他执政的障碍,因而嫉恨相加而大加排斥。谢安抑郁,不久身亡,年六十六。他原想功成身退回东山,但北伐未成,赍志以殁。当谢安在朝受排压的困难时刻,是桓伊当孝武帝面,吹笛抚琴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晋书·桓伊传》)时谢安陪坐,越席而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有愧色。救谢安的正是桓氏家族的一代贤者桓伊。于此可见谢安继王导之后,推行平衡士庶及世家大族利益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朝廷不作此想,谢安死后,在司马道子等的嫉恨排斥下,“赠礼有同异之议”,也就是说,朝中文武之臣,多有趋炎附势者,借司马皇室之势,打压谢安来排斥陈郡谢氏家族,以致忠诚国家的谢安,郁抑赍志,忠心事国、拼杀疆场的谢玄,也折于盛壮之年,朝廷之刻薄寡恩如此,以安之智、玄之勇,却折于小人之手。自摧国家栋梁,晋祚也就不长了,悲乎!

注释

[1]《方正》第40则:“王丞相作女伎,施设床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