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唐宋八大家名篇著译-苏辙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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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臣事策四

【题解】

本文选自《栾城应诏集》卷七。文章详细论述了汉、唐至五代时期用人的得失,以此为例引出了北宋军中用人的弊害。北宋王朝建立以来,统治者为了惩戒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以至于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形成了羸弱的军事形势,对此苏辙在文中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认为要想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就必须捐兵与人,要捐兵与人,又必先善择其将,只要用人得当,则必去前人之弊而得前人之利。苏辙的议论文,往往引经据典,纵横上下,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且文笔畅达,富于气势,本文亦如此。

【原文】

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见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从之,则可久而无忧。有浅丈夫,见其生于东也而尽力于东,以忘其西;见其起于外也而锐意[1]于外,以忘其中。是以祸生于无常,而变起于不测,莫能救也。

昔者西汉之祸,当文、景之世[2],天下莫不以为必起于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时,七国之余,日以渐衰,天下坦然,四顾以为无虞[3],而陵夷至于元、成[4],朝廷之强臣,实制[5]其命,而汉以不祀[6]。世祖、显宗既平天下[7],以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东汉之亡,其祸乃起于宦官。由此观之,则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将死也,或病于太劳,或病于饮酒。天下之人见其死于此也,而曰必无劳力与饮酒,则事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启之,是以劳力而能为灾,饮酒而能为病,而天下之人,岂必皆死于此?

昔唐季五代之乱,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隶其将,大者数十万,而小者不下数万,抚循鞠养[8],美衣丰食,同其甘苦,而顺其好恶,甚者养以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当是时,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从,而听其将。而将之所为,虽有大奸不义而无所违拒。故其乱也,奸臣擅命[9],拥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为乱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将劲兵,遍于天下,其所摧残破灭,足以上快天子郁郁之心,而外抗敌国窃发[10]之难。何者?兵安其将而乐于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乱为戒,而不收其功,举天下之兵数百万人,而不立素将[11],将兵者无腹心亲爱之兵,而士卒亦无附著[12]而欲为之效命者,故命将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视其面,夫莫敢仰视,是祸之本也。此其为祸,非有胁从骈起之殃[13],缓则畏而怨之,而有急则无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当今之人,盖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祸也。而臣窃以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14],以为必不可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15]其兵权,而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则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顾其全安,则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摇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劳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之,苟诚知其忠,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昔唐之乱,其为变者,非其所命之将也,而皆其盗贼之人,所不得已而以为将者。故夫将帅岂必尽疑其为奸,要以无畏其择之之劳,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盖天下之患,夫岂必在此也?

【注释】

[1]锐意:意志坚决,勇往直前。[2]文、景:见《唐论》注释[15]。[3]虞:忧虑,忧患。[4]元、成:元,汉元帝刘奭,在位共15年。成:汉成帝刘骜,在位一共25年。元、成二帝期间,外戚王氏专权,至王莽篡汉,建立了新政权,汉世至此中绝。[5]制:控制。[6]祀:通“嗣”,继续、延续。[7]世祖、显宗即平天下:世祖,东汉光武帝刘秀,王莽末期起兵复兴汉室,公元25—57年在位。显宗,东汉明帝刘庄,光武太子,公元58—75年在位。[8]抚循:抚慰,同“拊循”。《汉书·盖宽尧传》:“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临问。”鞠养:抚养,同“鞠育”。《北史·房彦谦传》:“彦谦早孤,不识父,在母兄鞠养。”[9]擅命:擅权,独揽政权。[10]窃发:偷袭,暗中发起的。[11]素将:忠心之将,忠诚之将。素,通“愫”。[12]辞著:同“执著”,坚定不移。[13]非有胁从骈起之殃:胁从,被胁迫诱骗干坏事。骈起,并起,同时发生。[14]“故我太祖、太宗”句:太祖,宋太祖赵匡胤,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为政期间,推行了一些明智的政策,结束了混战割据局面。但为政重文轻武,偏重防内,削去重将的兵权,或异地做官,或遥领他职,对形成宋朝“积贫积弱”局面有所影响。太宗,宋太宗赵匡义,太祖之弟,即位后改名炅,公元976—997年在位。为政期间政治措施与太祖略同。[15]去:削去,除去。

【译文】

天下的灾祸,没有固定发生的地方。只要看见天下的灾祸就避开它,接近那些安全的因素并跟从它,就可以长久没有忧患。有位浅陋的男子,看见灾祸发生在东边就尽力处治东边,而忘记了他的西面;看见灾祸发生在外部就专心一意地尽力于外,而忘记了他的内部,所以灾祸在变化不定中发生,而变故也在不可预料中出现,根本不能救援。

过去,西汉的祸患,在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时,天下人都认为肯定会起源于诸侯国的过于强大。但到了汉武帝时代,七个诸侯国的后代一天天衰落,天下太平无事,纵观天下,认为已没有忧患。但至汉元帝和汉成帝时却又衰败,朝廷的强臣,实际上已控制了他们的命运,从而使汉代中断。东汉光武帝和明帝平定了天下之后,认为天下的祸患全都在于朝廷中的强臣,但东汉的灭亡,其祸变却起源于宦官。由此看来,天下的灾祸哪里就在人们所预防的地方呢?人将死亡,有的是由于过度劳累,有的是由于饮酒所致。天下的人见他们因此而死,就说一定不要过度劳累和饮酒,那么做事不也就太拘泥且受危害吗?那些人的死亡,必定有什么事诱发,所以过度劳累虽会带来灾难,饮酒虽会产生病育,但天下的人,难道必定都会因此而死吗?

过去唐末五代之乱,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天下的军队各自隶属于他们的将领,多的有几十万人,而少的也不下几万人,抚慰安养,美衣丰食,与他们同甘共苦,并顺从他们的好恶,更有甚者收养他们为义子,并把自己的姓氏赐送给他们。因此在那时,军队中的士卒,各自都知道自己的将帅却不知道天子的恩惠,国君有什么命令不服从,却听从自己将帅的指挥。而将帅所做的事,即使非常奸邪不义也不会违抗拒绝。所以他们为乱,往往是奸臣独揽大权,拥有军队而不可扼制。而当他们不作乱时,攻打的地方就必定会投降,守卫的地方就一定牢固。良将强兵,遍于天下,他们所进行的摧残破灭的战斗,在上足以令天子郁郁寡欢之心感到快乐,而在外又足以抵抗敌国偷袭的灾难。为什么呢?士卒安于他们将帅的统治且乐于从命。然而现在的人,就把他们的变乱作为教训,而不吸取他们的成功之处,全天下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却不任命忠诚得力的将领,带兵之人没有心腹亲爱的兵士,而士卒们也无执著地并愿为之效力的将领,所以任命将领的时候,士卒不知道他是何人,都不敢抬头仰望他的脸,不敢仰望,这就是祸患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造成的祸变,没有胁迫并起为乱之灾,缓和时则畏惧并怨恨他们,但到危急时刻却没有不凶残的想法。这两种情况,是用兵的大忌,而现在的人,大概也已知道了,但却不敢改变,是畏惧唐末五代的祸变。但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天下的事,有这样的好处,就必定会有那样的害处,天下没有完全有益的事,这是圣人也对之无可奈何的,而圣人所能做到的,主要在于不穷尽那些好处,好处未尽就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使那些害处还未出现而事情已发生了变化,所以能享有天下的利益却不受它的危害。过去唐末五代的法度,难道不是很有利于天下吗?只是它的好处已尽却不知变化,所以它的害处随之而生,为此我朝太祖、太宗二帝,认为肯定不可能长久,就改变了它们的制度,以便求得一时之安。做将领的削去他的兵权,而做士卒的却使他们不知道将领是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杜绝天下的个人恩惠,并破坏他们的阴谋,二帝的用意是认为足以变革五代时期豪将擅权的习气,而并非认为这就是后代可以长用的策略。所以我认为,根据目前的形势,不变革他们的制度就无法获得成功,况且追求天下的大利,就必定对天下的危险有所触及,想享有大利又要顾及它的完整安宁,那么事情就办不成。且目前的弊病,在于不想有什么震动而白得天下的利益,不想有什么劳苦而就得到天下的安宁。如今想要别人取得成功,就必须先给予他军队,想先给予他军队,就应先从事选择将领的工作,选择将领并获得他们,假如的确知道他们忠诚,即使是把天下给予他们也没忧虑,而何况是几万人的军队呢!过去唐代的叛乱,那些制造叛乱的人,不是朝廷所任命的将领,而都是些为盗为贼的人,是在迫不得已中任用为将领的。所以,对将帅哪能全部都怀疑他们是奸贼呢,主要在于不要惧怕那选择将领时的辛劳,并由此破坏了天下的大利。天下的祸患,哪能必定在这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