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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四库全书》的编修之谜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时期编撰出来的,乾隆三十八年朝廷下令设立“四库(经史子集)全书馆,聘任了著名学者纪昀(任总纂官),翁方钢、陆锡熊、庄存与、邵晋涵(编校史部)、戴震(编校经部)、王念孙等人参与校纂。

这部《全书》历时15年才修撰完成,总计存书(即被官方认定为合格著作正式入库)3457部、79070卷,存目(被认为不合格著作,只留存书名)6766部、93556卷。成书后誊写四部藏于文渊阁(宫中文华殿后)、文源阁(圆明园内)、文津阁(热河承德行宫)、文溯阁(辽宁沈阳),同时又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一部,供后来读书人阅览抄录。

但这样一部朝廷编撰起来的文化巨著,是“德政”的表现还是“劣政”的表现呢?有人把它纳入乾隆皇帝的德政,因为它保存了大量书籍,又因为经过著名学者校订,所以错讹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钦定四库全书”是对汉族文化的残暴摧残,是闭塞人们思想的工具,是与文字狱并行的文化怀柔政策。

清朝康、雍、乾时代文字狱连连发生,甚至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也被视为“反满”,作者遭到捕杀,这些是为后人所熟知的。

大的文字狱就更为可怕,死者被剖棺戮尸,子女、学生被斩,家属发往边疆永世作奴隶,三代中一代比一代厉害,有的还牵连到参校人、买书人、卖书人、刻字人、某些地方官吏,所涉范围之广,举世罕有。

康、雍、乾诸帝甚至觉得一次一次地杀戮严惩,还达不到文化统治的目的,于是又禁书、毁书、编书,借以禁锢人们的思想,编修《四库全书》就是其手段之一。乾隆在自述编修《四库全书》的宗旨时就明确地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

乾隆三十九年,朝廷遍贴晓谕,命令私人所藏“违碍”书籍必须交出,经纪昀等检校后,再由乾隆亲阅,然后存目销毁。

据记载,由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共毁书24次,538种,13862部。

那么,“违碍”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明末人顾炎武、黄宗羲等著的反满抗清思想家的作品,坚持抗清的史可法等人的作品,可怕的是甚至像遭受魏忠贤迫害而死的左光斗、杨涟等人的作品,或讴歌、记载他们事迹的书也都在禁毁之列;第二,记录满人入关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书籍;第三,古书中贬金斥元的篇章和诗句;第四,被认为伤风败俗的书;第五,古书中的夷、狄,虏应改为彝、敌、卤。

在编修过程中,乾隆还亲自介入其中,明列了许多细则和要求,特别是对于君臣名分更是不敢稍有差错。按照这样的编修原则,馆臣们便大肆修改,使一些著作很大程度地违背本来面貌。

《四库全书》“修”了不少典籍,也烧毁禁绝了许多古书,“入库”的远比“存目”的少,至于连目都不存的,更不知有多少了,虽然其历史上有许多的错误,但作为今人,我们却不能因此而不去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