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是记录朝中大臣和皇帝言行的，具有监督至高无上的皇帝谨言慎行的作用，让最高统治者约束自己，善待人民。因此史官也具有很高的地位，不论是朝中大臣还是上至天子，对史官都是尊敬有加；上古的人甚至把史官称为“天官”。
写文章不可能不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判断，司马迁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要做到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首先要掌握翔实、全面、符合历史真相的材料，然后要对材料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这样表达出来的评价和判断，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立场不同，对一个人、一件事的看法也不同，例如天上下了一场大雪，王公贵族就会认为很有趣，可以赏雪，但穷苦的老百姓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甚至没有一间可以避风的茅屋，下雪不是要把他们冻得无处可逃吗？那分析一个人物或一个历史事件，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有些人是从皇权中心出发来评价一切的，只要能让皇上高兴，甚至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对百姓的犯罪说成是伟大功绩。
司马迁认为，史官应有公正之心，要对历史负责，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当帝王的应声虫，而要从历史发展和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作判断。
经过一番思考，他确定了写作史书的心态和方法，心中充满正义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充满了写好这本书的信心。
既然要对历史负责，要站在人民和历史的立场上来写史，要表达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那么，每篇文章都要写得严谨，每个细节都要核实，做到言之有据，不能给那些钻营投机的小人留下任何把柄。
最先知道司马迁写一部大书的人，是好友壶遂和任安。
有一次，他们一块儿到司马迁家来探访，看到了司马迁在伏案写作，房里摆满竹简。仔细一看，看到司马迁把项羽写进本纪，与汉高祖并列进入了帝王的行列。
项羽曾经与汉高祖刘邦分争天下，但最后兵败，无奈自杀。在汉朝皇室的眼中，他是曾经的仇人，或者是一个兵败的懦夫，怎么能与自己至高无上的先帝平起平坐呢？
壶遂当然明白这一点，他沉思了半晌，对司马迁说：“你为项羽写了一篇本纪，这似乎有些不妥吧？”
司马迁却说：“项羽虽未成为帝王，实际上也具有帝王的资格。我这样写，当然也表示出我对他的崇敬之情。”司马迁说着，脑海中浮现出当年游历时听说过的项羽的英勇故事。
“史书可不是这么好写的！”壶遂皱起了眉头，“千年的历史，谁对谁错？‘成者王侯败者寇’。你这样写，牵涉到当朝的政治大事，弄不好会大祸临头的。”
任安也劝他说：“你何必辛辛苦苦做这么一件冒风险的事呢？”
司马迁耐心地向好友讲先父的遗命，讲自己身为太史令的使命，讲自己要仿效孔子写《春秋》的遗风，不要让历史留下空白。
“你想一想，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任安问。
“周朝时期，王道衰废，风气败坏，孔子著《春秋》，以明王道，辨是非，目的是为后人提供借鉴。”司马迁说，“我知道你们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不要为写这部书让那些小人抓小辫。你们的提醒确实是有道理的，当前社会与孔子时代不一样，但写史书不仅仅有述史讽时的作用，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盛世修史也有先例，伏羲（xi）作《易》，《尚书》产生在尧舜之时。想到先父的遗命，想到作为太史令的职责，即使有小人诬陷，招来杀身之祸，我也不敢明哲保身，搁下这件事不做。”
壶遂和任安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不知说什么好。
他们理解司马迁写史书的用意，钦佩他的毅力和才学，又隐隐地为他担忧。
此后，司马迁钻进史料堆里，不辞辛苦，不带成见，做着认真考察、对材料核实求真的工作。写一场战争，如决定项羽命运的垓下之围，他不仅翻阅前人的所有文字记录，查阅地图，而且还回顾自己当年实地考察时看到的地形，力求写得符合历史真实。写到“鸿门宴”时，对项羽、刘邦、范增等每个人的座位都做到准确无误。
这是一件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也是一项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坚定求实精神的事业；司马迁以惊人的毅力和卓越的见识，逐渐进入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境界。
让他更为难的是对当代历史的表述。李广被逼自杀的事件该如何记录？汉武帝好大喜功，连年征战，还热衷于求神问仙，梦想长生不老，这些内容该如何记录？
司马迁记起在听到李广自杀的消息后，曾经和父亲进行过一番谈话，父亲讲过照实记录，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核实事实，留给后人。历史本身确实是会说话的！有了这种从容不迫的心态，他写出了《景帝本纪》，记述汉武帝父亲的事情。
这些文章表现出来的求实精神、科学态度和历史眼光，得到了后代学者的高度评价。班目在《汉书·司马迁传》里说，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从另一个角度高度称赞司马迁的卓越工作。他在《日知录》卷26写道：“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