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文学与救赎文学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区别。可以说《圣经》是救赎文学，却不能说《圣经》是忏悔文学。但忏悔文学却是在《圣经》的基督教意识或者说《圣经》的救赎意识推动下产生的。第一个创造《忏悔录》文体的是公元4世纪的神父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以这部《忏悔录》为开端，忏悔文学已有1 500年的历史。1 000多年的历史中，忏悔文学发展为多种形态，而最基本的是下列四种形态：（1）作家直接作为忏悔主体的身世自叙，可称为忏悔文体的自传；（2）由作品的虚构主人公替代作家承担忏悔主体的小说、诗歌、戏曲等，事实上是作家的灵魂自白；（3）具有忏悔主人公但非自传式的忏悔文学；（4）非忏悔主题也没有忏悔主人公的作品文本中的忏悔情感与罪责意识。更为宽泛的忏悔作品，还应当包括文学之外的绘画、雕塑等。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中说：
西方的形式语言，其实更为丰富——其画像固然属于自然，更且属于历史。自1260年起，由荷兰雕刻家们，雕在圣尼丹斯的皇家墓园的任何一块纪念碑，以及由霍尔拜因（Holbein），或蒂施拜恩（Tischbein），或勒布朗（Le Brun），或戈雅（Goya）所画的任何一幅画像，皆可说是一种充满个人特色的“自传”（antobio graphy），至于“自画像”更是可视为一种历史的“忏悔”（confession）。个人的忏悔，并不一定是直认某一行为，而是心灵深处的“最后审判”之前，展呈该一行动的内在历史。整个北欧诗歌，都是一片坦白而不隐讳的忏悔。勒布朗的画像和贝多芬的音乐，也是如此，他们只是把拉斐尔、加德林、海登所告诫于牧师的忏悔，置入于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语言之中而已。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180—181页。
（一）作家直接作为忏悔主体的身世自叙
第一种形态的忏悔文学，事实上就是自传，也可称为自白文学。自传是广义散文的一种，它不是小说。但是，某些忏悔录又带有小说色彩，甚至被视为小说，例如法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梁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中国的现代作家郁达夫所作的《沉沦》，既是作家个人真实的经历和心灵的告白，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因此，通常都被视为小说。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最着名的自传体的忏悔录，除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之外，就是产生于18世纪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所写的《忏悔录》，这是最典型的忏悔文学。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作为忏悔录的草创者，虽然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但更像宗教的教科书。说它是文学，是因为整部自传，笔端全是浓烈的情感；说它是宗教教科书，是因为它在向上帝痛诉自己的心灵历程中，阐明的是宗教教义和上帝对迷途者的感召力量。
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忏悔录》作为奥古斯丁的代表作之一，表现出若干特点：（1）忏悔与讴歌的结合：作者以自己的心路历程证明“主”（上帝）的无限伟大，因此，忏悔过程也是讴歌赞美的过程；（2）把“主”（上帝）作为绝对的、唯一的参照系，忏悔是在这一参照系的照耀下的自白；（3）把主的意志视为忏悔主体自身的意志，所谓忏悔，便是以主的意志克服自身与改变自身；（4）除忏悔之外，作者还表达自已对重大神学问题和哲学问题（如天主、原罪、时间等）的见解，因此整部忏悔录带有更浓的神学的特点，即着重灵魂的判断与结论，不是灵魂冲突的论辩过程和对话性质（后者系文学特点）。《忏悔录》第八卷第十则说：
我的天主，有人以意志的两面性为借口，主张我们有两个灵魂，一善一恶，同时并存。让这些人和一切信口雌黄、妖言惑众的人，一起在你面前毁灭，这些人赞成这种罪恶的学说真是败类……在我考虑是否就献身于我的主，天主时，我本已有此计划，愿的是我，不愿的也是我，都是我自己。我既不是完全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我和我自己斗争，造成内部的分裂，这分裂的形成，我并不愿意；这并不证明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说明我所受的惩罚。造成这惩罚的不是我自己，而是“盘踞在我身内的罪”，是为了处分我自觉犯下的罪，因为我是亚当的子孙。奥古斯丁：《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3—154页。
奥古斯丁承认人可能有两种意愿的冲突，但只有一个真理，一个灵魂，一个绝对的良心的权威，这就是天主的灵魂与意志。因此，灵魂是统一的，意志是统一的，离开天主统一的绝对的意志，便是“罪”。他的忏悔，便是离开统一意志的自我审判。奥古斯丁是典型的神学上的忏悔。
卢梭的《忏悔录》问世于奥古斯丁《忏悔录》之后，相距1 400年。前者产生于中世纪宗教统治时期，后者产生于18世纪的启蒙时代。一个在做神性呼吁，一个在做人性呼吁，一个追求宗教目的，一个追求人性解放目的，具有根本性区别。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身世与灵魂的自传。它的伟大之处，是不顾一切世俗的目光，勇敢地撕破一切假面具，把自己的灵魂打开给读者看，把自己的经历（从童年到53岁）和人性世界展示给人间去评说。当世界的知识、概念愈堆愈多，包裹人自身的各种面具、面皮和伪装也愈来愈精致的时候，卢梭却一层一层地撕下一切外部包装，把本真的面目描写出来，把自身的人性黑暗面和种种人性弱点毫无保留地显露给所有的看客。这种写作行为和写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伟大品格，文学最需要的是真诚与真实的品格，对读者具有最高尊重的品格。也就是说，这种写作行为本身就具有原创的、破天荒的意义，具有打击虚伪和启蒙人类真诚品格的划时代意义。卢梭在写作此书时，也知道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创举。他在《忏悔录》的开篇中这样声明：
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棵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甚至于我敢自信全世界也找不到一个生来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我不比别人好，至少和他们不一样。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打碎了模子究竟好不好，只有读了我这本书以后才能评定。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
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决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卢梭：《忏悔录》，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卢梭当时已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思想家与天才，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写作自传的时候，不是把自己描述得如何完美，而是勇敢坦率地揭露自己的缺陷。自传一开始，卢梭就说他虽然从小喜欢读书，把家藏的小说全部读完，但并不斯文。他嘴馋，偷吃过水果、糕饼和各种好吃的东西，还会常常撒谎、恶作剧。有一次，因为讨厌邻居老太太克萝特夫人说话“唠叨”，就想捉弄她一下，竟然在老太太去上教堂祷告之际，在她的饭锅里撒了一泡尿。而11岁的时候，他就同时爱上两个女子，特别是一个年岁比他大一倍的22岁的姑娘（华笙小姐），爱得非常痴迷。
从里昂回到日内瓦之后，他给这位姑娘写了许多满纸缠绵的信，这位姑娘感动之下来探望他，还送给他水果和手套，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为结婚筹办嫁妆才顺路来找他的；为此，他咒骂这位姑娘是个“变节的女人”，还想用“最恶毒的方法惩罚她”。16岁的时候，经一个牧师介绍，他依附到华伦夫人的家里，这位美丽而高贵的女子，影响他的一生，一半是他的教母，一半是他的情人，关系十分暧昧。卢梭一生也追求过其他女子，但只有华伦夫人是他感情的真正归宿。卢梭的这部自传包含着他从出生一直到53岁的全部生活历程，其身世、思想、情感、灵魂全部熔铸其中。忏悔固然是基督教的精神传统，但是，历来的忏悔活动都是个人在教堂的密室里私自向神父诉说，或者独自向上帝诉说，除了神父和上帝，忏悔者的心事即忏悔内容并没有第三者知晓，也就是说，忏悔带有极大的隐私性质。
但是，卢梭的《忏悔录》却把隐私公开化与公众化，他用文学语言这种最公众化也是最恒久的诉说形式把自己的身世与灵魂和盘托出，一切都展示于阳光之下和人类的眼底，这种写作行为本身，便是向虚伪的宣战，体现的正是文学最高的伦理道德责任——真诚与真实。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而《忏悔录》的文本，又揭示一种真理，即“人不完美”、“人性有弱点”的真理。不管一个人获得多高的成就，受到世人何等尊崇，他也一定是不完美和有弱点的。卢梭是一个启蒙家，一个有成就的人，但他坦率地告诉人们：我也是不干净的，我也常常被欲望所支配而做出各种可笑的丑事。卢梭不顾丢失“体面”的危险，用自己的人生的历程来正视这一真理，恰恰为人类社会确立了一个认识人的前提：人是有弱点的，而且这些弱点的存在是合理的。这样就给人成为人带来可能，也带来宽容。如果相反，确立的是人应当是圣人，即人应当完美的前提，便消灭了人成为人的可能性。在文艺复兴时代把人的优点推向极致之后，卢梭的《忏悔录》则反映了启蒙时代对人的更清醒的理性认识。这种对人的认识的深化，不是束缚人，而是解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