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卢梭的《忏悔录》，可以看到人类在精神上已获得很大的解放。和奥古斯丁相比，卢梭《忏悔录》表现出下列几个不同特点：（1）忏悔时没有神的参照系，上帝权威不在身旁；（2）个人全部身世不是神性的见证，而是人性的见证；（3）忏悔不是裁决，而是展示过程。最后这点，正是忏悔文学的特征。
卢梭的《忏悔录》产生于18世纪。这之后产生的忏悔录，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产生于19世纪的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忏悔录》（A Confession）。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与奥古斯丁、卢梭的《忏悔录》其共同点，是作家现实主体的身份与忏悔主体的身份重叠，也就是自传。不过，基本上是灵魂的自传。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篇幅并不太长，但其忏悔的深度与力度却是空前的。忏悔录大体上是两个部分：近50岁之前对自身是一般否定；50岁之后则是彻底否定。《忏悔录》前半部属于一般否定，但也对自己毫不留情，其率真大大超过卢梭。我们摘录他的部份忏悔内容：
（1）青年时代的10年生活史（26岁之前）：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我这样过了十年。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藏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2）26岁于战争结束之后的6年进入作家艺术家圈子：
我26岁于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
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由于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和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3）出国、结婚、办学、继续创作的15年：
有一年光景我从事调停人的工作，办学校，出版杂志，尤因漫无头绪而疲劳不堪。我为调停中的争执而苦恼，我的办学事业方向不明，我讨厌自己在杂志上的影响，这种影响无非是老一套——想教育大家并掩盖自己不知道该教什么，结果我在精神上病得比肉体上更严重，于是抛弃了一切，跑到巴什基尔人的草原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喝马奶，过着动物一般的生活。从那里回来以后，我结了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新环境已经使我完全撇下了对生命的总目的的任何探索。在这段时间，我的全部生活都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数据方面。对完善的追求早已被对一般的完善和对进步的追求所代替，而现在又赤裸裸地被追求我家庭的最大幸福所代替了。就这样又过了15年。
尽管在这15年间，我认为创作毫无意义，我还是继续创作。我已经尝试到了创作的甜头，尝到了花微不足道的劳动而换取大量稿酬和赞赏的甜头，于是我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抹杀内心存在的关于自己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目的的任何问题的手段。
《忏悔录》后半部属于彻底否定：承认自己在临近50岁之时“身上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对生命的大怀疑和对人生的大迷惘：
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刘宁编：《托尔斯泰散文》，下册，收入《忏悔录》，由冯增义根据莫斯科版《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译出。以上所引六小段见《托尔斯泰散文》第7、8、9、12、13、1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的第十节《忏悔录与宗教狂乱》中，曾把托尔斯泰《忏悔录》中这部分最重要的内容做了概要性传达，而且特别声明转述中保留了托尔斯泰的语气：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面前，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量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
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柜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见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傅雷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3—74页。
《忏悔录》写于1879年，原名“我是谁”，藏了三年之后，于1882年修订命名为《忏悔录》。这三年正是托尔斯泰的思想激荡的岁月，常被评论家称为“精神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他更关注底层社会，真切地看到俄罗斯大都市贫民的生活惨状。这些惨状异常强烈地刺激着他的良心，甚至把他推入悲痛的绝望之中。“人们不能这样过活！”“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他在给朋友讲述社会底层的凄惨故事时，常常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托尔斯泰号哭着说“人们不能这样生活”，一面是底层的奴隶生活（他完全无法承受这种生活在他眼前出现）；一面则是指他自己的生活，上层的地主生活。他认定底层的悲惨与堕落，他应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