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仁慈之心与奴隶们的身体一样受到无尽的折磨，因此，在叫喊奴隶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他在《忏悔录》中也叫喊自己不能这样活下去。在巨大的良心痛苦压力下，他否定自己的过去，“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原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他自责、自审到几乎走向自虐与自残，甚至差些自杀（“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柜之间自缢”）。这些年月，思想上新的裂变的确使他痛苦到几乎发疯，然而，在这种大迷惘的状态中，读者却可感受到托尔斯泰的大慈悲心与大同情心，而且还能感受到他极端的情感状态中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我正是制造奴隶惨状的共谋。罗曼·罗兰有一段评述托尔斯泰此时心灵状态的文字写得很好。他说：
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也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的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见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傅雷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86页。
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正是作者意识到自己进入魔鬼特权阶层的共犯结构，参与了制造底层奴隶苦难的罪恶，有意无意地成为“牺牲千万生灵”的共谋。这正是最深刻的忏悔意识。与卢梭的《忏悔录》相比，这种忏悔意识更加真诚、更加动人。卢梭的《忏悔录》虽然坦率，但还有一种功利性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给世人看卢梭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要让世人来到他的《忏悔录》宝座之前心有所愧，不敢对他说“我比这个人好”。卢梭：《忏悔录》，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而托尔斯泰完全抛掉这种自我安慰的心态，他只从内心的最深处听到悲惨的呼唤，这种呼唤唤醒他的良心，把他从迷失于大森林的歧路中拉回到道德审判台上，然后进行不留情的自我审判。他一生都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也无须别人说自己好，外在的评判与裁决都是多余的，唯有自己确认自己乃是参与共谋的犯人并衷心地赎罪才是最重要的。托尔斯泰这种最真诚、最深刻的忏悔意识，在他后来所写的忏悔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极为动人。
（二）由作品主人公替代作家承担忏悔主体的灵魂告白 (1)
与上述第一类型的直接忏悔的自传不同，忏悔文学的另一种形态是诉诸作品中形象主体而完成的灵魂自白，或者说，是作家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这一形象中介和人格化身，表达忏悔意识与忏悔情感。以托尔斯泰为例，他的《忏悔录》是他的灵魂的直接告白，而小说《复活》也是忏悔录，但作者的形象已经隐去，出现在作品中的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小说主人公聂赫留道夫。
换句话说，是作为形象主体的聂赫留道夫取代作为现实主体的托尔斯泰承担忏悔使命，而聂赫留道夫又恰恰是托尔斯泰的人格化身，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复活》视为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但不是直接形式的忏悔录，而是间接形式的忏悔录。与《复活》的形态相似的忏悔文学作品，还有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心》和乔伊斯（James Joyce）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等；中国的《红楼梦》也是属于这一形态的伟大忏悔录。这一形态的忏悔录与第一种形态的忏悔相比，其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是作家的人格化身和“忏悔代表”，但主人公（形象主体）与作者（现实主体）的身世，尤其是身世的细部与情感的细部并非完全叠合。这一形态的忏悔录不是散文，而是小说，它带有虚构成分，因此其忏悔形象和忏悔内容更加艺术化与典型化，也带有更高更普遍的文学品格。
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他晚年灵魂的象征。从1889年至1899年，托尔斯泰经历了严重的内心冲突之后，世界观已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与贵族阶层彻底决裂而完全站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而在精神上，他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与抵达天国的托尔斯泰主义已经成熟。这个人生阶段，在托尔斯泰自己看来，正是他作为“精神的人”压倒“动物的人”的精神复活的最重要时期。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历程正是托尔斯泰的精神历程。《复活》主人公正是托尔斯泰的“灵魂意象”或者说是托尔斯泰的第二灵魂自我。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历程大体上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的大学生活，当时他年轻、单纯、富有理想，身上生长着正义感与同情心，信奉斯宾塞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理论，把继承父亲的土地分送给农民。在一个暑假里，他暂时寄居在姑妈家，悄悄地爱上姑妈的养女兼女佣的玛丝洛娃，恋情也是单纯的，待到秋风乍起，他就准时回到学校。
第二阶段是几年之后，他在军队中已经当上小军官，偶然又经过姑妈家。这时的玛丝洛娃风华正茂，非常美丽。聂赫留道夫对她产生欲念邪念。一天深夜，他的“动物性”压倒“精神性”，在玛丝洛娃的拒绝下仍然在她身上得到肉欲的满足，之后送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之后又随军出发，把玛丝洛娃丢到脑后。他不知道，这一夜整个改变这个可怜女子的命运：她怀了孕，不得不走出家门。出门后无路可走，为生活所迫，只好走上卖身的妓女生涯。这个阶段是聂赫留道夫堕落并种下罪恶。第三阶段是聂赫留道夫发现罪恶而忏悔和努力救赎的精神复活阶段。在那个狂乱之夜后十年，一个偶然的时间与场合，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与玛丝洛娃相逢，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是法庭的陪审员之一，而站在他面前的犯人正是玛丝洛娃。在妓女生涯中，她因涉嫌谋害狎客而入狱。
刚刚见到玛丝洛娃，他非常惊讶，仿佛似曾相识，再看仔细，终于发现站在面前的正是十年前被他推入深渊的那个年轻美丽的女子。追忆往事，他整个身心打颤，痛苦到极点。他意识到，自己正是这一罪案的真正犯人。于是，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谴责，并从灵魂深处正视自己的罪恶，真诚地忏悔。他决心为玛丝洛娃承担全部道德责任，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玛丝洛娃救出牢狱，并向玛丝洛娃求婚，以补偿自己过去的罪债。他亲自到牢房中向玛丝洛娃说出自己的名字，承认自己的罪责，表明自己赎罪和求婚的心迹。但玛丝洛娃拒绝并痛骂他。之后，玛丝洛娃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此时，聂赫留道夫又跟着囚犯的队伍长途艰苦跋涉到遥远的流放地。他默默赎罪，玛丝洛娃逐步发觉。在流放期间，聂赫留道夫所做的一切以及这一切的真实情感，终于感动了玛丝洛娃，她明白他为她真诚地忏悔并真诚地爱她，但是她仍然不愿意和聂赫留道夫结婚，而和囚犯茜希松结婚，她要保护这个爱她的聂赫留道夫的名誉。聂赫留道夫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而从此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以求灵魂的进一步升华。
在聂赫留道夫精神复活的过程中，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玛丝洛娃恰恰是引导他走向新生的女神。当他被欲望控制的时候，是她告诉他不要这样；当他良心迷失之后，又是她以自己的苦难重新唤醒他的良知；当他向她求婚之后，又是她保护他的名誉并推动他献身于社会。在贵族阶层的偏见中，妓女是卑污的，而《复活》却告诉读者：妓女原先是纯洁无瑕的。她们后来落入卑污的境地，完全是貌似高贵的贵族阶层和整个龌龊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犯罪的是高居上层社会的阶级。在法庭之中，聂赫留道夫站在审判者的位置，玛丝洛娃在被审判的位置，而托尔斯泰却通过自己的故事表明：在俄国社会大法庭中，这两个主角所代表的角色应当互换：真正的罪人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审判者。
《复活》是托尔斯泰借聂赫留道夫这一形象所展示的灵魂自传。自传中蕴涵着托尔斯泰《忏悔录》所要表达的承担人间罪责的全部良知内容与道德深度。这是一部伟大灵魂苏醒与再生的史诗，也是最完整的人类良知结构的象征。它既包含良知的内在性内容——自我忏悔，又包含着良知的外在性内容——自我牺牲——爱的内容。当聂赫留道夫发现自己的罪恶时，他从内心深处渴望偿还罪恶的债务，绝对真诚地以整个灵魂与整个身体来祈求救赎。他什么都想交出去，从地位、名誉、财产到身体。只要玛丝洛娃有什么的要求，他绝对不说一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