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即中华民族的文学。中华民族，是汉民族和蒙、回、藏、壮、维等55个少数民族的集合体。中国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一支古老的民族，中国是具有悠久的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有大约5 000年的文明史。有文字的历史至少要从商代算起，那时距今也有3 500年。中国文学，以自己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独立的价值，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异轨同奔。
中国的文学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超支配作用的思想和文化传统，有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学也有各自发生、繁衍、发展的历史，也有各自的价值和成就，它们之间也相互渗透和交融。中国的丰富的民间文学，不仅是文学发展中内容和形式变革的经常的动力，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十分璀璨的明珠。
由于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文学的补充，中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中国文学很早就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学开始了沟通和交流，接受了大量外域的影响，也施巨大的影响于外域。因此，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整体中的一个非常灿烂的组成部分。
（一） (1)
与其他古老民族一样，中国文学在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以汉民族文学而言，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诗人屈原的诗作《离骚》、《天问》、《九歌》及有关典籍中，就能发现，中国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神话和传说。像“大禹治水”、“后羿射日”之类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可惜这些丰富的神话传说没有在上古时代得到整理，大量地散失了。但是，在各少数民族中，却保存和继承了不少神话、英雄叙事诗（又称英雄史诗）、古代歌谣等，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部史诗，就可列入世界着名的英雄史诗之林。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得到最为充分发展的体裁。《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早的诗篇产生于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叶（约公元前6世纪）。四言为主的句式和重叠反复的章法，是那一时代诗体的主要特色。紧接着，在南方的楚地又兴起一种新的诗体——楚辞。楚辞是在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并以伟大的诗人屈原为其光辉代表。自古以来“风”“骚”并称。这就是说，《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个典范；以创作方法而言，“国风”和《离骚》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传统。
随着楚辞逐渐向接近于散文的赋体演变，另一种诗体——乐府，带着民间文学刚健清新的风格步入了汉魏六朝（公元前200—公元581）诗坛。乐府民歌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班固：《汉书·艺文志》。，强烈的现实感，成为它们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在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产生了像《陌上桑》（《艳歌罗敷行》）、《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中的瑰宝，给“诗歌大国”增添了异彩。在乐府诗的发展过程中，五言、七言的句式日渐引人注目。到了汉末佚名诗人作的《古诗十九首》出现，证明五言诗艺术已经基本成熟了。到齐梁时期，中国古代着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已经确认“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产生稍后于五言诗，它的广泛流行，大约在晋宋之际。
经过了齐梁间以沈约为代表的“永明体”诗歌在声律方面的充分准备，到唐代诗歌进入了全盛的时期。唐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
中国的诗歌同音乐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二者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以乐从诗”到“采诗入乐”到“倚声填词”三个阶段。“倚声填词”是诗与乐各自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进行的一种更为高级形态的结合。后来的词和散曲都是沿着“倚声填词”的途径发展起来的。词，曾被称为“曲子”和“曲子词”，它是唐宋时代产生的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其主要特点是抒情性与音乐性。词起于民间，初唐、盛唐时开始出现少量的文人创作，中晚唐渐趋定型，五代后进一步发展兴盛，并出现第一部词集《花间集》。至北宋，词成为一种普遍受到喜爱的文学样式，加上都市经济和艺术的发展，词的题材进一步扩大，乐调进一步丰富，宋词内容和形式都已成熟，并达到了可以和唐诗并列的中国文学的另一高峰，出现了一批大诗人，如柳永、苏东坡、周邦彦、辛弃疾等。
南宋后期，词在文人手中逐渐变成一种于字句间求工的韵文的一体，变得过于雅化，凝固化。同时，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随着他们踏进中原地区，带来了“壮伟狠戾” 徐渭：《南词叙录》。的粗犷的格调，引起了人们的新的兴趣。在这种“胡乐”的基础上，结合北方民间的“俚曲”，配入通俗化的语言，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散曲。散曲和传统诗歌的显着区别，就是它大量地吸收民间的方言俚语。散曲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通俗文学色彩，大量的散曲作品还具有以往诗歌中所少见的诙谐和幽默，这给诗坛输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散曲在元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跃居这一时代诗歌盟主的地位，并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兴盛的体裁之一。宋词、元曲在文坛上居于主导地位之后，传统的诗歌仍然有大量作品出现，宋、元、明、清的诗，其数量十分巨大并有自身的特色和成就，但其总的成就都没有超过唐代。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与诗词并列为文学正宗的，还有另一重要文体，即散文。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中有几种不同的概念：（1）“散文”相对于“韵文”讲，是广义的，泛指一切无韵的文字。（2）“散文”相对“骈文”讲，也是广义的，即指那些单行散句，不拘外形工整的散体文，即唐宋以后所称的“古文”。（3）现代的“散文”概念则更为狭小，它是与诗歌、小说、剧本相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包括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样式。为了区别于古代的“散文”概念，也称文学散文。（4）单指记叙、抒情散文，这类散文有时又称“纯文学散文”。因为中国作家讲究文采，即使是章表书奏、碑铭箴序之类应用文字，也不苟且为之，而是精心结撰，充盈着浓厚的文学色彩，所以要概括中国散文的发展线索，以采用广义的散文概念为宜，同时又要把握住文学性这一关键。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是《尚书》。它是中国上古历史档案和部分追求古代事迹着作的汇编，其中所收集的大都是一些誓词、官府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据说原有百篇，年代“上断于尧，下讫于秦”（《汉书·艺文志》）。《尚书》的文字大都佶屈聱牙，不过已初具文学特质，并略能叙事，也运用了一些简单的修辞手段。
战国时代（公元前481—前221），七雄争霸，士人们纷纷着书立说，献计献策，谋猷筹划，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散文也在这种时代气氛中迅速地成长起来。首先得到较大发展的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代表，诸子散文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不过，由于儒、道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大流派，所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最大的。这时期的散文基本特点是：（1）感情激越，富有哲理，论辩性强；（2）文章宏丽，辞藻华美；（3）多用寓言和比喻。到这时，散文的基本形式已经确定，散文史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汉代继承了战国时代的散文传统，但更讲究文采，而且偶句增多，有辞赋化倾向。在进入这个小高潮的同时，也暗伏着骈文的生机和散文的危机。然而，正是在汉代，产生了司马迁的《史记》，这部巨着达到了史传文学的高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规模宏大而又结构精严，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刻画性格、抒情议论，都获得极大的成功。因而《史记》不仅被目为史书的杰作，而且其中大量的传记文字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
（一） (2)
骈文兴盛之后，散文之道式微。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大力提倡“古文”，反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过于矫饰、渐趋空洞的骈文，散文才重新恢复它的生机与地位。唐宋散文（古文）基本上直承秦汉的传统，但在杂记文、书信、序文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游记散文，更显得清新隽逸、生动活泼，起点就是很高的。后世的纯文学散文一直沿着这条轨道前进。明清的小品文是纯文学散文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时期的小品文吸收了唐代以来游记散文的精髓，又融入了魏晋南北朝笔记文的谐趣和隽永，具有十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中国文学中还有两种介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样式：赋与骈文。赋导源于楚辞体，流行于两汉。它有诗的韵脚，尚铺张扬厉。骈文则兴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求句式的整齐，强调对仗的工稳乃至音律的和谐，但不要求押韵。这两种文学形式总的成就不高，或流于芜累庞杂，或流于拘限声病，削足适履，但也不无杰作。
现代的伟大文学家鲁迅曾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