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文学十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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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序二:我的文学观 (2)

什么是文学?很难定义。正如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美”、什么是“人”,很难定义。但自己是文学理论研究者,又不能不定义。于是,我说,文学是诉诸语言的自由情感的审美存在形式。这一定义强调文学的情感性而不是形象性。散文之所以成为文学,并非形象性而是情感性。一切文学类型均以情感力量打动读者。这一定义又强调文学比任何理性领域更为广阔和灵活的自由性,它可以把自己的发现与发明推向极端。文学情感不是现实情感,而是处于无限时空中的自由情感,这种情感转化为审美形式,便是文学。因此,文学离不开三项基本要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心灵是第一要素,一切好作品都必须切入心灵。《封神演义》虽有想象力,但未切入心灵,所以不是好文学。

文学批评离不开两大标准:精神内涵与审美形式。精神内涵包括思想内容、情感内容、心理内涵、知觉内容、社会历史内涵等等,杰出的作品必定具有精神内涵的深度、广度与高度。把精神内涵狭窄化为政治内涵,把精神内涵的尺度狭窄化为政治尺度,以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是20世纪我国文学历程中的一大精神教训。文学事业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功利的事业,但它具有广义的功利内涵。换句话说,文学不追求具体的、短暂的功利,但天然地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延续、提升的“功利”,这便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是王国维所说的“无用之用”。还需特别强调的是,文学虽涉及功利,但它不追求功利,只审视功利,即审视人类功利活动在何处迷失,它构成怎样的人性困境与生存困境。关于这一思想,我和林岗在《罪与文学》中曾作如下表述:

ⅩⅦ

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100页。

ⅩⅧ

我一再说,文学是心灵的事业,不是头脑的事业。这不是说,文学创作不必动脑筋,而是说,文学艺术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同,它不是像科学那种靠逻辑靠推理去抵达自己的目标,而是靠想象、靠直觉、靠感悟去抵达目标。文学之法,乃是“无法之法”,即“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天马行空而不失为艺术。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一命题强调文学的特征在于情趣,而不在于理念,是对诗的准确界说。但它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文学完全与思想(包括与对世界人生的理解)无关。其实经典文学作品中总有大思想也总有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深刻认知,但这些思想与认知又总是像盐或糖化入水中,无痕而有意味。它不诉诸概念,而是诉诸形象、意象和情感。西方的大文学家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都是思想家,只是他们的思想全是心灵化、情感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化作生命血液的思想,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种逻辑化、体系化的思想不同。我国最伟大的文学经典极品《红楼梦》,也是一部伟大的“心学”,但它不是王阳明那种诉诸概念的心学,而是情感化、意象化了的心学:它与王阳明一样,具有巨大的心学思想深度。

文学不仅展示现实时空,而且展示无限的自由时空。换言之,文学既是生活在“时代性”的维度上,更是生活在“时间性”(超时代)的维度上。因此,它既可以呈现为历史、政治的《桃花扇》境界,又可以更高也更精彩地呈现为哲学、宇宙的《红楼梦》境界(王国维语)。弗洛伊德把文学界定为“梦”,带有很大的真理性。这之前,曹雪芹早已把文学视为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史湘云、薛宝钗、妙玉、晴雯、鸳鸯、芳官等,个个都是如诗如画如同女神的诗意生命,可惜只是“梦中人”。她们的诗词都出自曹雪芹之笔,那些“闺阁女子”并非真的会写《葬花吟》的诗人。贾府里的那个大观园,恐怕也只是曹雪芹的“梦中园”(理想国)。

这个国度“一国两治”(一府两治),有充分的写作自由,结社自由,诗人们有诗的竞赛而无人的嫉妒和争名夺利等世俗机能。大观园寓意极深,它暗示文学发生的最初原因和文学存在的理由:写作只是生命快乐与心灵诉说的需求,并非“经国之大业”(曹丕语),更不是谋求功名、财富、权力的器具。大观园诗人合众国里,林黛玉最为杰出,她所以能成为首席诗人,是因为她最孤独,最纯粹,对于心灵的苦痛体验最深。作家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经历、感觉、表述能力。主观之诗人经历浅些,但也不能凭空而“诗”。大观园里的作品,均见证了人性和见证了人的生存环境,甚至也见证了历史,其诗情有伤感,有欢乐,有怨恨,有讽喻,但没有一家以批判社会和干预生活为自己的创作出发点,其批判意味全化入诗情中。

ⅩⅨ

鲁迅是20世纪最热烈地拥抱社会是非的作家,但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者只高度评价《红楼梦》,而对晚清的谴责小说却评价不高。他认为谴责小说最根本的弱点是“溢美”和“溢恶”。鲁迅评说得极有见地。曹雪芹出身贵族豪门,肯定熟知当时的宫廷内幕和上层政治斗争状况,但他没有把《红楼梦》写成社会批判小说和政治通俗小说,而是写成一部“人书”(聂绀弩语),一部呈现人性和人的生存环境的书。文学以人性为基调,自然就穿越时代之维而进入时间之维。曹雪芹家道中落,内心充满孤独,一定也有许多不平不满,但他如果因此而用自己的作品去“干预生活”,在文本中注入“倾向性”,那就没有伟大的《红楼梦》。曹雪芹有关怀,有大慈悲心,但这些关怀不是创作出发点,而是作品派生出来的结果。

受曹雪芹的启迪,我又重温萨特存在主义的着名命题(尽管我不喜欢萨特本人的某些政治行为方式),即“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我借用这一命题对文学做出如下解释:文学首先应当为文学而文学(存在),为艺术而艺术,然后再考虑文学艺术可能派生的意味。我做此解释当然具有历史针对性。20世纪我国的左翼作家和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家们,往往采取相反的命题(“本质先于存在”),即先有一个大意义的动机,如为革命而写作,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而写作。然而,先验动机却带来主题先行和普通的概念化失败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近30年来,我的所言所论,都在呼唤“还我本来”,即文学应返回文学的初衷,返回文学最初的基本立足点和文学最初存在的理由。这一理由,不是政治理由,不是道德理由,不是功利理由,而是心灵理由,情感理由,审美理由,生命需求理由,见证人性和生存环境的理由。

ⅩⅩ

明年农历九月七日,我就年满70岁了。回想人生,觉得可引为庆幸的是自己总是生活在文学中。生活在文学中,意味着生活在真实的人性中,又意味着生活在梦中。梦中有审美理想,有对美的信仰。从事文学,使我在“现实主体”中又多了一个“艺术主体”。现实没有自由,但梦中有自由。所谓幸福,乃是瞬间对自由的体验。千万年来,人类布满浩劫灾难而神经不会断裂,人类中的生命个体充满艰辛困苦而不想自杀(依然热爱生活)便是因为人生中拥有瞬间的自由体验。作为读者观界是如此,作为作家诗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主张应把“现实工作”与“艺术主体”加以区别。

25年前我提出“文学主体性”命题,其中的意思正是说:作家的现实主体身份可能是革命者与共产党员,当然要讲政治性、革命性与党性,而作为艺术主体,他则悬搁现实的党派性而讲个性和超越性。能够超越党派性,文学才具有普世价值。主体性是西方的哲学概念,它与客体性对立。近几年我受大乘佛学与禅宗的影响,更喜欢讲自性,自性因缘而生,更具流动性。文学必须从一切他性(包括政治性、市场性、功利性、社会批判性等)中解脱出来,才有自由。为了守持文学的自性,我正在努力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让自己沉浸于其中。对于这一行为,我称之为“重构象牙之塔”。在美国的落基山下,在象牙之塔之中,我已“面壁”多年。我相信,唯有跳出“政治”、“市场”等格局,充当“局外人”、“异乡人”、“槛外人”,唯有进入面壁的沉浸状态,才能进入深邃的精神深渊。唯有在那里,我才能与曹雪芹等伟大灵魂相逢。

刘再复

Ⅹ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