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校的地震防御能力建设，认识其在保证学校安全中的重要性，制定和确立学校在地震预警和应急处理上的方式方法，是保证地震中的学校安全的前提条件。
§§§第一节地震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在众多的自然灾害中，特别是在造成人员伤亡方面，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的一半以上。地震预防工作关乎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另外，地震预防水平本身也是在探索中会不断得到更新和提高的，做好地震预防是一项对自己和子孙负责的举措。
一、人类还难以准确预测地震地震灾害堪称群灾之首，然而人类到目前为止还难以准确预测地震，尤其是地震的短临预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地震预测的困难主要是由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大地震的“小概率”性、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决定的。
地球内部具有“不可入性”，人类还不能深入到处在高温高压状态的地球内部设置台站、安装观测仪器对震源直接进行观测。地震学家只能在地球表面和距离地球表面很浅的地球内部，用相当稀疏、很不均匀的观测台网进行观测，利用由此获取的很不完整、很不充足、有时甚至还是很不精确的资料来反推地球内部的情况。
大地震的“小概率”性，大地震是一种稀少的“非频发”事件，大地震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发生的时间间隔比人的寿命、比有现代仪器观测以来的时间长得多。对地震预测的经验规律的总结概括以及理论的建立验证由于大地震是一种稀少的“小概率”事件而受到限制。
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地震前兆出现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可能与地震震源区地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地震过程的高度非线性、复杂性密切相关。
但即便在地震研究发达的美国，至今科学家也只能根据历史数据制作的数学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到数百年间一定强度地震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科学家们承认，他们对地震发生的机理认识还有限，不能提供准确的预报。所以，位于旧金山的美国地质勘探局北加州地震研究中心有句口号，就是：“每天都是地震期。”
日本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教授、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成员阿部胜征也认为预知地震有困难，人所能做到的只是预测地震发生的可能性。他认为，“预知”可分为事先预知和事后预知，事后预知是指在地震发生后，人们会发现，在地震之前实际上已有很多异常现象。这一点比较容易，现在人们已经知道阪神大地震前异常现象有1 500种以上。但最重要的是事先预知，即准确指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将发生多大规模的地震，这在目前人们还很难做到，人所能做到的是预测发生地震的可能性。
地震难以预测，但给人类带来的损害却可以控制。以美国旧金山为例，百年前，这座城市还不知道如何让房屋抗震，如何震后自救。如今，美国旧金山、洛杉矶和圣迭戈等地震带城市，所有建筑物的修建都遵照了特殊的抗震规范。漫步在这些以发达著称的城市中，人们不难发现，大多数民居和普通商业建筑都是四层以下、用轻薄木料建造的低层建筑。而作为现代城市象征的高层建筑，一般都集中在金融区，也都遵照抗震规范建造。万一地震发生，如何尽量减少公众伤亡、及时疏散、分配饮水和食物、扑灭火灾、维持秩序？在这一领域，科学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研究人员就借助超级计算机模拟手段设计和优化了救灾方案。按照他们的预计，在旧金山这样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旦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地震，可以将遇难者人数控制在2 000人左右。
我国也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既然准确预测地震还难以实现，那么更加应该注意做好地震的预防工作。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在学校里接受教育的学生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做好防震工作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地震危险。
二、防震工作关乎生命安全学校里学生集中上课，人员密集度高，一旦发生破坏性地震，就可能会危及学生的生命安全。因此，学校里应该做好保护学生生命安全的防震措施，这包括多方面的含义。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包括学校建筑安全在内的一切影响学生在地震中安全的因素都应该考虑进来；从狭义的角度上讲，保护学生生命安全的防震措施也要包括地震知识的学习、地震自救互救的能力培养和地震紧急物资准备等各个方面。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上的防震工作，必须贯穿于其中的一条是个人首先应该培养防震的意识。
个人防震意识实际上是第一位重要的防震工作突破点，即使是在日本这样的地震多发、地震安全教育普及程度很高的国家，个人防震意识依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日本很多大楼内都有避难引导图。
一旦发生灾害，应该沿什么路线出去，实在出不去躲在什么地方等待救援，灭火器在什么位置，自己现在处于什么位置，根据引导图都能一清二楚。然而，日本警视厅警备心理研究会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尽管有76.7％的地下街管理事务所采取了防震措施，标明了避难路线，但相关店铺有582％的人不知道地震导引图的存在或对地震导引图的导引路线不明白。
学生要树立起个人的防震意识来，不仅仅是要求对于地震导引图之类的内容能够读懂，而是有一种地震的危机意识，而不能在地震发生以后才着急寻找逃生出路，最好是在自己的心中有一份震时避难导引图。在日本东京都的23个区都有自己的防灾计划，一旦出现地震灾害，在什么地方避难，什么地方有水源，走在哪条街上应注意上面可能落下破碎玻璃等，都在避难引导图上标示得清清楚楚。然而，东京灾害志愿者秘书处的福田信章次长认为，虽然有避难引导图，但每个人出门不可能随时都带，因此自己平时具有防灾意识更为重要。心里要有一个避难引导图，发生地震时能掌握避难场所的位置和前往路线，知道什么地方有提供救灾食品的便利店，路边有多少安全的空地，这样才可以做到遇事不慌，冷静应对地震灾害。
除了个人防震和避险的意识外，在地震灾害发生以后，自救互救的能力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有人认为自救互救能力是个人的事情，其水平的高低是确定的，这种错误认识是对自救互救能力培养的认识不清楚导致的。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从幼儿园就开始对公民进行灾害中自救互救技能的教育和培训，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比如，对于一些危重急症、意外伤害病员的抢救完全寄望于医院和医生身上，缺乏对在现场救护伤病员的重要性和可实施性的认识。这往往使处在生死边缘的伤病员失去了几分钟、十几分钟最宝贵的“救命的黄金时刻”，丧失了挽救生命的最佳良机。
通过向包括学生和老师在内的人民群众普及急救救护知识，提高地震发生以后人们自救互救的能力非常必要。通过对救护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和培训，让人们掌握基本救护的知识与技能以后，遇到地震后需要进行的自救互救的情况，就可以在现场及时、有效地开展救护，为伤病员者赢取获得救助生命的最佳时机。学校可以通过定期出急救知识专栏、图片展、黑板报，开展形式各样的急救知识竞赛活动，以及邀请有关专家、教授进行知识专题讲座，给学生发放急救知识手册等措施来提高学生的急救能力。
地震紧急物资是为了地震发生后用于争取脱险和维持生命而准备的，学校应该让每位学生都准备这样一个装着紧急物资的防震包，防震包一定要结实，以便安全使用和不易刮破。防震包里应该包括生存类的物品，如饮用水、食品、衣物等，其中食品最好选择压缩饼干、巧克力等高能量的食物，且要注意保质期的问题；防震包里还应该包括自救互救类的物品，比如各种药品、口罩、绷带等自救物品和口哨、手电筒、自行车铃等求救物品，另外，像收音机、备用电池、手机等物品也可能是需要的。
日本的紧急避难用品包
有了个人防震意识，做好地震紧急物资的准备，并掌握必要的自救互救技能，这样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会减小生命伤亡的几率。
三、防震工作预则立，不预则废防震工作是一件涉及震前准备、临震和震时高效处置、震后快速反应和组织的系统工程，除了地震中的个人努力外，防震工作中的一个重点便是临震和震时能够高效地对危险状况进行处理和有序组织人们脱离险境。学校对临震和震时情况处置水平直接决定着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而对这种特殊的危险状况的处理能力并不是某个人的个人能力高低来决定的。只有拥有防震的规范制度并对其进行有效地执行，才能保证临震和震时师生的安全。
有没有常规的防震知识学习和演练，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学习和演练的内容是否适合本校的情况，都是地震中影响师生生命安全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全国各地的学校普遍都加强了防震抗灾的管理和教育，但许多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往往只注重认知目标，而忽略了行为矫正；只注重理论的学习，而缺乏行之有效的实践途径，一些学校的灾害教育存在着“走过场”的现象。许多学校的灾害教育停留在意识层面，虽然人人都说重视，但实践操练与体验和参与人数的覆盖面却很低；不少学校的演练只求场面精彩，但教育却停留在浅层次规训层面，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表演作秀的嫌疑。但不少学校通过主题班会、团队活动、图片展览、安全知识竞赛等途径对学生开展了灾害的预防教育，校园中的安全讲座、消防演练、逃生演练等活动的出现频率也明显增多。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不少学校建立的应对各级各类灾害事件的应急预案，其科学性值得怀疑，很多学校的预案没有考虑到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因此预案文本制定出来以后学校也没法进行很好的实战演练组织。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普遍存在着一种观念，即认为地震教育是一种应急行为，而没有把地震灾害教育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教育，也就无法使之普及化、日常化，也就不能真正取得实效了。在这方面，应该向新加坡、日本等国学习，把地震灾害教育的管理做到“精细化”。
开展灾害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习防灾抗灾的技能，更是让学生感受到生命被关怀的温暖。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都是从细节上来凸现对学生的生命价值尊重和人文关怀，如在每个学生的椅子后背，放一个防灾垫子，这样地震到来可以迅速取下保护头部。日本学校还为每个学生准备了配套物资齐全的防灾包，连内衣、求救哨子这样的小物品都考虑进去，这些物品虽然很小，但是在灾难状态下却能发挥重要作用。
只有全方位、全对象、全阶段地加强学校灾害教育，将灾害管理从“粗线条”过渡到“精细化”，把地震教育在内的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稳定工作、教师育德能力、学生素质培养中，并探索借助社会力量共同开展学校的灾害管理，真正把学校灾害事件的预防和应对作为学校管理的常态工作，才能在完整意义上做好学校的临震和震时的防震工作。
防震工作不仅包括临震和震时的应对方法和策略，还应该包括震后重建等问题。防震工作也要在这方面加大努力的力度，比如震后的社会救助和保险机制对震后重建、分担地震损失都至关重要。非政府组织同样能在志愿救灾、帮困扶持中起到重要作用，其自发性、社区互助性，也是公民社会构建的重要环节。另外，建立对自然灾害的保险机制，对于减轻受灾群众的灾害损失作用是非常巨大的。1992年“安德鲁”飓风、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令西方保险业分别“巨赔”155亿美元与250亿美元的同时，也大大减轻了投保人承担的灾害损失。
在社会经济日益开放发展的时候，除了那些个人发展出来的社会网络和政府行政网络之外，也需要更多的基于公众利益团体与兴趣团体发展出来的非政府组织，政府行政往往是一种常备功能，而很多非政府组织可以发挥预备功能，在灾害预防与对策这类问题上，正需要基于公共卫生、灾害教育、防灾建筑设计、灾害救助、青少年灾害对策培训等方面的民间社会工作，他们可以在信息传播、知识共享、社会救助网络编织、日常灾害对抗的演习、应急预案设计支持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汶川地震发生后，地震灾区救灾物资缺乏，即使能征集到的物资大多数并非基于有明确的防灾抗灾考虑的，这方面的防震工作我们则可以向我们的邻国日本取经。日本大力开发防震抗灾用品产业，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日本现已研制出各种防震抗灾用品。例如，具有一定防火功能的紧急避难用品包，内有各类物品27件，其中包括矿泉水、饮用水装运桶、压缩饼干、手摇发光灯、防尘口罩、防滑手套、绳子、固体燃料、急用哨子、护创膏、药棉和绷带、灾害临时卫生设施、临时住所等。此外，还研发生产了压缩内衣、无水洗涤剂和手摇充电收音机等用品。作为一个产品制造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作为一个各类灾害多发的国家，中国很多的一般化产品产能处在过剩的状态，而针对特定用途包括基于抗灾救灾需要而设计的产品，或者具有这方面考虑从而兼有这方面功能的产品其实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