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采访第二个“双龙坛”的情况也说明了与采访对象交心的必要性。当时，我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采访归程途中在内罗毕停留，拨通了拉木博物馆副馆长斯瓦里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高兴地告诉我，第二个“双龙坛”出现了，我立即决定前往采访。到拉木后，他主动为我联系“双龙坛”的主人，陪同我去观赏。他曾陪同我第二次赴帕泰岛采访，彼此有了交情。他这次能够热情相助，成为情理中的事情。
4．抓住时机——记者要有责任心
采写这组报道再次提醒我，记者要做有心人。所谓有心，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平时留心新闻线索，对好线索要抓住不放；长期积累资料，不断采集和吸收新材料；学习有关知识，了解事件背景，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为了证实当地的有关传说，弄清楚一些问题的根源，我走进拉木博物馆的图书馆，查阅了有关资料，并将一些重要的资料复印带回，以便进一步分析研究。我仔细阅读了有关西方考古学家在上加遗址发掘时的报道和报告，以及有关帕泰岛的历史和传说等，对从帕泰岛发掘出的中国瓷器的年代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中国建筑在当地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把中国人后裔称为“瓦法茂”这一情况，采访对象解释得都不十分明白，我了解的有关情况也似是而非。鉴于此通过阅读、研究有关学者著述的帕泰岛外来人的论文，我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后来的几次采访中，我专门就这一问题请教当地学者，与当地居民交谈，经过一番“理论联系实际”，才对这一概念基本搞明白。
如何把采访材料和研究成果展示出来，精心写作是关键。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抓住这一时机，我先后四次赴肯尼亚的拉木群岛、两次赴索马里采访，不断地挖掘新素材，充实新内容。
为写作这组报道，我曾设计过几种方案，最后决定以纪行的方式成稿。
元好问曾有诗云：“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通过采写这组郑和系列报道，我深深感到，我们新闻记者一定要做“多心”人，一定要避免“暗中摸索”，要努力做“亲到长安”的“画家”，力争“画”出真实的“秦川景”。
徐健男，1962年生于苏州。1980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专业，1984年进入国际新闻专业学习，获英美文学和国际新闻双学士学位。1986年至2003年一直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当编辑、记者、制片人。1994年至1995年公派去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获新闻硕士学位。
2003年至今担任中央电视台驻美国华盛顿记者
我在美国当记者
中央电视台徐健
我是2003年5月9日赴美国担任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的记者。回顾上任三年多来的经历，工作中充满了酸甜苦辣。记得走马上任之际，正是国内“非典”最猖獗的时候，人心惶惶。鉴于当时的情况，电视台的领导建议我推迟赴任，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也不想走，要和全国人民一道抗击“瘟疫”。可是，美国给我的三个月签证有效期快要到了，我说可以等“非典”疫情平息下去之后，再重新办个签证，踏踏实实地去美国赴任。领导一听还要重新办签证，觉得太麻烦了，便让我马上准备行装立即奔赴美国，不得有误，以免一旦疫情进一步恶化，中美之间航班中断，到时候想去都去不了了。
最后，领导还放出“狠话”：大不了到了美国之后你被隔离两周。百般无奈之下，我告别了家人，真还有点“豁出去了”的感觉。孤身一人做好了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便被防疫部门“拘留”的思想准备，带着不安和忐忑来到了北京首都机场，登机前测试了体温——正常。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心里多少有点愧疚，因为我不能与同胞们一起抗击“非典”了。
一路上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越洋飞行，为避免乘客之间可能发生的交叉感染，我一直坚持戴着口罩，不敢有任何疏忽大意，心里还惦记着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能战胜“非典”这个恶魔。
我第一站先到达纽约，在飞机上我想到了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和艾丽斯岛。艾丽斯这个小岛是美国早期移民登陆的地方。自1892年至1924年间，220万新移民在这里办理进入美国的手续及进行体检和隔离。
一下飞机，我迫不及待地把口罩摘下来，在入境、过关的时候发现美国人并没有“如临大敌”那般，也没有把我当成“瘟神”。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有卫生检疫人员发放一个黄色手册，提醒旅客一旦有发热症状，要马上打一个特殊的电话，并主动告诉医生，我们是来自中国，有感染“非典”的可能性。这样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一切顺利。在从纽约到华盛顿的航班上我就不再戴口罩了，第一是我太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了，十几个小时戴着口罩，快把我憋坏了。第二我不想吓唬美国人，也没有必要提醒他们我是来自疫区。到了华盛顿，我在第一时间把我所带的口罩扔进了垃圾筒，我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开始我的驻华盛顿记者生涯。
在我常驻华盛顿之前，我曾先后四次到访过美国，这次是来当记者，还是头一回。我下飞机后的第一印象不错，不过我心里明白，当常驻记者和以往的访问、培训和观光的地位和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美国不是自己标榜是一个最自由民主的国家吗？是一个新闻媒体享有充分自由的国度。我还想在今后的新闻采访中，也会像2003年5月份刚踏上美国的土地当记者那样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吗？在我随后三年多的记者生涯中，事实告诉我，事情往往会出乎我们的预料，就像美国人没有在我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予以“隔离”一样。
一、西方的“新闻自由”
上任之后，我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美国的媒体是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吗？从我在美国当记者的体验来看，美国的媒体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上也是要和政府保持一致的，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媒体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实在美国，任何报道都不能违背美国的价值观和“损害国家利益”。美国的新闻报道也有“政治上正确”的说法（Political Correctness）。一旦媒体的报道“出了轨”或是有人的言论得罪了政府，美国政府会毫不犹豫地“修理”他们。
2005年2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新闻主管伊森·乔丹（Eason Jordan）黯然辞职，原因是他在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在一次小组讨论上发言称，他相信众多记者在伊拉克死于联军枪下的事情并非偶然，言外之意是美军在伊拉克有意枪杀记者。他的言论马上受到了来自美国军方和其他一些机构的抨击。最后乔丹迫于压力不得不决定辞职，离开了他工作23年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乔丹是在1982年加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他从国内新闻助理编辑干起，很快就脱颖而出，曾获得过艾美奖（Emmy Awards）、杜邦新闻奖（duPont—Columbia University A—wards）、皮博迪新闻奖（the Peabody Awards）等多个专业奖项，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员大将。
十五年前，我在亚特兰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初次见到乔丹，他当时已经是主管有线电视新闻网国际新闻报道的资深副台长了，许多人都看好他会成为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台长。后来，我又在多个场合见到过他，我们俩非常聊得来，他比我大不了几岁。他所表现出的对中国的关注和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到现在还为乔丹的离去而感到惋惜。他不就是因为说了“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而丢掉饭碗的我们的美国同行吗？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美国新闻自由的“两面性”，美国政府对我们中国的记者也是很讲“政治”的。2006年年初，我们接到台里的通知，希望我们能前往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现场报道美国宇航局发射冥王星探测器“新地平线”。
在我们看来这是宣传美国航天事业的一件大好事。
我们先登录美国宇航局的网站，得知美国宇航局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报道美国的航天计划。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新闻官，提出了前往肯尼迪航天中心采访报道的请求，并通过互联网填好了记者报名表，还发去了我们的照片。不料，美国宇航局在回复中称，中国是美国国务院（外交部）“指定”（Designated）的极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我一看，被打人另册的记者几乎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被美国所称为的“流氓国家”。这些“指定”国家的记者要去航天中心，需要提前很长时间提出申请，以便让美国有关方面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审核。我们再查看采访日期，根本无法满足美国方面提出的所谓足够长的时间。我们最终不得不放弃采访计划，美国宇航局的网站上所谓欢迎各国记者前往采访的官样文章显得多么的虚伪。
2006年5月，我们收到美国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给各外国驻华盛顿记者发出的邀请，可以组织海外的记者去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美军基地采访那里的军事训练和观摩新式武器的使用情况。这个基地的部队因为要被调往伊拉克前线，我们马上根据要求报名参加采访团，免得让别人用名额有限的理由来搪塞我们。很快，外国记者中心告诉我们：中国的电视记者要去美军基地采访，必须获得美国国务院（外交部）和五角大楼（国防部）这两个部门的特许。我们又按照要求马上向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出了申请，但结果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讯。紧接着，我们又第二次提出申请，还是没有回音。直到采访时间都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答复，就连一个拒绝也没有得到。这不是美国人的“讲政治”吗？他们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打入另册，在标榜有“新闻自由”的美国，来自中国的记者的采访自由是要受到制约的。
我想起了好几年前，有一次在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交流的时候，有位曾经四次到过中国的记者用嘲笑的口气问我，你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可以批评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吗？面对他的挑衅，我解释道：中央电视台是中央政府的新闻单位，我们也会对存在的问题做一些批评性的报道，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的媒体是以宣传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和正面报道为主。我随后反问他：你们有线电视新闻网是可以有限度地批评美国政府和总统，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你们能批评你们的老板特德·特纳（Ted Turner，当时的老板）或者像别的媒体一样对特纳与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之间的关系说三道四吗？那位记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对自己的老板也是不能随意批评的。我说这不是很公平吗？拿着“老板”的钱来“骂”老板，在美国也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这位记者，他告诉我每天上班时他的公文包里装着护照，平时也基本上是护照不离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就是这样时刻准备着在接到命令后，能随时上路，赶赴突发新闻的现场，无论这个地方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说实话，虽然对这位美国记者挤对中国同行的行为我很不以为然，还耿耿于怀了很久，但是对他在新闻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我还是很佩服的。
二、驻外记者的职业素养
驻外记者必须具有很高的职业素质，同时还要具备勤奋敬业和不懈追求的精神境界，驻外记者这个职业是充满挑战的。
身处海外，记者要独立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和随时可能碰到的突发事件。虽然当今世界的通讯非常发达，长途电话、传真和互联网为驻外记者和总部之间建立起了“无障碍”通讯联系，但是，由于地域的遥远和时差的关系，当一些突发事件发生时往往要求驻外记者在极短的时间内用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反应。经验告诉我们，有时候驻外记者就某一个突发事件向国内请示的时候，往往不能马上得到答复，他们也要请示一下，很有可能最终陷入“层层请示”的怪圈。中央电视台在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就是吃了这样的亏。
驻外记者要做到对突发事件进行准确判断，这就要求记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广博的知识，其中不仅有坚实的新闻理论知识，还要具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相关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