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4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改革发展论坛主席郑必坚正式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作为回应，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晚餐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成员到责任：中国何处去？》的政策演讲。佐利克在上述演讲中说：“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当时，佐利克是美国国务院仅次于赖斯的第二号人物，分管亚洲事务，熟谙中美关系。佐利克的讲话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佐利克的讲话一出，中国的外交部、国际问题专家和新闻媒体进行了分析，“利益攸关方”这一提法是“胡萝卜”还是“大棒”？是要遏制中国还是要接触中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曾召集驻华盛顿的记者进行座谈，大家畅所欲言，为高层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交流过。美国人认为在他们的文化中，StakeHoldel·这个词是很好理解的，没有很大的歧义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成分。最后中方的判断是：佐利克的讲话是有积极意义的，是布什政府要接触中国而不是要围堵中国。
就是在如何翻译“Stake Holdel’”，大家也费了一番心机。有翻成“利益相关者”，有翻成“利益攸关者”，现在比较官方的翻译是“利益攸关方”。当然，在我们现在的报道中一般不沿用“和平崛起”和“利益攸关者”这样的提法，我们现在一般用“和平发展”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
不容否认，有的时候要求记者对重大而复杂的政策问题马上做出全面、正确的反应是有难度的，但是，如果能做到第一反应八九不离十，并且能对中国政府的决策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起到“耳目”的作用，这样的记者就已经很到位了。
2004年4月，第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举行的中美高级别会谈结束之后宣布的中美商贸协定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宣布无限期推迟实行wAPI（中国无线局域网安全强制性标准）。我们电视台的经济信息频道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希望我们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件事作为联委会的重要“成果”炒作一下。我们知道在wAPl的问题上是中国作出了比较大的让步，当然两国在商贸之争中做一些利益交换，用较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是正常的，但是光就中方的让步来大做特做文章是不妥当的。在我们的解释下，国内的编辑表示理解。
所以我们的驻外记者要时刻牢记肩上的重任，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三、迎难而上
“驻外记者”，是一个让许多人羡慕的职业。提到驻外记者，有的人就会联想到记者有机会出入各种重要场所，与名人面对面地交流，很有意思，也很体面。也有的人会联想到枪林弹雨的战场和残酷的自然灾害。还有的人对驻外记者的印象，好像就是在美国、英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工作轻松愉快，生活悠闲舒适。
其实，我们现在的记者站有许多是设在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某些国家的发达程度还远没有中国高，生活条件差、气候恶劣，治安状况不好、疾病蔓延。我是常驻在美国的记者，但是也会被临时派往拉美的一些国家执行采访任务。
2005年11月，我们去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采访。会议区域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采访大会的记者居住的饭店，第二道防线是大会的新闻中心，第三道防线是首脑会议的会场和来自34个国家首脑的住地。天上有战斗机和直升机巡逻，海面上有军舰和炮艇游弋，街道上到处都是军人、防暴警察和骑警。我到了大会报道处，却发现我的采访记者证没有预先做出来，要临时现做，从拍照开始。大会工作人员说都怪美国总统布什，他一来，一切事情都变得复杂起来，把本来有序的组织工作给搅乱了。没有记者证，我哪里也去不了，去饭店人住都不行。我真不知道这是布什的错，还是阿根廷人的组织能力低下。我白白等了三个小时才拿到记者证。
因为有美国总统布什参加，使记者们觉得兴奋，无论会议结果如何，都会有新闻。布什的到来也引来了拉美国家的许多抗议者。
在马德普拉塔的足球场里聚集了4万多名抗议者。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和阿根廷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组织召开了反对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第三届“人民峰会”。人民峰会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游行人群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抗议者焚烧列车、加油站和店铺，投掷燃烧瓶和石块。警察则动用催泪弹和高压水龙。
我们电视记者必须亲临现场拍摄画面。我们很快发现自己夹在中间受夹板气，冲突双方都不是我们的敌人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的危险是来自两个方面的，冲突双方都不会对记者手下留情。
情急之下，我们和新华社的记者不得不自己总结出一套自我保护的经验：因为警方使用催泪弹，我们一定要站在上风头，免得被催泪瓦斯刺激得睁不开眼；另外，还要找有门洞的房子或是大树作为掩体，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和设备，才能拍摄到有效的画面。最后，我们凭着机智和勇敢，顺利地完成了采访任务，人员和设备也安然无恙。
也就是这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吵吵闹闹，直到闭幕的时候，与会各国领导人还未就会议的最后文件达成协议。然而，根据计划美国总统布什在会后，紧接着要访问巴西，这样，在会议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布什和巴西总统卢拉就离开了阿根廷。当时大会传出来的消息说最后达不成协议了。我们就把稿子写好了，内容突出的是峰会无果而终，还做好了记者出镜的准备。当时我们心里还是不踏实，虽然布什和卢拉这两个美洲国家的重量级领导人已经离开，但是万一要是有什么最后文件形成，我们已经做好的报道不就全废了吗？
再说我们从阿根廷向北京回传新闻的卫星线路只有一次，如果我们传回的新闻说没有达成协议，但是在会后又达成了协议，我们千里迢迢来到阿根廷的报道就全砸了。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又做了一个备份，准备了一个峰会达成协议的稿子。最终在我们传送新闻的最后一刻，峰会的组织者举行新闻发布会说，美国和巴西的总统代表与另外32个国家的首脑就最后文件达成了一致，并且这个文件被称为《马德普拉塔宣言》，我们在卫星传送时间的最后一刻把最新的消息发回了北京。泛美卫星公司负责传送的工作人员也为我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他们对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新闻如此完整地传回北京感到惊讶和钦佩。他们把泛美公司的T恤衫送给我们表示对我们的敬意。真是有惊无险！回头想想还有点“后怕”，如果我们没有两手准备，其结果将不堪设想。我们新闻记者在关键时刻必须做好备份和预案，以防不测。
四、提问见功夫
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的提问很能体现该记者的水平。在美国崇尚的是记者提“挑衅性”的问题。所谓“挑衅性”的问题不是指提问题的方式咄咄逼人，而是问题本身很具有挑战性，“绵里藏针”。
西方记者一般会在表示礼貌与尊敬的前提下问出十分尖锐的问题，并以具有这样的能力为荣。而我们中国的部分记者往往不是选择坐在前排提问，而是更愿意坐在后排记笔记，这与我们记者在语言水平、新闻把握能力和心理素质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有关。我因为是电视记者，所以尽量强迫自己坐在前排，一来是我们希望有一个镜头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比较“显赫”的位置认真听讲的镜头，向观众交代我们央视记者的“存在”；二来我们希望最好有我们记者提问的镜头，这样不仅显示我们央视记者的存在，更能表现出我们的参与。我会准备几个问题伺机提问。因为如果我们中国的记者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抓住机会，对“大人物”提出“挑衅性”的问题，一是可以反映我们中国对某些敏感问题的关注，二是可以反映出中国记者对新闻事件敏锐的观察力和很高的专业素质。在美国的新闻舞台上，我们也不甘心把“话语权”都交给美国记者，自己只充当一个旁观者。
美国的新闻发布会，一般也是由新闻发言人先做陈述，然后开始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们先围绕某一个问题进行提问和追问，等这个问题的提问结束了，再转向另一个话题。等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束之后，记者们会走上前去，围到发言人身边。这时候发言人会对一些新闻的背景做一些解释，但是记者是不能对发言人所说的话进行录音，也不能在新闻中直接引用。
当然，美国记者在想方设法提出尖锐问题的同时，还要与新闻发言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记者都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东西都是“面上”的，最关键的是要在政府悄悄披露一些“内幕”新闻时，能找到你，对你进行“吹风”，让你有“独家新闻”。而你在有疑问时，可以直接给发言人打电话核实一些新闻细节，并能在报道中这样写：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怎么怎么说。
现在我们还是有个别平面媒体的记者“闭门造车”，待在家里从网上摘抄、编辑新闻。这样做固然出活快，成本低，也比到现场去采访省时省力，但是，这样做就失去了把记者派驻海外新闻第一线的作用，网上摘抄也是抓不到“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的。我们的记者应该尽可能地深入第一线，寻找新闻线索，挖掘“独家新闻”，采写有感染力的新闻。好在我本人是电视记者，不去新闻现场是拍不到画面的，电视的特性迫使我们扛着摄像机追着新闻第一现场到处跑。
五、把“好样的”记者派出去
高水平的报道出自优秀记者之手。把最好的记者派到海外去当驻外记者，这是西方媒体的通用做法。一般国外的新闻媒体都会给驻外记者十分优厚的工资待遇，一切“后顾之忧”都会得到妥善的安排。以加拿大广播公司（cBs）为例，他们在全世界有二三十个驻外记者。这些人都是从五百名左右的记者中精选出来的，驻外记者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岗位。一旦某个记者站有空位子，加拿大广播公司就会在全公司内公示该职位，进行公开招聘，经过层层筛选，最后把最优秀的记者选拔出来。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主管不无自豪地表示他手下的驻外记者个个都是“好样的”！美国也是一样，当驻外记者，或者是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的记者都是令人羡慕的职位。没有绝对的实力是得不到这些职位的。我们如果再来看一看美国的“大牌记者”、“大牌主持人”，几乎个个都有常驻海外的经历。美国的大学没有培养播音员、主持人的专业，在电视台更没有“拿腔拿调”念字机式的专职播音员。新闻节目主持人一般都是记者出身。
我们想要在国际新闻的领域里与西方的记者一比高低的话，必须舍得把最好的记者派到海外去当驻外记者。
以上是本人就自己三年多来的驻外经历发表的一些感想，可以说是酸甜苦辣样样俱全，这里篇幅有限不能一一道来。总之，驻外记者这一职业的确是充满着神秘、新奇、刺激与挑战！三四年的驻外生活一晃而过，但是它给记者本人留下的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和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我会永远珍藏这段经历和回味这“难忘的岁月”。
夏文辉1969年10月生于新疆喀什，先后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国新闻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曾从事特种旅游工作四年，2000年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2002年至2004年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时政记者，2005年至今在新华社惠灵顿分社任首席记者。爱好读书、运动、旅游。
记者是事实的信使
新华社夏文辉
我2002年从新华社国际部赴香港常驻报道，两年后转任新华社驻惠灵顿分社首席记者。香港是个热闹之城，事件频生，信息繁杂，记者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通过大量线索筛选、采写有价值的新闻；新西兰国泰民安，是个新闻“冷点”国家，记者必须从平淡中发现、挖掘新闻。总结过去四年两地的报道经验，我认为，驻外记者须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努力成为新闻采写的“熟练工”，异域文化“采集员”，以及新闻操守的“守望者”。
一、新闻采写的“熟练工”
有志于从事国际新闻工作，须先接受新闻业务的基本学习和训练。不过，新闻的采写技能是一个不断锻炼提高的过程，贯穿记者业务生涯。
新闻写作要求简洁明了。这方面的典范是美国知名作家海明威，他的文学和新闻作品用词简练，毫不生涩，妇孺咸宜，同时有剧撼人心的力量。新闻同其他文学或学术作品不同，它要求尽可能快捷而方便地向受众传达新近发生的事件，这就要求新闻不能用词艰涩，或者逻辑复杂，或流于抒情议事。“白描”是新闻陈述的基本方式，精炼是新闻作品的高境界。然而，精于“白描”，达至精炼，却绝非一朝一夕可成之功。记得我刚人新华社的时候，国际部有一位姓黄的老编辑，总是同年轻记者“过不去”，将我们交上去的稿件删改得面目全非，然而每次看到经他之手“大大缩水”的文稿，我们恍悟自己行文的奢侈和随兴。曾记得这位资深编辑说过：好的新闻作品，是尽可能用最少的宇，通畅地传达最大新闻量。至今想来，这句话是衡量新闻作品质量的一把“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