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在得知司马懿出兵时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在料想自己毫无胜算的情况下，王凌只身一人乘坐小船来到了司马懿的大船前，用绳子绑着自己前来投降。在见到司马懿的时候，王凌忧伤地说：“您要找我，直接写书简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动用大军前来呢？”
司马懿摇摇头说：“因为你不是书简能够召得来的。”
王凌知道司马懿的意思是已经知道自己要谋反，看来自己已经没有活路了，他跪了下来，仰天喊道：“太傅负我！”
司马懿站了起来，高高地举起手中的权杖，说道：“我宁负你，不负国家！”
司马懿一声令下，大船旁边一下子游出了好几条小船，向王凌的小船靠近，很快，王凌便被司马懿的士兵控制住了。王凌很明白，他所犯的是谋反之罪，如果司马懿认真起来自己必死无疑。但是眼下，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便是：自己的谋反计划并未实施——也就是说虽然有人证，但是物证还不齐全。为了试探一下司马懿杀掉自己的决心，看一看自己是否还有生的希望，王凌在被押送的途中向押送官索要棺材钉。这是当时民间的一个习俗，在押犯人向押送官索要棺材钉，如果押送官给予了棺材钉，则说明此人必死无疑。
现实是残酷的。押送官在得到司马懿的授意后冷冰冰地丢给了王凌一根长长的棺材钉，王凌知道自己气数已尽，便一口吞下了这根棺材钉，气绝身亡。
王凌死后，司马懿没有停下脚步，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寿春城内，将所有参与王凌谋反事件的一律灭三族。乃至楚王曹彪，在知道自己没有生路的情况下，也饮毒酒自尽。
就这样，王凌谋反事件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告一段落，但是，司马懿并没有完全收手。沉浮政界许久的他知道，对于那些试图颠覆自己的人不可以手软，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这也是当年他出征辽东时在襄平城筑起京观的原因。于是，他下令将王凌的尸体，连同挖出来的早已经病死的令狐愚的尸体，暴尸三日以示众。
承衣钵终成大业
高平陵事件是一道分水岭，将魏国分成了前后两半，而司马懿对待朝廷封赏的态度在高平陵事件前后也两相迥异。在高平陵事件之前，在曹爽的压迫之下，司马懿更多的是避实就虚，所担任的职位和朝廷的赐予更多的是有名而无实，当然，司马懿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是曹爽的诡计，但是善于后发制人的他还是选择了忍耐，并最终等到了反败为胜的那一刻。而在高平陵事件之后，司马懿对于官职更多的是避虚就实。对于那些譬如加九锡之类的赏赐，非但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反而有可能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如当年的袁术，抱着一个毫无用处的玉玺称帝，到头来引来了联军的讨伐，最终丧生其中。而对于那些子孙封侯晋爵分邑的赏赐，司马懿一概接受。
就在处理完王凌和令狐愚谋反事件之后，曹芳再一次对司马懿有所表示，他提议加封司马懿为相国、安平郡公，食邑五万户。根据之前提到的原则，司马懿对于相国和安平郡公坚决予以了拒绝，无奈，曹芳坚持要求司马懿接受增食邑五万户的奖励。起初司马懿坚持不受，但在曹芳和群臣的坚持之下，司马懿还是收下了。就这样，司马懿家族的利益再一次得到了巩固。
忙完了这一阵，司马懿又一次回到了自己在洛阳的宅邸。回到府上的时候，已经是日落时分，司马懿在士兵的护卫下，拄着手杖，慢慢地走进了这座宅院。当初，他随魏文帝曹丕迁都至此，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宅院。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宅院虽然几经翻修，但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样。不同的是，如今这个宅院的主人却在沉浮中渐渐老去。七十多岁的司马懿披着满头花白的头发倚靠在了门边，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头发上，衣服上。站在一旁的侍从正欲上前搀扶，司马懿摆了摆手拒绝了：“让我一个人静静靠一会儿这扇门吧。”
无数次，司马懿走出这扇门，去面对未知的情况，无论是朝中的机关算尽，还是边疆的战事冲突，他总是无所畏惧。面对朝廷中政敌的暗算，他并没有当面怒斥，那只不过是懦弱的反击，他一贯隐忍，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忍的至高境界；面对战场上敌人的挑衅，他并没有一往无前地拼杀，那只不过是匹夫的悍勇，他一贯低调，善于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对于他人的谣言中伤，他并没有选择去极力澄清，那只不过是无力的反驳，他一贯沉默，在沉默中爆发，用实际行动告诉别人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笑得最开心的人。
如今，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倚靠在门上，往事一幕一幕地重现在自己的眼前。都说三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一个又一个英雄的面庞消失的时候，唯有司马懿仍活跃在这三国的大地上。那个自己一见钟情、和自己走过了大半段人生的妻子张春华，那个满面长须、一再逼自己出山的曹操，那个推荐自己、足智多谋的荀彧，那个被称为“神算”、最终仍旧抵不过时间洗礼的诸葛亮，还有那个有勇无谋、忘乎所以的曹爽，当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统统化归黄土时，司马懿竟感觉到了一丝孤独。他已经完成了当初年轻时的鸿鹄大志，他成了这个帝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成了这个帝国笑到最后的人。但是，他没有放声大笑，他知道，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比如朝中还有曹爽的余党，比如东面的孙权和西面的姜维还对魏国虎视眈眈。这些事情，就留给后辈们去做吧。
司马懿倚靠着门边，夕阳洒下来，暖暖的，很舒服，这种温暖有些催人的睡意，司马懿都快要睡着了。猛然间，司马懿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不行，我还有事没有做完，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
司马懿走进了自己的寝室，他叫来了随从，交代了自己还放不下心的一些事：第一，自己死后葬于京城东北八十里的首阳山，不建坟不种树，保持原地形不变；第二，下葬时身穿普通寿衣即可，另外也无须用精美华贵的器皿来陪葬；第三，日后自己家族的后代有去世的不得与自己合葬；第四，日后子孙不得祭陵。
说完这些，司马懿感觉有些累了，便对侍从说道：“你们先下去吧，我有些累了，想休息一下。”
司马懿就这样沉沉地睡去，再也没有睁开眼睛，这一天是公元251年9月7日，司马懿享年七十三岁。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司马懿所走过的一生吧。司马懿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励志大戏，是一本教科书般的成功学著作。司马懿的事业有一个很美妙的开头，他有显赫的家世，一个做高官的父亲，有很好的家教，很小就展露出了才华，并通过举孝廉步入了仕途。但是，之后的道路似乎并不那么平坦，他被曹操逼出山做官，在人才济济的曹操手下一时难以出头，他被几任皇帝所猜忌，总是难以得到完全的信任。
但是，这些在司马懿面前似乎都算不上什么，因为他有一颗坚强的心，有着能够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的能力和决心。当在曹操手下被埋没的时候，他抓住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并且耐心地等待，因为他知道，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当遭到一任又一任的主子猜忌的时候，他没有过多地去辩解，而是用自己的实力一次又一次化解了帝国的危机，书写了自己的忠诚；当东吴、西蜀一次又一次进犯边境的时候，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主子需要的时候毫无怨言地披挂上阵，在一次次实战中提高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强化了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当在朝中受到强权咄咄逼人的排挤的时候，他时刻保持冷静，在隐忍中不断积蓄着自己的力量，并最终反败为胜，笑到了最后。
司马懿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立下愿望，希望将来能够有所作为。从现在往回看去，司马懿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如今他已经位极人臣。也许在这个时候，有人会质疑司马懿作为一个臣子的忠诚，认为他辜负了曹魏三代帝王对他的嘱托，真的是这样吗？
先让我们来注意一个细节：在司马懿率军攻克东吴的进犯后，曹爽不服，提出想要出征蜀国。凭借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判断出当时的曹爽在和西蜀的对抗中占不到便宜应当不难，作为政治上的对手，当曹爽提出要出兵西蜀时，假如司马懿一心想要篡位，应当积极迎合或是不发表意见才是。但是，事实是司马懿站了出来，极力反对曹爽的军事行动。都说忠言逆耳，司马懿提出反对等于是站到了曹爽的对立面，这对于魏国而言固然是好事，但是却在客观上疏远了司马懿和曹爽的关系。一叶知秋，司马懿的内心世界莫不从中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作一个论断，司马懿并没有愧对那些信任自己的魏国皇帝。
但是，为什么最后司马氏还是从曹魏手中夺取了江山呢？我们不妨抛开结果论来看一看其中的过程。从早年被曹操逼出山，司马懿一直沉浮于魏国的官场，但总的来说，司马懿的权力是逐步增大，地位是步步提升的。当年司马懿之所以再三逃避曹操的邀请，其原因主要在于自己是世族大家，而曹操不是什么显赫的家族，如果给曹操当官则有辱门风，可见在司马懿的心中家族利益的重要性。事实上，司马懿之后在曹操手下努力打拼正是为了证明自己，为自己的家族博取更多的利益。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司马懿意不在篡位，那为什么又要发动高平陵事件，将曹爽集团整个杀光？司马懿之所以诛杀曹爽集团，一方面是因为曹爽集团本身作恶朝政，在京城中的口碑很差；另外一方面，曹爽在政治上所采用的高压政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司马懿及其子嗣的利益甚至于人身安全，从更大的范围来讲，也压榨了司马家族在曹魏政权中的利益，因此，一再忍让的司马懿最后才选择了反戈一击。
我们要说明的是，很多时候人的权力欲是和他已经获得的权力成正比的。正如我们在纸上画一个圆，当圆小的时候，它和外面接触的范围也小，当圆大的时候，它和外面接触的范围也大。同样道理，司马懿是跟随着曹操一路打拼过来的，尽管当年的“曹阿瞒”身份卑贱，但多年的合作已经使得司马懿和曹操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却并不是这样，当他们从自己的父亲手中接过权杖的时候，显然他们心中所想的已经不仅仅像父亲那样了。
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家族权力扩张的脚步并未放缓，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和爵位。
司马师上台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事，便是通过广纳贤才来稳定政局。说是广纳贤才，只不过是司马师的一种好听的说法而已，因为司马师正是以“广纳贤才”的名义，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了帝国的方方面面。
首先，他继任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成了大臣中的“一把手”。另外，他任命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为地方军区司令；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主抓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分别被任命为政府官员，参与朝议。
说是“广纳贤才”，当时在社会上已经颇有名声的“竹林七贤”当然不能漏掉。尽管“竹林七贤”并不愿意出仕为官，但是司马师的话就是“政治任务”，因此他们也都被迫做官。例如，阮籍在高平陵事件以后，就被迫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现在变为司马师的从事中郎。但是，朝廷可以强迫他们的人来做官，却强迫不了他们的心，这也就形成了当时独特的一种“朝隐”式的生活态度：他们身在朝堂之上，却不问政事，心早已在山林间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