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李严已经改名为李平，其诱使后主刘禅弹劾诸葛亮的计谋终究没有成功，也只好无奈地咽下失败的苦果。诸葛亮回到成都后，得知了后方李平的表态后恼怒不已，为了铲除这个非自身利益集团的“毒瘤”，为自己将来的北伐战争扫清障碍，诸葛亮决定予以还击。很快，一封弹劾李平的书信递交到了蜀后主刘禅的手中，信中说：
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信中压根就没有提到李平运粮失误这一项（况且运粮失误也是有老天的因素在里面），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诸葛亮早对李平有所防备，并留意搜集其“罪状”，最终派上了用场。以诸葛亮在蜀国的身份和地位，想要弹劾李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这样，李平被顺理成章地免去了所有职务，解除了兵权，被贬为了普通的百姓，诸葛亮也就此拿回了江州真正的控制权（兵权）。
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李严最终败下阵来，丢失了一切。权力博弈就是如此残酷，它符合“赢者通吃”的理论，如果是换成诸葛亮败下阵来，那么最终一无所有的就可能是他。事实上，李平因为权力斗争而不给前线运粮的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如果真的这么去做未免有些明显了，或者说以李平的身份地位采用这种手段来“夺权”还不够资格。换句话说，也许不往前线运粮并非李平的本意，他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之后那些不利于诸葛亮的言论只是他顺水推舟的结果。看起来，这样的解释更为合情合理。那么我们不妨作如下推断：后方根本就无粮可运了。蜀国土地肥沃，雨水充沛，被誉为“天府之国”，历来是重要的产粮区，但是战争对于粮食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从大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已经发动过三次北伐；从小的方面来说，此次的北伐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后方的粮仓或许早已空了。虽然先前蜀军曾在上邽城外抢收过一些粮食，但只能说是杯水车薪。粮尽退兵是必然的，单单因为这并不足以激怒诸葛亮，李平在成都后主面前的喋喋不休以及对在外征战的自己在后方造成的威胁，才是令诸葛亮下定决心铲除他的根本原因。
此次北伐，虽然在规模上和前一次差别很大，但最后的效果却和第三次北伐大同小异。诸葛亮在最后的撤军途中杀掉了魏军大将张郃是此次北伐最大的实质性收获。而对于司马懿而言，不管过程如何难看、如何曲折，重要的是，他所率领的魏军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用最小的代价，成功抵御了蜀军的又一次进攻。
虽然说司马懿在局部战役上并没有占到优势，但从全局上看，他所取得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赶走了蜀军，凯旋的魏军受到了曹叡的亲切接见，主帅司马懿自然是功不可没。曹叡也是一位赏罚分明的君主，于是增加了司马懿的封地，对其予以表彰。
有人欢喜则有人忧，司马懿的炙手可热令同样身居要职的曹爽隐隐感到了些许不安。如今司马懿任大元帅打退了蜀军的进攻，虽说其中过程不甚完美，但毕竟还是达到了目的，成功地完成了保家卫国的任务。而曹爽则被晾在了一旁，毫无立功的机会，这样他岂能甘心？他的父亲曾真也是这个帝国数一数二的大将，如今司马懿的得势严重挤压了曹家人的发展空间。于是，趁着一次上朝的机会，曹爽向曹叡提出：可以乘冬天诸葛亮刚刚退兵之际往陇右运送军粮，以防备诸葛亮来年进犯。掌握社稷者当未雨绸缪，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如今曹爽的提议正是防患于未然，曹叡听后也点头表示同意。就在曹叡即将下旨的时候，有人表示了反对，曹爽惊讶地望去。
司马懿，又是司马懿！
“臣以为当前没有这个必要。”在曹叡、曹爽以及众位大臣质疑的眼光中，司马懿把他的理由娓娓道来，“亮再出祁山，一攻陈仓，挫衄而反。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动矣。”
大意是说诸葛亮自从攻陈仓失败后就不再攻城，而是以野战为主要方式，因此不会再进攻陇西，而会选择陇东。此外诸葛亮屡次受挫于粮食短缺，这次回去必然不会轻易出击，而起码会等到次年粮食成熟才会再次动身。
一如司马懿所料，诸葛亮在这次退兵后，吸取了之前屡次退兵的教训，将众多的部队士兵解散开垦农田，只留有少量的军队驻守重要关塞和都城。此外，他还潜心研究和改良各类武器装备，包括木牛流马、连弩等。他是如此投入和卖力，因为这位白发老人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那边诸葛亮忙于巩固和加强，这边司马懿也同样没有闲着，而且，和日薄西山的诸葛亮相比，司马懿正当壮年，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趁着这个难得的战争间歇期，司马懿继续他从曹操时代就大力倡导的屯田政策。在司马懿继续在全国各地推行他的屯田新政的时候，先前他推行相关政策的地区则已经收到了丰厚的回报，魏国各地的粮食产量喜人，并形成了众多优质的产粮区，这为当前阶段以及日后魏国连年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挂帅五斗孔明
小战小补，大战大补，刚刚经历了第四次北伐巨大消耗的诸葛亮深谙此理，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魏国的西部边境都保持了安定。对于魏国而言这是好事，他们也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大力发展国内的生产。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魏蜀忙于交战的时候，东边的吴国捡了个便宜，在第四次北伐结束后，利用这段时间养精蓄锐的东吴开始向魏国发难了。
东吴首先瞄准的魏国的地盘是辽东郡。辽东一直以来是魏国的属地，最初辽东太守为公孙度，他死后儿子公孙康继承了他的位置。在公孙康死后，其弟弟公孙恭又承袭了爵位。但是好景不长，掌握大权的公孙恭因为患病而成了阉人，人病弱而失势，就这样，辽东太守的大权也于公元228年落到了公孙康的儿子公孙渊的手里。公孙渊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上位后便打起了辽东的主意。
一方面，辽东地理位置相对中原来说比较偏僻，俗话说山高皇帝远，远在都城的魏国皇帝很难直接接触到这里的有关事务，客观上为公孙渊“搞小动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另一方面，辽东临海的地理位置，使得吴国的战船可以轻易地到达，而不必经过陆上的长途跋涉，所以一直以来吴国对于辽东这块宝地虎视眈眈。正是这样两点使公孙渊可以充分游离于常规的体系之外，越发有恃无恐。
公元232年，准备充足的吴国向辽东发出了试探性的进攻，他们想看看，魏国对于这块相对偏僻的属地究竟有多大的兴趣。结果出乎意料，虽然刚刚经历了和诸葛亮的恶战，但是魏国仍旧派出了重兵抵御吴国的进攻。虽然此次吴国和魏国的交战以没有战果而草草收场，但对于辽东太守公孙渊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因为吴国的出兵，表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他所统治的辽东地区已经成了魏国和吴国眼中的香饽饽，在两国的博弈中已经成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正因为此，公孙渊改变了以往依附于魏国的策略，转而开始斡旋于魏国和吴国两股势力之间。同年十月，公孙渊派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前往吴国，献上了貂皮和马，并向孙权称臣，迈出了他自认为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危险的一步。
既然公孙渊向孙权称臣，那“君主”孙权自然应该有所表示，十一月，孙权派出张弥、许晏二人作为使者出使辽东，并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犒劳”这位新的合作伙伴。
孙权的慷慨当即遭到了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其中有一位大臣对孙权道：“公孙渊从来没接触过，也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他只是说称臣，不能这么轻易地相信他！”
孙权反驳道：“他已经称臣了，还有什么不可信的，他不下了大决心，能称臣吗？”
又有大臣劝道：“他要是真心称臣，必定是要下大决心，可他要不是真心称臣，只是诈称，那就用不着下什么大决心了。”
孙权又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真心，有什么凭据吗？”
大臣道：“这是人心，自然没有凭据，可信他不是也没有凭据吗？”
孙权回答说：“那凭什么不信他，信你？”
这一段一段的，听起来很像是绕口令，简而言之，就是孙权不顾大臣的反对执意要对公孙渊厚礼相待。不过很快，公孙渊的反复无常就令孙权尝到了苦果。
不久，辽东有消息传来，公孙渊在“笑纳”了使者送来的金银珠宝后竟然翻脸不认人，斩杀了吴国使者张弥、许晏二人，并将他们的首级送还给了孙权。既要示好又斩来使，公孙渊性情的反复无常确实令人费解，或许唯一的解释就是公孙渊一开始想要拉拢孙权与魏国对抗，但后来发现孙权实在太远难以对自身形成庇佑或者诚意不够，于是又杀了来使以向曹叡表忠心吧。
不管怎么样，向曹叡表忠心的目的是达到了，魏明帝曹叡在得知公孙渊的“义举”后拜他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原本这是一件好事，但公孙渊反复无常的性格再一次暴露出来，在曹叡派出使臣授予公孙渊爵位的时候，公孙渊竟对这些使臣恶语相向，招致了使臣极大的不满。事实上，比他们更为不满的是孙权。原本孙权以为拉拢到了一个可以牵制曹叡的人，没想到公孙渊竟是如此不靠谱，朝令夕改，于是孙权一怒之下决定出兵辽东。
这个一怒之间的决定很快被孙权的部下所劝阻，经过谋臣们的提议，孙权决定改为出兵进攻合肥新城，但仍受制于兵种单一的老毛病，此战依然无功而返。
如果说东线的孙权还只是小打小闹，那西线的诸葛亮则可以说是“三军用命”了。经过两年多的休整，之前数次北伐败兴而归的蜀军已经重新恢复了元气，并且似乎气势还有所高涨。已近晚年的诸葛亮明白，留给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想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先王刘备统一中原的遗愿，接下来的这次出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这次北伐仍旧难以有所建树，那凭借他老迈的身躯恐怕再难在千里行军中支撑了。以当时蜀国人才凋零的现状来看，诸葛亮的操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至少在当时的蜀国，难有人智比诸葛，武过关张，即使有，也因为诸葛亮的多疑而无处施展，比如魏延，当然了，这是后话。
正是充分意识到了这次北伐的重要性和决定性，诸葛亮此番的准备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充分：军队方面，他命手下的大将加紧对士兵的操练，还不忘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军心和军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后勤方面，诸葛亮从屡次因为粮食短缺而退兵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在这休战的两年多时间里特别加强了粮食生产，并用由“木牛”改进而成的粮食运送能力更强、速度更快的“流马”运送至斜谷口一带，并在斜谷口建造了粮仓，以作为北伐的粮食中转基地。
和前几次一样，诸葛亮再次派人前往吴国，修书给孙权示好，并和孙权约定共同出兵攻打魏国。看起来，这番情景和诸葛亮先前几次北伐前所做的是如此相似，但与之前不同的是，经过之前在辽东和合肥与魏国的交手，如今的东吴已经和魏国交恶，且如果和蜀国一同出兵，以西线战事为重的魏国必然顾此失彼，这样或许还可以趁机捞一点好处。出于对孙权应该会出兵相助的判断，诸葛亮再次派人前往修好，并得到了意料之中的允诺。
公元234年春，经过两年多的准备，诸葛亮率领大军出斜谷口，发动了第五次北伐。消息传来，正沉浸于声色美酒中的曹叡不再像先前几次那样忧心忡忡甚至是惊魂未定，因为他知道，朝中有个诸葛亮的“克星”司马懿随时可以用。在曹叡的授意下，司马懿再次披挂上阵，带领着魏军承担起了在西线抵御蜀军北伐的重任。
由于斜谷道路崎岖难行，经过将近两个月的跋涉蜀军方才出了斜谷，赶到了关中。而这给了司马懿充足的时间来作准备，可以说，这次交锋，诸葛亮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司马懿分析形势后判断，如果诸葛亮依着祁山的东面绕道武功，则荆州门户敞开，形势对魏军就相当不利了，而如果诸葛亮选择另一个方向到五丈原，则对魏军的威胁不大。于是，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司马懿率魏军渡过渭河，在渭河南背水筑垒坚守。司马懿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坚决不放蜀军去武功，而将其引至五丈原。
不久，依水建营已经占据有利位置的司马懿得到了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好消息是正如他所料，诸葛亮出斜谷口后见魏军已经背临渭水安营扎寨，便选择了西上五丈原；坏消息则是之前一向选择隔岸观火的孙权这次竟然动了真格的，派出三路大军攻魏。孙权此行派遣陆逊、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孙韶、张承等向广陵、淮阳，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围攻合肥新城。眼见这阵势，魏主曹叡也不敢怠慢，赶紧派出曹爽等人迎敌，并亲率一队兵马抵御孙权气势汹汹的来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