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强忍惊讶的诸葛亮在镇定下来之后依然强装出笑意道：“既然先生满意我送的礼物，那我也就安心了。不过今日你我劳师动众来到这荒原之上，想必不会只是要给我答个谢吧？”
司马懿披着女装，笑道：“贤弟果真聪慧非凡，愚兄也只好长话短说了。想来对我西面边境的屡次侵扰，已经使得贤弟的身体大不如前，可见到贤弟如今依旧执迷不悟，愚兄真是非常遗憾与着急，所以今天特地约贤弟来就是要劝贤弟放弃再次侵扰我大魏边境的念头，投身于我大魏，效命于我主公，以图天下一统。而只有天下归一，百姓方可摆脱连年战乱之阴影，安居乐业，社稷方能长治久安。”
诸葛亮摇了摇头，回答说：“先生此言差矣。你我祖祖辈辈世代受食汉禄，理当为汉朝鞠躬尽瘁。可尔等如今却卖主求荣，行背叛我汉朝之事，现在又和我谈什么统一中原、恢复社稷之事，着实可笑。还希望尔等悬崖勒马，追随我后主完成收复中原之大志，以图将功补过。”
对于诸葛亮的咄咄逼人，司马懿也毫不相让：“贤弟为何仍旧执迷不悟？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汉朝历经三百年，气数已尽，新旧更替改朝换代是历史规律，我主不过是顺应天时恩泽百姓。如今贤弟一意孤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逆天而行，不仅无可能扭转汉室陨灭的结果，恐怕还会落得个愚忠的笑名。孰是孰非，望贤弟思量。”
诸葛亮手中的鹅毛扇已经有些微微发抖，但是他仍旧不服司马懿：“先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如今天下三分，孰胜孰负仍难以判断，但我坚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笑到最后的必将是我蜀汉正统，我蜀汉也定将重新收复中原。”
司马懿回答说：“莫非贤弟到现在仍然执迷不悟？时至今日，汉朝早已名存实亡，所谓的汉室也只存在于少数人的想象中了。如今，代替汉朝行天下事、恩泽百姓的乃是我大魏，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你口中所说的‘汉臣’们也大多投于我大魏之下。自从你主刘备打着汉室的旗号至今，一直颠沛流离，前不久才寻得一块立锥之地，结果，尔等不仅不感激上苍，偏安一隅，反而三番五次进犯我中原，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使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社稷不能发展兴旺。你看你，虽然年纪比我尚轻，但外貌已是老态尽显，我实在不忍再看。现在你第五次进犯我西面边境，自己难有建树，不过是又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无谓的挣扎罢了。贤弟，听愚兄奉劝一句，与其在外为一位不堪大器的幼主卖命，还不如早些隐退回家过几天清闲日子，安享晚年啊！”
都说诸葛亮嘴皮子犀利过人，骂人的功夫非常有一套，但如今听了司马懿字字如刀割的言辞，不等他把话说完，已入暮年的诸葛亮便瘫倒在椅子上，头一扭，口中吐出一摊污血。旁边的魏延一见这架势，便知大事不好，于是赶紧下令收兵，护送丞相回营。
一阵喧闹之后，蜀军将士全部撤入大营中。当扬起的尘土渐渐散去的时候，在魏军大军的最前面，司马懿仍旧身披着那件女装。荒原上的风夹杂着尘土掠过，带起司马懿身上的女装也一并飞舞起来，远远看去，就好像是胜利者的旗帜在这荒原之上舞动着，跳跃着。
回营后，司马师和司马昭携众将纷纷祝贺司马懿的胜利。司马师说：“都说诸葛亮骂人字字穿心，先前对阵时还骂死了我军的军师王朗，如今父亲寥寥数语就把他骂得吐血，真是一舒我军将士数月以来的憋屈，扬眉吐气了一把。方才见那诸葛亮已经口吐鲜血，估计已经郁结心火，看来来日不久矣。”
司马懿点点头，说道：“为父的也再三告诫过你们，运筹帷幄者，切不可意气用事，图一时之快，而应当善用谋略，善于忍耐，想常人之难想，忍他人之不忍，用一颗平静的心来洞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善忍者，多藏身于暗处，敌明我暗，则有利于克敌制胜。敌强我弱，或者胜负难料时，就一直潜伏着，当敌我形势发生扭转的时候，我方可于暗处突然现身，给敌人以致命一击。如此，方可胜券在握。”
听了这番话，司马师、司马昭连连点头称是，并称赞父亲的深谋远虑，魏军众将也不禁齐声夸赞。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司马懿的大谋略，那这两个字可以是“冢虎”，昼伏夜出，一击致命。
第二天清晨，当司马懿还在床榻上的时候，有军士来报说，蜀军已经在昨晚趁夜色撤退了。听闻此消息，司马懿连忙更衣上马，来到蜀军大营上一看究竟。果真如此，原先人声鼎沸的蜀军大营如今已是一派残破，正当司马懿疑惑为何蜀军撤退得如此仓促和突然的时候，蜀军大营中地上的白色麻布令他看出了端倪。
“或许，‘斯人已逝’了。”
一旁的司马昭也看出很有可能是诸葛亮已经去世了，便主动向父亲请命道：“父亲，蜀军趁夜色仓皇逃离，想必并未逃出多远，儿臣请求领一队机动人马追击之。”一旁的辛毗制止道：“公子千万要慎之又慎啊！诸葛亮向来诡计多端，如今与我军对峙数月后突然离去，难保不是在耍什么手段，现我军已经成功抵御了蜀军的入侵，已经达到了出征的目的，还望公子三思。”
司马懿并没有立即回应，而是走到了蜀军弃营里面，环顾四周，仔细看了里面的状态，然后才对司马昭说：“行军打仗，最看重的便是军书密计和兵马粮谷，我看敌军撤退的时候有很多卷籍和粮草都还来不及撤走，遗留在了这里，不难看出他们撤军之仓促。以此判断，定是军中遭遇了很大的变故，很有可能是诸葛亮已经病重身亡，宜追之。”
于是，司马懿一声令下，魏军大军急速出征，追击撤退的蜀军。
当时，关中地带的荒野上多生长着一种名为蒺藜的植物，这种植物实际上就是一种带刺的藤条。蜀军撤退时，为了延缓可能尾随而来的魏军的追击速度，便命人在撤退的道路上散乱地布置起众多的蒺藜。而这种方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魏军一度对这种带刺的藤条一筹莫展，很多军士的衣服甚至皮肉都被划伤。见此情景，司马懿抽调三千军士，脚上穿着用兽皮包裹着的平底大木屐走在军队的最前面，这样，当后面的军队经过时蒺藜已经被前面的小分队踏平了。在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之后，魏军的追击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终于在赤岸将前方撤退的蜀军纳入了视野中。
正当司马懿准备对前方的“哀兵”下手的时候，他突然望见前方不远处的山崖上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正手拿着鹅毛扇，望着自己。“不好，又是诸葛亮的诡计！”司马懿第一反应便是诸葛亮引诱自己率军深入，为避免进一步损失，司马懿便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利用魏军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前方的蜀军加速撤离，很快便再次消失在了魏军的视野中。
停止行军许久，司马懿仍不见对方有所动作，坐在山崖上的那人也一动不动。司马懿心中生疑，便命人上山崖前去察看。结果，军士的报告简直让司马懿崩溃：山崖上的根本不是什么诸葛亮，只不过是一尊木雕像而已。此后，经常有人拿此事来对司马懿开涮，在蜀国民间也有了“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谚语，司马懿也不禁自嘲道：“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经过这么一折腾，蜀军早已逃之夭夭，司马懿也无意再追，便领兵回朝。
至此，历时七年、其间发生过大大小小战斗数百次、死伤无数的北伐终于告一段落，战争的两位主导者——诸葛亮和司马懿如今已是阴阳相隔。司马懿最终在全局上完胜了诸葛亮，奠定了后来一统江山的基础，而诸葛亮在五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后在失望中死去。要说最大的失利者，恐怕还不是诸葛亮，而是魏蜀边境无数因战乱而痛失亲人、流离失所的百姓。
在这历史上著名的五次北伐落下帷幕的时候，再让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决定北伐胜败的因素，来看一看主导这场战争走势的究竟是哪些东西，又是什么让诸葛亮饮恨、让司马懿笑到了最后。
决定战争胜负最为根本的一点还是双方实力上的差距。战争比拼的是国家的实力，因为战争本身是对国家实力的巨大消耗，这一点从五次北伐战争上得到了非常准确的印证。在古代，人口意味着生产力，粮食意味着国家的财富。诸葛亮北伐期间，蜀国全境的人口不过百余万，而魏国的总人口数甚至接近千万，是蜀国的数倍之多。另一方面，虽说四川盆地土地肥沃，是西部有名的“粮仓”，但其总生产力和之前一直是华夏中心的中原地区比起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有了人，有了地，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北伐时蜀军屡次受困于粮食危机，而魏军丝毫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虽然诸葛亮屡次率军北伐，但似乎除了偶尔的一两次外，大多时候兵力并不多，十万已经是极限，而且这还是建立在调动江州部队的基础上，可以说几乎已经是倾全国之力。反观魏军这边，除了第一次北伐时有些措手不及，待之后将东线兵力调动过来后，西部边境的魏军总数已经约三十万之众，蜀军要攻之无异于以卵击石。司马懿在斥责诸葛亮时最后用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事实上诸葛亮心中也正是如此认为的。早在关羽失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就已经料想到收复中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后虽然每次北伐都打着“收复中原，复兴汉室”的旗号，但这不过是一个名义而已，诸葛亮采用的“以攻为守”的策略，很有可能是想扰乱魏国的正常建设，否则，一旦魏国安心于建设，待到实力完全恢复时，要想灭掉蜀国简直是易如反掌。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北伐战争胜利的天平一开始就倾向了魏国。
决定北伐战争胜负的第二点因素，是双方主帅所选择的战略和战术。先说司马懿，在他的身后有着非常强大的魏国的综合实力作支撑，或许乍看之下，他完全有资本拉开架势，和诸葛亮在战场上痛痛快快地拼上一架。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或许他一样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但过程一定会更为艰难，伤亡也一定不止现在这个数字。他看准了诸葛亮远道而来但求速胜的心理，以柔克刚，固守不出，以防守代替进攻，一次又一次逼迫诸葛亮无功而返，消磨着蜀国人的耐心。
反观诸葛亮，他明白藏于蜀地并非长久之计，偏安一隅最终只能自取灭亡。在他看来，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因此才不顾悬殊的实力一次又一次出兵攻打魏国。这个战术思想也许并没有错，但错就错在诸葛亮是战术上激进战略上保守，往往在很多小的战斗中能够出奇制胜，妙计不断，但在整个战局的把握和掌控上显然还欠火候，进而导致一次又一次北伐因为莫名其妙的诸如生病、断粮、准备不足等原因而草草收场。说得好听一些，诸葛亮过于关注细节而忽略了全局，说得难听一点，这些不过都是小聪明罢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一次又一次徒劳的北伐消磨着蜀军将士的锐气，也消耗着诸葛亮的身体。
上面讲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司马懿输掉了战术却赢得了战略，而诸葛亮赢得了战术却输掉了战略，也正是这一点主导了整个战局的走向。
决定北伐战争成败的第三个因素，是人才。讲到人才，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才的储备，另一个是人才的使用。在人才的储备方面，蜀国和魏国仍旧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随着五虎上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的先后离世，蜀国一度陷入了“蜀中无大将”的尴尬局面，蜀国后期的人才凋零使得诸葛亮在用人上捉襟见肘，也在客观上加速透支着诸葛亮的身体。马谡只会纸上谈兵，王平不过碌碌之辈，蜀军阵中真正可以称得上大将的只有魏延。而对于这仅有的一位“大将”，诸葛亮非但不予以重用，反而再三地猜忌。和蜀国截然不同的是，司马懿的麾下有大批的良将可供调遣，幸运的是，司马懿又是一位知人善任的主帅，他重用邓艾，重用张郃，并在实战中磨炼自己的儿子，奠定了司马家族未来兴旺发达的根基，可谓“家事国事两不误”。
基于以上的原因，不难看出诸葛亮北伐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在五次北伐期间，天下基本奠定了吴蜀联合抗魏的大势。可以说，历时七年的北伐，对于参战的各方而言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对于战争的失败方，不管对蜀国还是他们的丞相诸葛亮来说，影响都是消极的。连年的征战，一方面使诸葛亮难以有时间和机会施展自己政治上治理国家的能力，而疲于应付一次又一次北伐，最终透支了自己的身体，还是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战争的巨大消耗压榨着蜀国国内的百姓，原本蜀国人口相比于中原地区就不是很多，这样的劳动力要供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在短短七年内五次大规模作战，可想而知，对于蜀国的生产力而言有多大的压力。五次北伐的失败，是蜀国继彝陵之战后又一次在和竞争对手的直接交锋中落败，至此，蜀国已经彻底沦落为三国中最为弱小的一方。考虑到此时蜀国的皇帝后主刘禅能力低下，可以说，北伐的失败，诸葛亮的死亡，对于蜀国而言确实是灭顶之灾。
但对于战争胜利的一方而言，局势显然就完全不同了。如果蜀国选择一味地死守，虽然对魏国难以构成什么巨大的威胁，但考虑到蜀道的艰险，这对于魏国而言起码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现在，蜀军自己三番五次倾巢而出，送到了魏国门口，再加上司马懿采用的“太极”策略，使得魏军在抵御蜀军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反而魏国得益于司马懿早先的屯田政策，国力储备还有所增强，此消彼长，魏国在三国中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单从兵力来说，魏军已经比吴军和蜀军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了。
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对司马懿具有更加非凡的意义。第一，诸葛亮的再三侵扰使得司马懿终于有了体现价值的机会，倘若不是睿智的诸葛亮将曹叡派出的先头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就不会有后来的司马懿临危救主，再三拒敌。也正因为此，司马懿才成为曹叡倚重的一员大将，寻找到了进入权力核心的契机。第二，司马懿通过北伐战争中力挽狂澜的表现彻底征服了曹叡，从战争一开始的初涉兵权，到最后结束时将兵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几乎不可动摇。仅仅通过几次和诸葛亮的交战，司马懿便完成了从“谋士”到“元帅”的华丽转身，如果不是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很有可能司马懿到现在还只是一个“谋臣”，一个不被信任的“谋臣”，这正印证了那句话“有的时候，最该感谢的就是你的敌人”。第三，兵权的巩固对于司马懿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朝中势力的增强。兵符是最为重要的统治工具，作用仅次于玉玺，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要超过玉玺。眼见司马懿逐渐将兵符牢牢握在了手中，朝中的大批权臣也纷纷投到了司马懿的帐下寻求庇护，或捞一杯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