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把某种人和“巧”字连在一起时，有褒贬的不同两义。有时是褒义，例如说某某人是“巧工”、“巧匠”、“巧媳妇”，便是说他们是手艺高超的工匠，是很有本事的妇女，绝无嘲笑之意。王熙凤让刘姥姥为自己唯一的女儿命名，刘姥姥想到的一个很吉利的名字，就是：巧姐。但巧字有时却是贬义，譬如说此人是“巧宦”、“巧吏”，乃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善钻营的官僚，绝无尊敬之意。潘岳的《闲居赋·序》说：“岳尝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潘岳的意思，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觉得一些好书良书，还要让那些不学无术而善于钻营的官僚“过目”、“审查”、“批准”，实在扫兴得很，以至于“废书而叹”。
在我国，从古到今都憎恶巧宦、巧吏等种种善于钻营的人。《论语·学而》所说的“巧言令色，鲜仁矣”，这种以巧言令色而媚俗、媚上的人，在孔夫子看来，是没有什么德行的。本文所说的巧人，也正是指这种人。
因为巧有褒贬二义，而且巧人有很多种类型，用时髦一点的话说，有许多层次，所以描述巧人时，也得小心，否则“打击面就会太大”。例如，我们常常称某种人为伶俐人，这种人就包含着一点巧，但巧中很不相同。有的人伶俐而善良，有的人则伶俐而歪邪，有的在伶俐中含有狡猾，有的在伶俐中则表现为聪明。伶俐种种，常常使人不容易分清。
《红楼梦》就喜欢用伶俐来形容人，并写了几个伶俐人。其中小红和贾芸这一对就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小红是林之孝家的女儿，宝玉的丫环，她有一头黑乌乌的头发和两只水灵灵的眼睛，就是不太得志。曹雪芹写道，她“心内着实妄想痴心地向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理弄理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齿的，那里插的下手去”。这就是说，尽管小红自己是伶俐人，但宝玉身边早已包围了一干别样的伶俐人，所以总是插不进宝玉的圈子。不过，小红毕竟是一个出色的伶俐人，还是想法入圈，并抓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王熙凤叫她传话。她知道这个凤姐非同寻常，立即在她面前表现了一下。果然被凤姐发现她“口齿伶俐”，便向宝玉把她要了去。从此，她便成了王熙凤跟前一个得力的丫头。王熙凤对李纨说：“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一对夫妻，一个天聋，一个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红楼梦》第二十七回)一直追求着小红的另一个伶俐人是贾芸。曹雪芹介绍说：“原来这贾芸最伶俐乖觉。”贾芸虽然伶俐，却太俗气。宝玉见他生得“出挑”了，说了句笑话：“倒像我的儿子。”他竟受宠若惊，认真地称起比他小四五岁的宝玉为父亲来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又改称叔父了。有一次他在去怡红院的路上见到小红，便一见钟情。他在大观园里，本来没有事做，但也因为伶俐，走了王熙凤的门路，孝敬了她一大包香料，终于谋得一个买办花草和种种树木的好差使。在当时，他就懂得走后门，运动运动“当权派”，不是伶俐人，能办得到吗？
小红和贾芸这种会做小钻营的伶俐人，可算是“巧人”的一种，属于小机灵的一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红楼梦》中的伶俐人很多，如果按其智力程度划分，可分为几种人：一种是智力最高的，可以称作智者。她们也伶俐，但主要特点是有智谋，如王熙凤、薛宝钗。另一类则是聪明人，如晴雯，她也伶俐，但她的特点不是机灵，而是聪明，因此显得更加可爱。晴雯和小红相比，更加脱俗，心机虽不如小红，但心境比小红美丽。这两种伶俐人容易被混淆。在王夫人眼里，晴雯正是伶俐过度而使她讨厌。《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交代晴雯的来历时说：“贾母见她生得伶俐标致，十分喜爱。”晴雯确实非常伶俐，但她在伶俐中却有一种高傲的气质。她偶然把宝玉的扇子掉到地上而被宝玉骂了一句时，她决不向宝玉让步，反而和宝玉口角起来，以至于宝玉气得浑身发抖。可是，到了夜里，宝玉又觉得自己不好，为了使晴雯高兴，故意把扇子送给她撕，她真的不客气，嗤的一声把它撕成两半。但是当宝玉打开扇匣，搬出扇子来给她撕时，她却笑着说，我也乏了，明儿再撕吧。晴雯和小红都伶俐，但是，晴雯的伶俐中没有对主子的媚态，她顶撞主子，着意撕掉主子的心爱的扇子，但她又有分寸，没有把整个匣子的扇都拿出来撕。仅仅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晴雯是另一种气质，另一种聪明。
我们所以称小红、贾芸为伶俐人，是因为他们的性格特点不是属于有智谋的伶俐，也不属于十分聪颖的伶俐，而是属于机灵的伶俐。而这种伶俐，往往带有一点心机，甚至还带有一点和智慧完全不一样的小狡猾。因此，伶俐人虽然常常有些巧主意或小花招，但由于缺少大智慧和内在的聪颖，所以很难做成大事。大成功者必定是靠大智慧，而不是靠小狡猾。如贾芸，虽然靠机灵走后门而谋得一个好工作，但是，他终于成不了大器。贾母死时，贾家男男女女都出丧到铁槛寺，他被“重用”留着看家，却没有看好，竟出了盗案。后来，贾琏到台站去省视贾赦的病，又托他在家照应，他又负了重托：除了招集一些朋友喝酒赌钱外，还出了一个怪招，想到可把巧姐儿卖给藩王作妾。贾琏回来后知道此事，非常气恼，并回明王夫人把他撵出了贾府。可见，只有一点机灵而无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的巧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想成就一点事业的人，决不能寄希望于小机灵上。那些有智慧和真正聪颖的人，哪怕缺少机灵，也不要紧。事实上，许多“大圣”真的“若愚”，心怀智慧而口不伶齿不俐，如孔夫子所说的“刚毅木讷”，但恰恰是这种有智慧的实心人，才能成为社会脊梁。
像小红、贾芸这种的伶俐人，只是一般性的巧人。他们并不属于像孔夫子所说的“巧言令色”之辈，因此，对社会的危害不会太大。在艰难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有点生存的小技巧，实在是社会逼出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应当给予理解。
和贾芸、小红这种小技巧不同的，有一种真正的“巧人”。他们运用的可不是小技巧，而是大技巧，这种人在古代被称为“乡原”(也称“乡愿”)，在现代则被称为“风派”。孔子和孟子都很痛恨这种人，孔子称之为德之贼。《论语·阳货》：“子曰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对乡原又有所发挥，孟子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矣。”万子问他：“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孟子回答说：“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
孔孟两位古圣人为什么对乡原如此深恶痛绝，后人有不少解释，而从《论语》、《孟子》原来对乡原的界定来看，这种人的主要特点表面上忠信、一副正人君子之状，实际又心藏奸狡，十分虚伪，很有一套混世欺世的巧术。这种人，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来说明，就是没有信念，没有特操，用各种手段对付世界的人。其实，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巧人。对于我国的两位古圣人，不管赞成不赞成他们的道德观，都应当承认，他们在当时是真诚的教育家和道德家，因此，他们要求人需要有道德信念。而乡原首先是毫无道德信念和道德诚意的，这样，根本就没有和他们讨论道德的前提，于是，孔老夫子感到特别头痛。
孔子谈论乡原是在谈狂人时引申出来的，当时孔子在陈国，没有见到什么贤人，上上下下找不到可交往的人，因此感到寂寞而想返回鲁国。回去之前，他说他倒是怀念鲁国一个名叫“简”的狂士，他说：“吾党之小子，狂简者，进趋于大道，穿凿之成文章，不知所以制裁。”当时有些人对此感到奇怪。这事其实正反映孔子宁可要狂人也不要巧人。因为狂人虽狂，但狂而有诚，狂而直行大道，有自己的信念和自己追求的目标，绝不靠政术、权术、心术为生。这种人和圆滑混世的乡原人相比，确实要高尚得多。孔子在陈国见到的大约是乡原太多，感到这些人特别令人恶心，所以才想到狂简这个小子。孔子能这样看人，在当时也不容易。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批判孔子最有力的鲁迅，不能接受儒家思想体系和这一体系所外化成的行为模式、情感态度等，但是，在对待狂人与乡原人的态度上，鲁迅和孔子则差不多。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狂人的态度是无须多论证的，他对乡原也是深恶痛绝。不过，鲁迅对乡原大的批判已更换了一套语言。鲁迅竭力批判的一种“无特操”的人，正是乡原。他在《吃教》一文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无特操，也就是没有信念，没有灵魂，没有品行。这样，产生对宗教的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吃”的关系，而不是“信”的关系。这就是不管什么“教”，只要它可吃——可利用，就食之用之，一旦食尽用尽，就把它当做废物扔掉。如同敲门砖，一旦敲开门，则把砖头抛入荒原。鲁迅说：“耶稣教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准风月谈·吃教》)由于对信仰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所以今天可以信甲，明天可以信丁，今天以崇儒，明天可以拜佛，没有信念可言。这种风气，在30年代的文坛上也很盛行，所以鲁迅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称为流氓。”(《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所憎恶的这种无特操的流氓，才是真正的巧人。他们的“巧”，不在于小伶俐，也不在于小狡猾，而在于有一套“术”。在政界，有政术、权术；在学界，有骗术、变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又有心术、关系术。这是一套巧术，巧人乃是操作这些巧术的术士。在他们的心目中，术高于信念，术重于灵魂和品行，有术就有一切。他们瞧不起那种书呆子和执著于真理的老实人，觉得他们只信苦修苦练的“熟能生巧”，乃是“愚”，而他们是绝不会愚的。他们相信“术能生巧”，所以他们是以术为生的大巧人。
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巧人”就变成了“风派”，不管什么风来，他们都有一套应变术，而且都有一套理论根据。阶级斗争的强风吹来，他们自然是坚定的革命战士；改革之风吹来，他们便“咸与维新”，又是改革的理论谋士；反“自由化”时，他们是急先锋；反“僵化”时，他们又是“中流”砥柱；激进时代里，他们的招牌是“红旗”；保守时代里，他们的招牌是“求是”。求实求是本是好的，是我所拥护的，但在风派手里，“求是”只是招牌、广告和敲门砖；倘若风向一变，他们的招牌肯定又得换。那时，我们便可知道他们是打着“求是”招牌的不老实人，即装着“乖人”样的巧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现代巧人”做一界定，即真正的现代巧人，乃是无特操的但富有政治技巧和人生技巧的江湖术士，即只知人间有术而不知人间有诚的巧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