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人论里，不少确实是讥讽的，但也有同情和辩护的。对于怪人、痴人、逸人等，我就给予辩护。
我的辩护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几年前，在我的文章里，就为之辩护过几次。那时，我发觉，中国怪人太少了，而千篇一律的人太多了。我向社会呼吁，应当尊重怪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保护他们独树的才能。一个社会倘若不允许怪人的存在，一发觉某个人有点异样，说一点与众不同的话，做一些不合流俗的事，就扑灭，那么，这样社会就难以产生杰出人才，只能产生庸才甚至奴才，这种社会就一定不会有什么生气。
“怪人”一词，无需多做解释，它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人们都承认，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人具有特异的气质，特异的脾性和特异的生活方式，这其实就是怪人。这种怪人，其长处和短处都异常突出。由于太突出，就使他们的性格与常人的性格产生很大的反差，也形成常人所没有的特别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是人们难以接受的故事，但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怪人所以难以使人接受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些“怪癖”。“怪癖”总是反习惯性思维，反习惯性行为模式，总是与社会的多数格格不入。因此，常常令人们感到“头痛”，称他们为怪人。这种人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尤其是艺术领域特别多。总之，所谓怪人，就是一种富有个性同时又有突出怪癖的人。
在文学艺术史上，被称为怪人的很多。有的直接被同时代人或后人命名为“怪”，如“扬州八怪”。所谓扬州八怪，是指清乾隆年间在江苏扬州卖画的八个代表性画家，一般是指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郑燮、李方膺、罗聘。他们所以被称作“怪”，是他们的画独具风格，和当时的传统画法不同，因此就被称为“偏师”、“怪物”。可是他们的写意花卉画却赢得抹杀不了的成就。所以被称为“怪”，常常只是和“正统”有别，突破正统的架构而已。如果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凡高、高更等在中国，自然也得被命名为“怪”，即使在他们故国的传统画家或鉴赏家眼中，也属怪人。所以怪人常常是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
中国最著名的文学怪人恐怕首先要推魏晋时期的嵇康和阮籍。这是一对著名的怪人。嵇康不仅有才能，而且身高七尺八寸，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但是他却毫不修饰，不爱洗澡，不讲卫生，他说自己“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因此，他身上长了许多虱子，痒了就不分场合地乱搔乱抓，一点也没有所谓知识分子的“风度”。特别古怪的是他喜欢“打铁”，他家门口有一条小河，河边有一棵柳树，他常在柳树下锻铁。他的锻铁，只是为锻铁而锻铁，所以分文不取地为邻里修铁器，但是，他却总是给当时的豪门名家难堪和碰钉子。例如，当时有个名声很大并深受司马氏信任而身居司徒要职的钟会，总想巴结他以点缀风流，于是便拿着自己的玄学论文《回本论》想请嵇康给他一点评价，但是他知道嵇康脾气非常古怪，怕碰钉子，就悄悄地走到嵇康家门口，远远地把文章掷了进去，然后转身就走。嵇康的道德文章，真使时人折服，因此他最后入狱时，有许多豪俊之士愿陪他坐牢；当他被判处死刑时，竟有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赦免。
与嵇康齐名的阮籍，也是个怪人。他有一双著名的翻转自如的“青白眼”，见到那些庸俗的助纣为虐的人，他就轻蔑地给一个“白眼”，这种特异的蔑视，常使礼教之士们非常狼狈。在他的母亲去世之后，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丧，但因为嵇喜和他的弟弟路子完全不同，甘愿依附朝廷，缺少士人骨气，因此阮籍就不顾吊丧时的礼节，给了一个“白眼”，把嵇喜气得够呛。然而，一会儿嵇康来了，他却很高兴，并报以“青眼”。他常常闭门读书，整日不出门，一旦走入山水之中，就终日忘返。有时他还自己驾着牛车出门，任牛拉着走，不管去向，常常走到无路可走的荒野处，才恸哭而回。他嗜酒时，常醉得不知身在何处，倒地就睡。他家附近有个酒店，店里的女主人年轻漂亮，他喝醉了就躺在她身边睡着了。而女主人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从不生气。他个性特异，写出的诗文也惊世骇俗，不同凡响，因此和嵇康一起，成为“正始文学”的双星。
嵇康、阮籍的“怪癖”和言论中的“惊世骇俗”，是他们性格的独立形式，这正是他人所没有的独立形式。当时的统治集团感到这种独立形式威胁着他们的“名教”，所以非除掉他们不可。可见，怪人而且怪得才华出众时是很危险的，他们往往被社会所不容。
在我国思想史上，有一些“怪人”也是被社会所不容。这种怪人，不见得是行为怪诞，而是思想特异，带有反经典的异端性，这在世俗的眼中，也属怪类。对于这种“怪”的铲除，也往往极不留情。例如明末的左派王门学群中，由于言论被指责为“诋毁圣教”，因此其中有几位的遭遇就很惨，颜钩被捕受刑，何心隐被杀，而李贽则被迫害死于他乡。以李贽而言，他的人品极好，很通人情，但由于他的言论，对于习惯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人来说，却是古怪而可怕，因此，他们便觉得不消灭这种异端怪人，天下难以太平，所以，他的书一再被焚。现代思想史家侯外庐所作的《中国思想史》，尽管此时看来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但他特别注意肯定“异端”思想家，也就是肯定思想界中之怪人，则是很可取的。
在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之际，出现了一个能充分理解怪人、容纳怪人的伟大教育家，这就是蔡元培。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是他把北京大学变成一所兼容并蓄、文化襟怀博大的现代大学。这不仅首创了一种容纳各种类型知识分子的文化机构，而且为中国留下一种尊重多元文化、鼓励多元文化竞赛的精神。而他的非凡之处，不是把这种精神抽象化，而是把这种精神具体化，具体到对各种文化人包括文化怪人的尊重。只要有真才实学，只要有一技之长，不管他们采取何种政治立场和文化倾向，他都一律择其所长，扬其所善，提供他们一种自由展示才能的场所和机会。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容纳的各种知识分子，从最激进的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到最保守的辜鸿铭，从自由派的胡适到国粹派的刘师培等，其立场非常不同，甚至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营垒，蔡元培一律爱其才识。当时这些人在“正统”文人眼中都属“怪人”。然而，如果这批“怪人”当时无存身之所或被剿灭，便没有中国现代文化。蔡元培因为能容纳陈独秀，所以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才得以生存并在他任校长之后发展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并酿成一场真正的现代文化革命，其对中国面貌的影响之大实在是难以估量的。而就在蔡元培主持的校园里，与《新青年》完全对立的一极也得以生存。当时刘师培、黄侃创办的《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华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揭起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蔡元培并不因为他们属于“落伍于时代”的怪人而加以排斥与压制。他的态度与后来的某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作者们给予的种种“反动”帽子大不相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怪杰”辜鸿铭的态度。辜氏有一件著名的事，就是当人人都剪掉辫子之后，他作为一个北京大学教授，却留着辫子。他的头发短而稀少，半黄半黑(因为他的母亲是洋人)，结成发辫，细得像小指头，垂在脑勺上，弯弯曲曲，特别古怪。他不仅留辫子，还主张中国要有皇帝。这也许受英国政治的影响。他早年留学英国，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了解英国的保守主义传统，可能觉得英国保留皇冠并不坏。但此时满清王朝已覆灭，他仍然替皇帝说话，甚至替慈禧说话，总让人觉得“怪”。他掌握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等多种语言，荣获过十三个博士学位。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学功课，但偏不介绍西方文化，反而满口“春秋大义”，致力于把中国古经典翻译成西文。他认为中国的“国粹”就是样样好，连随地吐痰，女人裹小脚，一夫多妻制也很好。他为一夫多妻制辩护，说这正像一个茶壶可以有几个茶杯，但女人不可多夫，这又像一个茶杯不可以有几个茶壶。他认为女人裹足好，也有一套理由，他说：“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唯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所以他特别喜欢闻妻子的“三寸金莲”，认定它是一帖“兴奋剂”，可激发灵感，每想写作时便连呼妻子“快来呀”。而对于他的二夫人，日本籍的蓉子则视为安眠剂，没有她，便寝不安宁，通宵失眠。辜鸿铭这些“怪癖”，在我们今天看来，一定觉得太过分。确实，如果在一个不宽容的人文环境中，一定难以接受这样一个怪癖多端的知识者。然而，蔡元培不仅给这种人以存身之所，而且十分尊重他。他知道在这个怪人身上有一些极宝贵的特殊的才能，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化的传播可能做出他人难以做出的事情。因此，他保护了他。现在想来，辜鸿铭的一条长辫子和喜欢闻妻子的脚等种种怪癖，其实于人于社会并没有什么危害，也没有什么可怕。倘若当时因此而扼杀他，剥夺他把我国的经典古籍翻译介绍到西方的权利，岂不是真正的愚蠢吗？
蔡元培能尊重和理解辜鸿铭这类怪人，真是难能可贵。蔡元培这样做，绝不是一种“策略”的考虑。对于个人来说，这完全反映出他的一种博大的文化情怀，一种深广的精神境界：对于社会来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社会健康和充满活力，使人才得到保护，使学术文化得到存身之所和发展之所。我相信，只有允许“怪人”存在，才能出现人才甚至是天才，而一味扑灭“怪人”存在的社会，则只能产生庸才，甚至奴才。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同一个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时代里，教授们都有很多故事，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的人物，都有许多故事。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些教授，如顾颉刚、梁漱溟等，也有许多故事。然而，奇怪的是，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几乎没有故事了。他们除了教学、著书和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之外，顶多还留下一些“思想改造”中的笑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为什么故事从教授们的身上消失了呢？为什么知识分子突然变得乏味了呢？现在想起来，已不难回答。在1957年连主张“独立思考”都会被打成“右派分子”，那么知识分子还可能有独立的存在形式和相应的故事形式吗？还有，不断地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自我交心，把心都交完了，还会有什么个性和属于自己的语言呢？一切怪癖、一切棱角都被强大的政治运动辗碎了，自然，故事也被辗碎了。
想到这里，真觉得有点怪癖实在可爱，而且觉得，保护怪人，真是光明之举。难怪１９世纪变革时代杰出的政治评论家、英国哲学家穆勒(JSMill)这样为怪人辩护——他认为由于“现在遍世界中事物的一般趋势是把平凡性造成人类间占上风的势力”，所以怪人少了。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只要仅仅是不屑苟同的一个例子，只要仅仅是拒绝向习俗屈膝，这本身就是一个贡献。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癖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癖才更为可取。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怪癖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癖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独行怪癖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论自由》第7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写到这里，得声明一下，我并不是说一切怪人都好，都是天才。怪人也有正邪之分，深浅之分。如果一个人“怪”的方向是以奇异的才能去吃人，去凌辱人类、践踏人类，那自然不属于我辩护的范围之内。分清怪人的邪正深浅，另有一番学问，还是留给别人去阐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