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纪，从西方到东方都产生了大群的分裂人。人类走到此时此刻，突然感到整体精神破碎了，统一人格消失了，灵魂的天空裂成两半，甚至裂成碎片。刚刚宣布上帝死了的哲学家们，紧接着又宣布人的主体也死了。于是，对人的否定性思维到处流行，而作家笔下则是“失落的一代”和“迷惘的一代”。
在这个世纪之前，分裂人自然也有，文学作品中的分裂人形象也有。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都是令人解读不完的分裂人。哈姆雷特爱父亲也爱母亲，然而他的母亲和他的叔叔乱伦并杀死了他的父亲。于是，哈姆雷特心灵中爱的整体世界分裂了，爱的一半化作恨，并鼓动着他去为父亲复仇。他就在复仇与不复仇的两项选择中痛苦到极点。他爱他的父亲，所以渴望为父亲复仇；但他又爱母亲，意识到复仇将给母亲带来不幸。于是，他动摇，犹豫，彷徨，完全陷入精神困顿与精神分裂之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让他笔下的人物直截了当地宣布，人的灵魂里本来就有两个互容又不互容的深渊，分裂不可避免；这两个深渊时时在碰撞，在冲突，也时时在对话，在论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者巴赫金(MBakhtin)就捕住了“对话”的特点，把陀氏的小说命名为复调小说，而高尔基则批评陀氏的“分裂”：无产阶级文学导师很难接受分裂人。
人类走到了20世纪之后，他们发现，哈姆雷特那个至高至尊的完整的父亲死后一去不复返了，连鬼魂也不再显现了。而母亲的那种乱伦普遍化了，性成为社会的解放者，文学的动力源，乱伦的概念需要解构。到处是肉人，到处是恶之华，到处是暴力的凯旋。人类手造的工业文明成了自己的精神之坟，摩天大楼成了自己难以逾越的高墙。人类一面制造了比普罗米修斯还强大的原子弹，一面被自己制造的“天火”吓得连滚带爬地钻入防空洞。亚当与夏娃的后裔，一会儿是英雄，一会儿是胆小鬼，一会儿是制造机器的设计师，一会儿只是机器中的一颗渺小的牙齿。人类感到自己的大荒谬，并在自己手造的世界面前发呆，发愣，发疯了。于是，到处有分裂人的故事。艾略特(TSEliot)笔下的荒原(The Waste Land)人，他看到身外是无比繁华的文明世界，而身内则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的“荒原”。乐园是实在的，荒原也是实在的；层层叠叠就在眼前，空空荡荡也在眼前。现代人一半在乐园中，一半在荒野中。于是他们开始对自己创造的文明家园感到陌生，感到滑稽，他们不认识家园也不认识自己；这个家园剥夺着他们存在的意义，企图把他们置于死地，用各种神圣的理由判处他们死刑。于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自己故乡中的他乡人，是文明家园中的异己者，他们感到存在的荒谬和本质的荒谬，并嘲弄这种荒谬。他们认定只有在死亡的那一刻到来的瞬间才接近快乐，但在这一刻到来之前，他们还是紧紧地抓住生。这就是加缪(Albert Camus)小说《异乡人》(The Stranger)中的另一种分裂人。而贝克特(Samuel Beckett)笔下那个“等待果多”(Waiting for Godot)的过路人，则总是在等待，也总是在失望；失望了还等待，理想破灭了还等待，等待就是唯一意义。“等待”也分裂了，等待的仿佛是虚无，仿佛是实有，即使是虚无，也还是要等待；等待一半是欺骗自己，一半则是证明自己。分裂人其实最深刻地感知到现代社会的荒谬和自身存在的荒谬，但又不甘心于被荒谬所吞没，于是，他们便在反抗荒谬中寻找生与死的意义。只有了解分裂人，才能了解20世纪。
西方的分裂人正是现代社会中患有所谓“现代人的精神病症的人”，但在西方，它又几乎成了现代人的精神特征，他们几乎都感到物质与精神的分裂，灵与肉的分裂，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他们的精神无所依归，一切精神原则都陷入混乱，一切都变得模糊，变得很不明晰，连人的生存准则、人的性格也不明晰。现代的分裂人可不像哈姆雷特有一张明晰的痛苦的脸，他们可不那么痛苦，即使痛苦，他们也不忘玩玩笑笑。反正他们的性格已不太清楚，至于脸面，那是可以复制的，影坛巨星玛丽莲·梦露的脸就被画家复制了无数张。一切的一切，只剩下语言。语言就是宇宙的本体和人生的本体。信仰，真理，历史，未来，主体，全是虚无，唯有语言是唯一的实在。一切都取决于你怎么说，怎么解释：哈姆雷特母亲的乱伦也许是对的，也许她正是自由社会的先驱者；哈姆雷特的叔叔恐怕也是对的，也许他正是爱的典范。哈姆雷特再也无须举起他的剑，人本来已被劈成碎片，人只是片刻的存在，片断的存在，早已不是整体的存在。
当分裂人在西方迅速繁衍的时候，东方的中国也诞生了自己的分裂人。但中国的分裂人不同于西方的分裂人。当西方的分裂人已厌倦于自己手造的现代文明，而对旧时的古典文明重新怀念的时候，中国的分裂人刚刚对现代物质文明展开狂热的追逐，并为这种追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被传统文化所构筑的完整的精神天空破裂了，而且此后无论“女娲”怎么修补也无济于事，这将是永远的破裂。
此时此刻——世纪末的中国人，经受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破裂的苦痛，在精神上常有一种丧魂失魄之感，找不到一个精神支撑点。他们像空中盘旋的鹰，飞来飞去，就是找不到一个落脚点。
所以会感到“丧魂失魄”，是因为在这百年中，中国人丢了几次魂。一次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五四”运动乃是审父运动，即审判父辈文化和祖辈文化的运动。彻底的不留情的运动，把祖坟刨了，把作为国魂的儒家学说刨了。刨了旧魂之后，本想以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作为新魂，所以《新青年》一开卷就有陈独秀所作的《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可惜，这个魂刚刚引入，就被更强大的灵魂系统所代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过奋斗，马克思主义果然成为中国的立国之本和立民之魂。下半世纪，大陆不断地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就是旧魂换新灵的革命。可是，中国的一些蠢笨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压人、整人的大本本，使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一落千丈，结果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一种学说还在社会中起作用，但已不是中国人的身内之物，即不是灵魂了。这样，三种灵魂、三种精神资源全变成若有若无，若即若离，这自然就使人六神无主，感到丧魂失魄。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要么以佛为魂，要么以道为魂，要么以儒为魂，不管儒、道、释造成多大的问题，但魂是统一的，并不破碎。“五四”运动之后，改革家们一面审判自己的传统文化，一面引进西方文化，每个人的脑子中，一面是祖辈文化的影响尚存，一面则是异域文化大量涌进，于是，两种文化就在脑子里冲突、碰撞、斗争，整体的儒者人格变成了非整体现代人格，整体人就变成分裂人了。
因为现实中的分裂人很多，所以文学作品中的分裂人也多起来了，现代文学的开山小说《狂人日记》，其主人公就是一个分裂人——一个从祖辈文化的胎盘中裂变出来而大哭和大控诉的分裂人。这之后，鲁迅笔下又有许多分裂人，“孤独者”魏连殳，是其中非常深刻的一个。孤独者的痛苦就是两种文化互容又互不相容的分裂的痛苦。他一面要告别过去，向过去宣战，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向过去屈服，躬行自己所反对过的一切。他两面受敌，在新、旧力量的夹缝中受选择的痛苦，偏偏夹缝又越来越小，最后只能咀嚼自己的分裂与孤独。在鲁迅《野草·影的告别》里，“我”宣布：“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没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这个“我”，就是挣扎在光明与黑暗之中的人。魏连殳也是这种孤独地挣扎在半是希望半是绝望之中的分裂人。鲁迅之外的其他重要小说家，也写了各种在新旧中动摇、挣扎、自我搏斗的分裂人，丁玲的莎菲女士，巴金的高觉新，都是很痛苦的分裂人。以高觉新来说，他总是处于新旧文化连接交织在一起的两难境地。他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阴森可怕的家宅，但他的内心又憧憬新的文明，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他不得不一次次妥协，一次次扭曲自己地做人，但他的痛苦和难言之隐总是不被他人所理解，最终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理想埋葬，为那个没有希望的家牺牲了自己的希望。
在当代文学中，分裂人的形象少见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又看到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这也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所造成的“分裂人”。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大地主家庭。少年时，他就有点反叛意识，这令他母亲非常惊慌。惊慌中的母亲竟然唆使他抽鸦片，以此窒息他走向新生活的意志。后来，他上了大学之后，又去欧洲留学，归国后又做了大学讲师。他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出洋，一看到另一个世界，就麻烦了。他开始看不惯故国现实中的一切，认为自己婚后的家是沉淀着上千年的野蛮、残酷、愚蠢和污垢的家，是难以容忍的地狱，而另一方面，祖辈文化的魂魄又在他的骨髓中。于是，他总是浮动挣扎于新旧之间，承受着种种严酷的精神审判和精神折磨，最后，不仅一生一事无成，而且精神人格也完全分裂变形了。
当代文学中像倪吾诚这种分裂人的形象极少，这是因为中国作家找到马克思主义之后，已有了确定的统一的主义。作家有了确定的主义，就把“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前提，作品便成了“主义”的转述。于是笔下的人物也从分到合，性格愈来愈高度统一，到了最后，赢得“主义”的英雄人物变成毫无精神裂痕，十全十美的“高大全”人物。可惜，这只是抽象的寓言品。
上述种种分裂人，都是精神深层面上的分裂。有这种分裂，恰恰是精神世界比较复杂，比较丰富的人。所以，分裂人并不是现实社会中那种简单的两面人，那种两副面孔或多副面孔应付社会的人。那种人的两面是适应社会的技巧和策略。所谓两面，就是一面好，一面坏；一面善，一面恶；一面真，一面假。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judgement of values)。而分裂人的“分裂”，不是价值判断，它是一种内心的冲突(inner complict)。一种精神世界的内在图景。两面人没有这种图景，没有对世界深刻的感悟，在他们的灵魂世界中并没有文化意义的冲突和对话，自然也没有现代人的精神特征。
面对现代的分裂人，我们只能去理解他们，何况，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分裂人群体中的一员，常生活在矛盾中，绝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不过，我们可看到西方的现代分裂人与中国现代分裂人精神冲突的内容很不相同。西方的分裂人，既然对19世纪的物质文明感到失望和迷惘，自然就向往起以往的文明，所以，分裂中总有一些怀旧感(nostalgia)，包括后现代主义者的“并置”(just a position)，也正是把时间空间化，把旧的、历史的景观与现代的景观并置，让历史凝固在最时髦的建筑群中。而中国的现代分裂人则与哈姆雷特一样，总有一张沉重的脸，因为他们也和哈姆雷特一样，充满痛苦感，而且也是选择的痛苦。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新起的年轻作家们，他们已开始长出一双“荒诞”的眼，笔下也出现了一些类似西方现代分裂人的形象。他们的脸上已不再沉重，而是笑笑玩玩；面目也不明晰，但他们对于人生的荒谬感觉却很清楚。在他们看来，人一生下来就是荒谬的，因为你来不来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不来也得来。既然来了，也无法按照你的意志去生活，只能陷入永恒的怪圈中，又是“你别无选择”(刘索拉)。正像当代美国作家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22条军规》(Catch22)，被军规所制约的军人怎么走也走不出怪圈。按规定完成了任务就可以离开战争，可是，无论怎么努力也完成不了任务，想尽办法也无法摆脱“军规”这个荒谬的陷阱。道是人可以改造环境，偏是人被环境所改造；道是我说语言，偏是语言说我；道是人制定军规，偏是军规制定人。你企图像贝多芬说的那样去扼住命运的咽喉，偏是自己的咽喉被命运紧紧扼住。既然生下来了，既然是人，就有欲望，而欲望偏偏又是无穷无尽，不可收拾，不能进“围城”时，想尽办法入围，进入之后，又想尽办法突围，永远不知了结，也不知如何了结。中国当代的分裂人，已发现人是荒谬的怪圈，于是，敏感的作家便抓住这个发现，描述出分裂人迷惘的世界。在什么都很鲜明的国度与文坛里，突然见到一些不明晰的异样的脸孔，使人兴奋、激动，批评家们便称他们为先锋、前卫，而这些先锋派和前卫分子，其实也正是分裂人。所以，要了解20世纪的精神现象，特别是文学现象，研究“分裂人”就变成一个重要课题，也许我们的后人在几百年之后反观历史时会说：20世纪，其实正是分裂人的世纪，因而，也是一个神经质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