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你描述了那么多种类型的人，那么，你自己属于哪一种人？我想了想，回答说：我属于隙缝人(man in crevice)，也就是在社会的隙缝中生存和思索的人。
前一些时，有些朋友在谈论边缘文化，而且说自己是边缘人。边缘文化乃是与中心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概念，也可以说是对抗中心文化的一种策略。但是，边缘文化一旦发展，也可能取代中心文化，变成别一种风貌的中心文化。而我自己的感觉是无论处于中心或处于边缘，都没有自由，没有路，只有夹缝。即使处于边缘，也到处是高墙，到处是峭壁，也只能在隙缝中求生，所以，与其说自己是边缘人，还不如说自己是隙缝人。
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根本没有路，更没有什么金光大道。对于知识者来说，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高墙峭壁；一种是高墙之间与峭壁之间的隙缝。知识者就是活在隙缝中的人。
在社会上，强大的政治集团、经济集团都是高墙峭壁，知识者很难生活在他们中间。紧贴在这种高墙厚壁上，作为墙壁的一部分不是真正的知识者。而社会中又是高墙林立与峭壁丛生，所以知识者只能在高墙峭壁的隙缝中生存和发展。
社会中有隙缝，对知识者来说，实在是很幸运的。在中国，知识者最活跃的时候，即学术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正是在社会留下比较多隙缝的时期。例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时期。这些历史时期，社会上没有一个政治集团能形成一种绝对的中心，没有一种政治权力足以把社会形成一个严严实实的统一体，这样，社会就有了许多隙缝，知识者就可以在这些隙缝中自由地说话、思想、写文章。在这种时期，“政府”有点“失控”，管不了知识者的头脑和嘴巴，知识者就可以“乘机”自由地表达思想，所以学术反而繁荣。缺少统一权力和统一权力下的统一意志统一步调，在当权者看来自然是“不幸”，而在知识者看来却是“幸”。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是指国家在遭难时诗人反而赢得许多特殊的体验。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就是国家的失控反而造成作家发挥才能的机会，这也是一种幸。这大约正是李泽厚所说的历史悲剧的二律背反。所以，作家诗人总是与执政的政治家有冲突，政治家常常觉得作家诗人喜欢捣乱和唯恐天下不乱。在国家的苛政苛到没有一点诗人作家立足的隙缝时，作家诗人也许真的会有这种“坏心眼”。因为作家诗人实在是一种爱说话爱写作的隙缝人，太高度统一、高度一致，全国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大家都说一样的话，他们是绝对受不了的。
当然，在高度统一的绝对权力下，作家诗人也可以存在，但这就要有一种本领，即要在一种几乎没有隙缝的隙缝中硬是存在和伸展。鲁迅多次把旧中国的文学艺术比作大石重压下的萌芽，他们只能从大石这种几乎没有隙缝的地方硬是弯弯曲曲地生长出来。这一比喻是很恰当的。后来，我发现在我生活的年月里，能生活在金光大道上的中国作家极少，许多作家均属大石下的隙缝人，在难以作诗作文的压力下，还硬是挤出一些诗与小说来，真不容易。
想想中国的历史，更觉得中国知识者不容易。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总有大一统的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这两种霸权一结合，就没有一点隙缝。在这样的时候，倘若知识者还硬要说话，就得进文字狱，甚至要被剥皮或油炸。因此，中国知识者常常得等到山崩地裂，在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瓦解的一瞬间中，才活跃起来。然而，这毕竟是历史的瞬间，机会不多。所以有灵气并想要表达自己个性的中国知识者一般都很苦，能有出息的，大半都有一本“辛酸史”与“血泪账”。
对于知识者来说，西方世界似乎隙缝多一些。西方国家高度统一的时间较少。许多国家有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对峙，有对峙就有空隙。还有许多国家历史上长期“诸侯”称王，贵族分封，例如德国，版图并不大，但高度统一的局面是近代的事。这种情况，就给知识者留下许多隙缝。德国出了那么多大思想家与大文学家，也许与此有关。倘若他们也像我们的秦王朝与秦以后的统一霸权，那么，像康德、黑格尔这种庞大的哲学身躯，恐怕就没有存身之所。
现代的西方国家，政治文化霸权没有那么绝对和统一，所以隙缝总的说来就比东方大一点，因此，它允许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幅度就宽阔一些。但也仅仅是大一点，还是隙缝，不能说是金光大道。西方也有西方的高墙与峭壁，只是这种高墙更多是金钱铸造的。没有钱，作家诗人就难以存活，为了存活也常常弄得筋疲力尽。发展下去，西方的隙缝也可能被金钱所塞满。金钱，真不知扼杀了多少天才。所以，对于知识者来说，西方其实也没有金光大道，也只有经济集团与经济集团之间的隙缝，因此，知识者也得学会在隙缝中生存。有的国家时而有隙缝，时而没有，就说德国，在希特勒“高度统一”时，就变成铁板一块，绝对没有什么缝了。所以爱因斯坦、布莱希特(BBrecht)、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大知识者都流亡到美国，他们全靠美国提供的隙缝实现了自己的天才。20世纪流亡文化流亡文学很发达，就因为现代科技发展之后，交通方便一些，知识者可以从没有隙缝的地方找到有隙缝的地方。所以，流亡文化也可以说是寻找隙缝和在隙缝中生长起来的文化。
当隙缝人未必是坏事。自知生存于隙缝之中，反而少有走金光大道的非分之想，不会以所谓“豪迈”、“跃进”来代替真实的生活，这样，就会比较富有实际精神地对待复杂的世界和艰难的人生，充分地培养的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从而获得适应世界与建设世界的能力。
在地球上，就一个民族来说，典型的隙缝人是犹太人。世界不仅没有提供给他们任意驰骋的金光大道和广阔天地，而且在好长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立足之所。现在他们有了以色列国，但也只是个“弹丸之地”。而这一弹丸之地，也是硬生存于世界的夹缝之中。至今还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更是生活在其他民族的隙缝中。然而，犹太人的奋斗精神和生存能力以及他们的智慧，是人类社会所熟知的。希特勒残暴地屠杀犹太人，不允许他们生存在德国的隙缝中，自然也包含着对犹太人的恐惧。20世纪中国人最崇拜的马克思、爱因斯坦，都是犹太人。可是，他们也只能在隙缝中生存，所以都曾被挤到国外去流亡，自称“世界公民”，其实，他们也只是在另一个地方找一栖身的隙缝。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们表现出超人的大智慧。所以我说知识分子是隙缝人，并不是气馁的话，而是承认和面对一种真实的存在，然后去创造更有意义的存在。
承认自己是隙缝人，还有益于自己的品行和文章。既然承认自己是隙缝人，就不会自以为高人一等，嘲笑别人在夹缝里求生，文章自然就平和一些，少点老爷太太的腔调。人贵自知之明，能够自我认识，能知道自己乃是隙缝人，自然就不会相信那些乌托邦，也不会飞扬跋扈，自然也不会有那么多激昂慷慨的空洞之气。我相信，承认自己乃是在夹缝中求生的人类的一员，自己无法摆脱人类这种生存的总方式，一定会比中心人和自以为是中心人的非中心人清醒一些，谦虚一些，理性化一些，也一定会安于处在历史的角落，乐意充当历史的配角，从而从容、安静地自我调整和自我思索，做出一些有别于“气”的更切实的工作。
有别于“气”也就是有别于情绪化的东西，可能正是结结实实的智慧。何况，承认世界上只有隙缝而没有金光大道，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没有这种任意驰骋的大道，反而会认真地想出一条可走的路，有别于他人的切实可行的路。
说知识者是隙缝人，并不是说知识者在隙缝中注定像蚂蚁一样，只会求生，不能求胜。其实，知识者虽然身在隙缝，但心还是可以驰骋四面八方的。他们可以透过隙缝看到大千世界，可以在隙缝中思想、玄想、幻想、冥想，可以找到广阔的思维空间。所以知识者虽然是隙缝人，但往往又是博大的思想者。知识者对于隙缝外的一切，包括对纵横捭阖的帝王将相，也可以做出精彩的历史评判，其精神力量绝不在专制者之下。所以，有智慧的人，还是宁可当隙缝人的，决不会认为自己注定是蚂蚁。
前几年，我和许多朋友喜欢讲多元化，反对一元独断。现在想起来，所以喜欢多元，其实也有私心，因为知道在多元的竞争中，就可以给自己和其他喜爱独立思索的朋友多一些思想的隙缝。知识者其实是很怕某种思想独尊的一统天下的，一旦世界像一块铁板，知识者哪里还有存身之地呢？这一点又和有雄心的政治家发生冲突。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常常为了天下的大一统，不惜进行流血战争，而知识者决不会喜欢大一统的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他们知道，这种霸权意味的是什么。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承认自己是隙缝人之后，心里平静多了。承认在夹缝中挣扎奋斗仍是人生的常态，就不会想入非非。以往我常把社会人生想得太理想，以为生活真的是“金光大道”，这样，就缺少挫折与失败的心理准备；现在明白了，反而不易气馁，真的可以“不屈不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