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吕氏春秋》
刘秀（公元前6—57年），汉族，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开国皇帝，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西汉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西汉皇族后裔刘秀与兄在家乡舂陵乘势起兵，与众英雄并争天下。25年，刘秀在河北登基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经过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绿林、赤眉、隗嚣、公孙述等诸多割据势力和为数达百万的大小农民起义军，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纷争战乱20余年的中华大地再次归于一统。天下定后，刘秀推行“偃武修文”的国策，发展生产、大兴儒学，从而奠定了日后东汉王朝近200年的基业。
秦汉盛行厚葬，而皇帝和达官贵戚更甚。存世知名的秦始皇陵、河北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都是明证，帝王陵墓常常要耗费无数的民力和财力，像汉成帝修昌陵，“多赋敛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匱竭”。然而，皇帝也不可一概而论，像西汉文帝和东汉的光武帝，不但能戒奢崇俭，而且力倡薄葬为天下先。这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厚葬成风的汉代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建武七年（31年），光武帝下诏：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送终之义。
世俗以厚葬为德，然而，丧乱之际，厚葬的陵茔坟墓却都被盗掘，反而有违孝子的初衷。以此，光武帝倡导薄葬送终，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建武二十六年，他为自己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不知该如何安排。光武帝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规定寿陵的面积不要超过二三顷，不要起山陵，陂池只要能流水就行。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去世。死前特地下遗诏，以为自己无益百姓，要求身后丧葬皆如汉文帝时制度，务从约者。刺史、两千石地方长官都不得擅离城郭，也不要派专人赴京，不要发唁函。
故事感悟
古人世俗都以厚葬为光耀的事，所以改变世俗观念是很难执行的。刘秀身体力行，倡导薄葬，实乃为国家社稷、百姓的生存着想。以己之力，排除是非观念，实在是简朴廉政的先锋。
史海撷英
刘秀偃武修文，励精图治
自新末大乱到天下再次一统，历经近20年的时间。此间百姓伤亡惨重，战死和病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到刘秀再次统一天下之后，天下人口已经是“十有二存”了。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的恢复和发展，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使得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400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样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2000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刘秀率文武百官数千人，来到泰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封禅大典。归来之后，刘秀下令改次年为中元元年，以示功德圆满。泰山封禅后的第二年，即中元二年，刘秀驾崩于洛阳南宫前殿。去世前，刘秀自称无益于百姓，诏令薄葬，时年62岁，在位33年。
文苑拾萃
《论光武》译文
诸葛亮
曹子建（曹植，字子建）评论光武，其将难与韩信、周勃相比，谋士则不如张良、陈平。世人谈起此论，也以为然。我（诸葛亮）则认为他的言论虽然确实是想盛赞光武之德，但却贬低了那一代群英。为什么这么说呢？遍观云台28将，以及未列其中的马援之类的人物，都是忠贞智勇，无所不备。认真地论述，并不逊色于汉初那些人。之所以张良、陈平显得特别突出，是由于刘邦行为比较粗疏，所以张良、陈平得到非常的信任，韩信、周勃得以横行于外。俗话说：“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却可以用来形容二人。光武神明勇略，出于天赋。运筹帷幄无出其右，其他人只是与他谋同议和，共成大业而已。光武称赞邓禹说：“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赞叹吴汉说：“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与群臣议事，认为马援的想法总是与自己不谋而合，这都是明君深知臣下的体现。光武的将领并非不如韩信、周勃，谋士也并非逊于张良、陈平，这是因为光武高瞻远瞩，有把烟囱改成弯的、事先搬走炉灶旁边的柴火以免发生火灾那样的明智；刘邦粗疏，所以陈平、张良、韩信、周勃能焦头烂额地立功（即火灾已发生后才把大火扑灭的功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