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激进主义依附论。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认为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和卫星国中心—农村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外围”的发展与“外围”与“中心”的联系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张一种外围与中心“脱钩”。阿明的理论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
（2）改良主义依附论。卡尔多索指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因此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3）主流依附论。多斯·桑托斯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依附研究的重点应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当代有三种依附形态，即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
55.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具有单一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的实体。
第一，世界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有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作为其存在的基础。世界经济一旦形成，便围绕两个对立关系运行：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理空间的相对位置，即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而“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则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资本积累过程中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运转的基础。
第二，多重国家体系，即世界体系的政治层面。沃勒斯坦认为，国家自产生起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之中，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因之成为核心国家。二是边缘地区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和过多的生产力，因之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立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出现了弱国。这一过程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在扩张过程中，各经济角色及其地域也发生了变化，有边缘区上升为半边缘区的、半边缘区上升为中心区的正向变化，也有某些国家经济地位下降的逆向变化。
第三，文明是指特殊的世界观、习惯、结构和文化等形成的整体。在这种意义上文明是多元的、历史的，是作为一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存在的。文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已经发展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把信条个人化和普遍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存在多种文明，但自牛顿力学产生以后，即近代革命和科学至上主义风行以来，“追求科学”成了文明的象征，这一思潮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扩展，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种文明长期压抑其他非西方文明。那些处于边缘区域的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区域，因而对于核心区域所创造的文明处于一种微妙的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则很难享有这种文明带来的好处，如果接受则意味着放弃以前所具有的文明。
56.先验理性主义
指行为者的理性是预先设定的，即在没有历史、经验和实践互动的情况下，行为者被事先设定为具有理性的特征，能够确定自己的利益和对利益的威胁，根据这种判定考虑可能的政策和政策结果，也能够采取以最低成本实现可能实现的最大利益行动。先验理性的根本一点是排除了理性的社会属性，预设行为者的身份或者是特性是给定的，是外在于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亚当·斯密市场中的公司、沃尔兹系统结构中的国家和基欧汉制度体系中的国家都具有这种先验理性。
57.后实证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
后实证主义的国际理论尝试结合各种形式的安全问题，主张国际关系是以研究外交事务和关系为主的，国家和非国家的参与者都应该被包含在内。与一般研究高层的国家政治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也应该研究世界上较为平常的国际政治———包含了高层与低层的政治部分。因此，一些议题，例如性别（通常以女性主义为名，凸显女性附属于男性的关系）和种族（没有国家的参与者，例如库德族或巴勒斯坦人）都是与国际安全有关的，替代了传统上专注于外交和战争的国际关系研究。
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经常明确地提倡一种伦理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基准。这在传统的国际关系里通常被排除，因为实证主义的理论在实证的真相和判断的基准之间已经划清了界线，而后实证主义者则主张理论是由现实所构成的。换句话说，由于不受权力影响的知识并不存在，因此完全独立而真实的理论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后实证主义理论并不试着按照科学或社会学的方向进行。相反地，它试着以研究有关问题的方式来讲述国际关系，以判断国际现状是如何提升某些权力关系的。
58.软制衡论
概而言之，软制衡论的基本假定就是在权力极端不平衡的条件下，针对霸权国的非军事手段的制衡，是大国间权力互动的主要形式，并有可能成为实现均势的准备阶段。软制衡也是一种现存的国际政治现象，即针对美国的超强实力和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行径，世界各主要国家并没有直接挑战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而是采取非军事手段延迟、阻挠和破坏美国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拒绝让出领土和领空的使用权，从外交上进行周旋，从经济上进行阻挠和破坏，通过行动表明相互制衡的决心。
对“软制衡”现象作了最具代表性和最为理论化解释的要算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佩普认为，在单极体系条件下，霸权国的行为模式更容易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感，从而使这些国家产生较强的“制衡”意愿。不过，在力量极端不平衡的情况下，要进行“硬制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霸权国的权力优势是如此突出，以至于只有绝大多数二等强国或者体系内其他所有国家都联合起来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而在这样一种力量对比下，各国的联合相应地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这种联合过程不能是渐进式的，而只能是所有国家在同一时间全部参与进来。这是因为，只有所有国家同时参加，这种联合才是安全的；否则，那些牵头的国家将担心在其他国家不予配合的情况下会遭到霸权国的强烈报复。在这种担心的作用下，国际社会中原本就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将变得更加突出，相关各国可能会踟躇不前，制衡霸权国的均势联盟也将因此而无法产生。
59.新帝国论
“9·11”之后，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思想或战略取向，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美国实力超群。当今的美国是自从罗马帝国消亡以来最为强盛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非物质领域，对于其他大国都享有全面优势地位，是可以堪当“新帝国”角色的唯一超级大国。所以美国决心接受新的挑战，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其帝国的重任。
第二，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面临着全新的威胁。至少在近期，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其他大国的挑战，而是失败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全面崩溃和失控，成为贩毒、走私、非法移民的孳生地以及恐怖主义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庇护所，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稳定的巨大威胁。小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称，在如今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来自衰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此作出反应，应对日益增长的“失败国家”的威胁。
第三，更新手段，维护美国安全，实现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稳定。传统的手段比如外交努力、经济援助乃至武力威慑都已经不再有效。例如，由于存在着广泛的腐败和国家职能的崩溃，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已经不能帮助其摆脱困境；“失败国家”没有自己的领土和人民，传统的武力威慑政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美国将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者”，其政策选择包括：把美国的领导地位与现行国际体制下的国际合法性结合起来，摆脱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繁琐程序，建立美国主导、基本反映美国利益的国际管理体系，其中美国可以任意采取行动，其直接体现是“先发制人”战略；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
60.怀特的三种思想传统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报代表人物马丁·怀特在总结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思想传统。
一是现实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与生俱来，否认国际社会的存在；二是理性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依据理性和规则可以维持基本的秩序，设法相处下去；三是革命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相信人类的完美性，最终会形成人类共同体，使人类得到满足和自由。
61.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主张使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家关系，其科学哲学基础是科学实在论，主要观点包括：①人类行为存在着可以认知的规律；②通过实证研究，可以检验、证实这些规律；③强调研究过程，注重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可信性；④在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是可能的，主张研究过程不要受价值标准影响；⑤建立不同于应用性研究的纯理论。
62.保守主义的五块理论基石
保守主义的五块理论基石为：①集体优先于个体，②尊重传统和权威，③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悲观估计，④理想社会应建立在不同社会等级和地位的基础上，⑤对私有权的大力强调。
63.搭车战略
搭车战略是指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果出发，以减少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二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少甚或消除来自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历史表明个别搭车者甚至有可能最终上升为驾车者。
64.冷战思维
冷战期间形成的一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以及以零和关系分析国际安全的观念，认为敌对国家的实力不平衡是对国际安全最主要的威胁，与自己政治制度不同的敌对国家如果强大则更危险；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是压倒敌对国家或集团的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方法是扩军和加强军事同盟或采取遏制政策削弱敌方力量。
65.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是针对冷战后安全威胁变化的需要，中国提出的一种新的安全观念，包括四个方面，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①取决于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一国是否成为威胁取决于一个国家奉行的内外政策；②构成国际安全的基本条件：共同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③维护持久安全的方法：扩大共同利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和加强经济合作；④安全合作的原则是不针对第三方、不干涉内政和平等协商。
66.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是指世界各国在政治上平等民主，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交流共进，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和谐世界新理念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新概括，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它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传统，并结合国际形势与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变化，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
2005年4月，胡锦涛在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之后，和谐世界思想逐步成熟，不仅成为指导中国对外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也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思想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具体而言：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