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26岁的慈禧太后,在25岁的慈安太后的密切配合下,在30岁的奕及其集团的支持下,经缜密准备,以闪电般的行动,发动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的宫廷政变,即辛酉政变。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的三次成功的政变的第一次。由于此次政变,使那拉氏握取了中国最高的皇权,成就了第一次“垂帘听政”。
这次政变,上下呼应之巧妙,舆论准备之完善,军力配合之恰切,行动掩盖之周密,爆发时间之准确,善后处理之明快,无不令观者瞠目结舌。
从中也可看出慈禧太后之机敏、狠鸷、巧诈、沉着、决断……
第一、激争回銮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七日,咸丰帝在北狩热河之前,急匆匆地发下一道上谕,撤掉了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职务,命恭亲王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在危难之际,咸丰帝还是相信自己的六弟能承担这个重任的。
八月八日(9月22日),咸丰帝率亲近大臣及后宫妃嫔仓皇上路,北撤热河去了。
八月九日(9月23日),咸丰帝在赴热河的途中又发一上谕,任命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
留京的还有唯一的一位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
这样,在北京便形成了以奕为首的,包括义道、桂良、周祖培、全庆和文祥等王大臣在内的北京集团的雏形。
而热河集团是咸丰帝北狩热河带走的部分王大臣,主要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
两个集团在咸丰帝回銮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咸丰帝于八月八日北狩,路上且走且停,走了8天,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在到达热河8天后,即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他在奕等的奏折上朱批道:“著俟抚局已成,不致别生枝节,即加紧驰奏,以便回銮,慎之!密之!” 热河行宫总不如京城舒适惬意,他是有回銮的打算的。
同一日,不谙战情、不识时务的前任户部右侍郎杜翻,忽发奇想,上一奏折,“吁恳皇上迅回銮舆,以安人心而固众志”。 他担心三点:一是担心“逆夷长驰直入”;二是担心“粤逆捻匪亦更乘机肆起”;三是担心热河“无多宿卫”。这道敦促回銮折,实是表忠信。但当时京城十分紧张,英法侵略军就在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刚刚纵火焚烧完圆明园,而且奕等也就在二十四日才被迫释放巴夏礼。因此,这个时候劝说咸丰帝回銮无疑是痴人说梦。但这道奏折也反映了在京官绅切盼咸丰帝回銮的心情。
九月六日(10月19日)咸丰帝在廷寄中指示奕与英法画押盖印,互换和约,并明确表示:“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 这是说,他是想趁冬天到来之前赶回京城。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和九月十二日(10月25日),奕分别与英、法互换和约,并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
九月十八日(10月31日),咸丰帝在廷寄中说:“现据恭亲王等奏,英、佛两夷,已于十一、十二等日互换和约。一俟该夷兵退,不再反复,朕即可回銮。” 口气仍未变,还是表示尽快回銮。
九月二十五日(11月7日),奕奏道,英军将自二十六日(8日)陆续退回天津,月底全行出京。法兵也必跟踪撤退。在这一奏折之后,咸丰帝作一朱批,与以前表态迥然不同:“览奏已悉。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这一朱批的主题是对“亲递国书”一条极为不满。咸丰帝从来认为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谓“君权神授”。只有中国是文明的中央之国,其他国家都是他的属国,是蛮夷之邦。夷酋面见御弟,已经不成体统,还想见朕本人,简直“肆行无忌”,胆大包天。咸丰帝自认为是君临天下,不能以平等的礼节面见夷国使臣的。但担心是担心,他仍然表示要回銮。
既然咸丰帝一再表示回銮,九月二十九日(11月11日),奕、桂良、文祥和胜保联名上一奏折,请求咸丰帝预先定下回銮日期,以便早作准备。他们的理由是,一为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为各省拱极之区”,如早回銮,“不但京内人心一定,即天下人心[亦]为之一定”。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二为关外已到冬季,气候不适,有碍健康,“皇上以亿兆仰赖之身,岂宜久驻关塞”。这是身体健康的需要。以上说的都是实情,是留京王大臣的一番好意。但咸丰帝变成了好龙的叶公,真的要他回銮,他又犹豫不决了。他在此折上朱批道:“览奏具见悃忱,惟此时尚早。况胜保系带兵大员,抚局亦不应干涉。” 原来想尽早回京,现在请他回去,他又说“此时尚早”了。又批评了带兵的将军胜保不应过问夷务。咸丰帝担心的仍是两条,一是英法军队尚未撤净,二是亲递国书。针对咸丰帝的心病,奕等于十月一日(11月13日)又上一奏折,除申明两国军队上月末已全部撤退,只留数名外,主要是说明亲递国书应如何看待。奏折说:“亲递国书一层,据该夷称:系两国真心和好之据,非此不足以昭美意,若不呈递,难以复命。察其情词,似无诡谋。” 奕借用洋人之口,阐明了亲递国书的意义。由驻在国的外交使节向该国君主亲自呈递国书,是真心和好的标志。不这样做便不能表达真诚美好的意愿。若不面交,也说明使节没有完成本国君主托付的使命,回去不好交代。关键是奕的评语:“察其情词,似无诡谋。”说明奕认为亲自接受国书一事是应该办的。这是清朝的高官显宦们第一次正面提出亲递国书一层是可行的。奕的看法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并且他又提出:“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一针见血,咸丰帝正是把其他国家都看成是他的属国。
同一日,趁热打铁,奕并没有因咸丰帝前天的朱批而退却,又联合留京王大臣上一奏折,恳请回銮,全文如下:
窃惟皇上举行秋狝,驻跸滦阳,原为集师之举,以期绥靖京师。查夷兵现俱撤尽,市肆渐安,腥膻已远,中外人心,切望及早回銮,以期镇定。窃思皇上巡幸之初,尚在秋间,今已时届冬令,塞外寒冷较甚,迥非京城气候可比,久居似非所宜。况臣等远隔天颜,五旬于此,依恋之忱,萦诸寤寐。伏思皇上为天下臣民之主,而京师乃四方拱极之区,恳请銮舆早日还宫,以定人心,非独臣等之欣幸,凡在率土臣民,无不为之欢抃也。
这次上奏的内容与上次的基本一致。但有两点不同,一为上奏者阵容不同。上次是四位王大臣,此次是恭王及留京全体王大臣,阵容及声势都大多了。显示这次上奏的分量之重;二为在这三天之内京师的英法侵略军已全部撤退,危险消除。撤兵自九月十七日(10月30日)开始,每日或千余名,或二三千名不等,其余定于二十六日分日续撤,到月末即已全部撤净了。
但是,出人意料,咸丰帝竟发下一道上谕,明确表示暂不回銮了。上谕说:“谕内阁:本年天气渐届严寒,朕拟暂缓回銮,俟明岁再降谕旨。” 与此同时,又发下了由热河集国代拟的一个廷寄, 进一步说明暂不回銮的理由。其理由是:
一、担心“亲递国书”。“然退兵后,而各国夷酋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咸丰帝还不如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娇羞的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总算露面了。而我们的咸丰帝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二、害怕“去而复返”。“诸事既未妥协,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频数往来,于事体诸多不协,且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这说明热河集团对英法侵略军的了解要大大地落后于北京集团。
三、认为“足资控制”。“且木兰巡幸,系循祖宗旧典,其地距京师尚不甚远,与在京无异,足资控制。”这纯粹是强词夺理了。你的逃跑怎能和祖宗的木兰巡幸相比,同时京师和热河也不是“无异”的。
这三条暂不回銮的理由均属勉强。但不难看出,热河集团的王公大臣们是坚决反对回銮的。这个廷寄末尾一句:“再,本年回銮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渎请。”表示决心已下,不准再来聒噪。
不料,奕于十月二日(11月14日)又单衔上一奏折,针对上一廷寄的“去而复返”,说明“洋人现已退兵,不致再有反复”。内称:“现在夷酋已退,夷兵撤尽,人心尚未涣散,非始愿所能料及。为今之计,惟有仰恳圣驾回銮,俾臣得早抒依恋之忱。”并声称“该夷现既撤兵,似不致再虑反复”。但是,咸丰帝仍然不为所动,朱批道:“览奏已悉。不肯自蹈欺罔,究无确实把握。” 他不完全相信奕的话,认为英法侵略军随时有回来的可能。当然,他也没有怪罪奕个人的再次上奏,因为毕竟是亲弟弟,同时在互换和约中也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咸丰帝在是否回銮的问题上颇费踌躇。他本有回銮之意,但又感前途险恶。同时,刚抵达热河时,生活诸多不便,但经过肃顺等一番经营,咸丰帝渐感环境适应了,就懒于回京了。吴相湘记道:“载垣等不之顾,且大兴土木修缮行宫,导帝射猎或娱情声色,肃顺亦建筑私寓作久居热河计。凡此均足以影响帝之回京意念者。” 李慈铭记道:“上未有返跸意,又闻车驾时出打围。” 了解晚清政情的薛福成记道:“迨和议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请回跸。上将从之,为三奸所尼,屡下诏改行期。” 三奸指载垣、端华、肃顺。由于他们三人的控制,使咸丰帝不愿回銮。吴相湘进一步记道:“载垣肃顺端华之辈进奉声色,原为固宠揽权之计也。帝既耽心于此,彼辈之谋就矣。适帝躬又时常违和,益少闻问国事,于是百政皆委诸三人手。” 以上所记,都说明了由于载垣等三人在热河行在大兴土木,修缮行宫,导帝射猎并进奉声色,使咸丰帝如蜀之后主刘禅一样“乐不思蜀”了。
回銮之争实质是权力之争。热河集团反对回銮固然原因种种。但主要的一条是远离京师,便于对咸丰帝的控制。北京集团看破了热河集团的用心,因此坚决主张咸丰帝尽快回銮。
传统的说法是咸丰帝是被所谓“三奸”操纵的毫无主见的傀儡。但笔者认为,咸丰帝直到临终一直握有实权。回銮与否固然同三人的影响有关,但最终的决策者仍然是咸丰帝本人。因此可以说,在是否回銮这点上,热河集团用种种方法影响了咸丰帝,而暂缓回銮的决定是咸丰帝作出的。而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力争咸丰帝回銮的苦心并未奏效,奕很识趣,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
其实,回銮与否同咸丰帝奕和恭亲王奕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第二、兄弟嫌隙
道光帝有九子,第四子为奕,第六子为奕,第七子为奕。奕的生母钮祜禄氏,开始册封为全嫔,累进为全贵妃。道光十一年六月己丑(1831年7月17日),奕降生。十三年,进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立为皇后。二十年逝世,时年33岁。道光帝亲定谥为孝全皇后。
孝全皇后死时,奕只有10岁。孝全皇后把年幼的奕托付给奕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她开始是静贵人,后来累进为静皇贵妃。“贵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与王如亲昆弟。”奕的生母对待奕如亲生儿子一样,因此,奕和奕也如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一般。
奕继位后,命奕为恭亲王并兼首席军机大臣,委以重任。同时册封博尔济吉特氏为太贵妃。但自此之后,奕和奕开始发生了矛盾。主要分歧点在册封奕之生母为皇太后与否这一点上。
奕对奕册封其生母为太贵妃是不满的。因此,他一再奏请咸丰帝应尊静皇贵妃为皇太后。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咸丰帝就是不表态。对此,太贵妃也是不满的。王闿运记道:“会太妃疾,王日省视,帝亦省视。一日太妃寝,未觉。上问安至,宫监将告,上摇手令勿惊,妃见床前影,以为恭王,即问曰:‘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予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误,即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面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 康慈贵太妃显然对咸丰帝满腹意见。“他性情不易知”是说咸丰帝的心理不易把握,不好了解,告诫奕要谨慎小心,豁达大度,“勿生嫌疑”。即使发现自己失言了,她仍然倔强地背对咸丰帝一言不发。这里明显地表现了她对咸丰帝的不满。其原因是咸丰帝没有尊她为皇太后。她感到咸丰帝辜负了她的养育之恩。而这一切,奕是不知晓的。
奕没有因咸丰帝的态度而退缩,他仍然固执地为其生母上皇太后的尊号。但直到太妃死时才捕捉到了难得的机会。王闿运记道:“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瞑,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遂愠王,令出军机,入上书房,而减杀太后丧仪,皆称遗诏减损之,自此远王,同诸王矣。” 没有得到太后的封号,太妃死不瞑目。奕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逼迫咸丰帝表态。而处境尴尬的咸丰帝既没说赞成,也没说反对,却只说了个模模糊糊的“哦”,以为搪塞。但乖觉的奕便装聋作哑地利用这个“哦”,再运用军机大臣的权威,传旨让有关人等为太妃上封号,咸丰帝被逼无奈,怕得个不孝的恶名,只好依从了奕的做法,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因为奕的行为有违咸丰帝的初衷,他很恼恨奕,除减杀太后丧仪外,又处分了奕。《清史稿》记道:“孝静成皇后崩,上责王礼仪疏略,罢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 这是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的事。兄弟失和,奕被搁置一旁,直到五年后,即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咸丰帝在北逃热河时才又想起了这位有才干有决断的皇弟。
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尚不止此,还可以追溯到他们为争得道光帝的宠信而努力表现自己的童年。
道光帝对奕和奕都很宠爱,在传位给谁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很费心思。这主要是:
第一,奕的生母和奕的生母都是他宠爱的妃子。奕的生母钮祜禄氏,24岁时生奕,26岁升为皇贵妃,27岁时立为皇后,即孝全成皇后。但不幸于33岁时突然死去。关于她的死有种种猜测,《清朝野史大观》载:“孝全皇后由皇贵妃摄六宫事,旋正中宫,数年崩,事多隐秘。其时孝和皇后尚在,家法森严,宣宗亦不敢违命也。故特谥之曰全。宣宗既痛孝全之逝,遂不立他妃嫔之子,而立文宗,以其为孝全行出。” 这段记载透露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即孝全皇后于33岁之死可能是非正常死亡,“事多隐秘”,是说有许多事没有完全披露。同时又说作为婆婆的孝和皇后尚在,“家法森严”,道光帝也“不敢违命”。似乎由于婆媳不和而导致孝全皇后之死。道光帝哀痛孝全皇后之死,而爱屋及乌,遂立孝全皇后之子奕为帝,就顺理成章了。
但奕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也是道光帝的爱妃。两位爱妃,一亡一在,对待两位爱妃的爱子就不免踌躇不决了。
第二,奕和奕各有长短,都是他宠爱的皇子。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