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
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此外，在《随手登记档》里也写得很清楚。在七月十六日立皇太子和派八大臣辅政两道谕旨后，记道：“本日子初三刻，寝宫召见共一起，御前大臣载垣、景寿、肃顺，内廷王端华，军机大臣穆、匡、杜、焦。面奉谕旨，写朱谕递上。发下，当即发抄。”
《上谕档》的附注和《随手登记档》的记录是一致的。咸丰帝在病危之际，头脑清楚，传谕明白。只是不能拿笔了。但大臣们根据他的口授写了谕旨，经他过目后，才发了下来。两道谕旨无疑是咸丰帝本意的体现，并不是八位王大臣的矫诏。《清史稿》记：“召王大臣承写朱谕，立皇长子为皇太子。” 是当时情形的真实记录。
十七日（22日）寅初（夜间3时至5时），咸丰帝仍“传冰糖煨燕窝”。但卯时（早晨5时至7时）即撒手西归了。
十七日（22日）咸丰帝发下了遗诏：
朕蒙皇考宣宗成皇帝帱育仁慈，恩勤付托。临御之初，仰承圣谕，谆谆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奉三无私、保泰持盈为本，因命中外臣僚荐举人材，并广开言路。俾大小臣工各抒所见，以期博采周知，下情罔隐。自御极至今，日理万机，凡批览章奏，引对臣工，十一年未尝一日稍懈。各直省水旱偏灾，经各该督抚奏请蠲缓钱粮，靡不体恤民艰，恩施立沛。惟自军兴以来，已阅十载，其窜踞连镇、冯官屯及楚、闽、粤、黔巨股各匪，虽经叠次削平，而江苏、安徽、浙江等省被扰各区，迄今尚未戡定。每念我黎民迭遭兵燹，宵旰焦劳，难安寝馈，遂致思虑伤神，渐形气弱。
上年八月间举行秋狝，驻跸热河，旋经恭亲王奕等将各国通商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本年正月，曾经降旨，于春仲回銮，适因旧疾复作，不得已降旨停止。本拟俟秋间气体复元，启跸回京，与诸王大臣讲求庶政，次第举行。孰意入夏以来，暑泻日久，元气愈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允宜传付元艮。十六日子刻，召见宗人府宗令、右宗正、军机大臣，令其承写朱谕，立皇长子御名为皇太子，并命该王、大臣等尽心辅弼，赞襄政务。
皇太子仁孝聪明，必能钦承付托，其即皇帝位，以嗣大统。《书》曰：‘在知人，在安民。’方今东南诸省军务未平，百姓荡析离居，惨罹锋镝。振文教，修武备，登进贤良，荡平群丑，实为当务之急，可不勉哉！随扈王、大臣及在京王、大臣等，其各精白乃心，和衷共济，以期克臻上理。各路统兵大臣，及各该省将军、督、抚，受朕厚恩，尤宜力图扫荡，早靖逆氛，俾寰宇奠安，黎民绥辑，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焉！
丧服仍二十七日而除。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遗诏共分三段。第一段，回顾了执政十一年来的政绩，表白了没能镇压农民起义的遗憾心情；第二段，阐述了延缓回銮的原因，说明了立皇太子并命王、大臣赞襄政务是出自本意；第三段，提出了继任皇太子应完成的急务，昭示了王、大臣必须支持皇太子的理由。
主题旨在阐明皇位的嬗递及大臣的辅弼是咸丰帝钦定的，是合法的。
至此，奠定了一子继位、八臣赞襄的政治格局。然而，天下并未太平，政局并不稳定。懿贵妃和奕没有沉默，他们在紧张地动作着。
第四、那拉弄权
咸丰帝临终前，赐给皇后钮祜禄氏一方“御赏”印，赐给小皇帝载淳一方“同道堂”印，小皇帝的印由懿贵妃那拉氏掌管。皇帝的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上了两方印，才说明所发谕旨得到皇帝的批准，否则便是无效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赞襄政务王、大臣交内阁一片，内称：“本日，本王、大臣等批旨缮递后，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希贵衙门于发钞后，敬谨收存，按月恭缴本处。此交。” 符信就是凭证。两方印代替了朱笔。谕旨上只要盖上了两方印，谕旨就是皇帝本人意志的体现。
《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记道：“两印均大行皇帝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
《清后外传》记道：“宗临崩，以印章二赐孝贞后及帝。后曰御赏，帝曰同道堂，凡发谕旨，分钤起讫处。”“孝钦后执用，想因穆宗年幼，故孝钦代钤。母后圣母，两宫分负其责焉。”
咸丰帝赐给皇后和幼帝的两方印是有深义的。他遗命八位王大臣辅弼幼主，而不是一二位大臣。说明他考虑到了不使权力偏斜于一二人之手，造成大权独揽的局面。八位王大臣可以互相牵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使八大臣一心扶持幼主，又赏给了两方印，不钤印的谕旨不生效，这就给了皇太后和幼帝以某种程度的否决权。
从这点看来，咸丰帝对后事的安排决不是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王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 这就是咸丰帝所设计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多方牵制。其指导思想是权力制衡。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社会不稳，政局动荡。《清史稿》说：“辅弼充位，悉出庙算。” 是有道理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评道：“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朱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 这个分析是中旨的。咸丰帝的谋算自以为天衣无缝，其实这种安排的本身已经是包含着危险的因子了。
且看皇太后尊号的颁布。
七月十八日（8月23日）皇后和懿贵妃被尊为皇太后。档案载：“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朕缵承大统，母后皇后应尊为皇太后，圣母应尊为皇太后。所有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查例具奏。钦此。”
这是公开的谕旨。但是在敬事房日记档里对封皇太后事却有另外一种记载，即是相差一日。
“十七日卯时大行皇帝在烟波致爽殿内殡天，供奉漱口水一份，用金盖子一件，花渣一件，青龙盅一件，红字盖碗一件。”
“敬事房传等处摘缨子，随传自今日起，皇后写皇太后，皇太子写皇上。随递领孝衣人名。首领太监三十一名，随在烟波致爽殿内，侍候万岁爷在大行皇帝前奠酒。首领马叶执杯镣，首领王太监六搭金角桌一张，上安金折盂一件。奠酒毕，首领马请金折盂至殿外向上跪撂酒，行一叩礼，膳房伺候膳一桌，上安奶茶一黄瓷碗，举哀毕撤下。皇太后、琳皇太妃至灵前奠酒一分，首领马请侍肃中堂皇上在灵前奠酒，外边伺候。”
以上是十七日（22日）咸丰帝病死当天对他祭奠的真实记录。有三点须注意。一是传旨自十七日起，皇后钮祜禄氏写皇太后，皇太子载淳写皇上，这里没有提到懿贵妃；二是在咸丰帝灵前祭奠，只记了皇太后、琳皇太妃，也没有记懿贵妃；三是记肃顺和皇上在灵前奠酒，居然把肃顺写在皇上的前面，可见肃顺在人们眼中权势达到何种地步。
十八日（23日）档案记：“十八日巳初二刻，在澹泊敬诚殿内入金櫃，随传各等处穿孝衣，皇上换缟素，午祭奠俱系外边饲候，皇太后奠酒，内廷伺候，是日敬事房首领传本处首领马：懿贵太妃亲封为皇太后。”档案还记道：“七月十七日敬事房首领陈胜文传旨：‘钟粹宫皇后晋封皇太后。’”又记：“十八日敬事房陈胜文传旨：‘储秀宫懿贵妃晋封皇太后。’”
以上原始史料之记载，当然是可信的。就是说，皇后比懿贵妃早一日晋封为皇太后。宫内是如此处理的。但是明发至内阁的上谕，却是同一日晋封的。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调整八大臣同懿贵妃已露端倪的矛盾。
皇后当天晋封为皇太后，懿贵妃次日晋封为皇太后，照理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皇后原先就是后宫第一位，而懿贵妃那拉氏原先就是后宫第二位。即使她们同时晋封，如内阁明发上谕一样，也是皇后的地位高于懿贵妃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做的手脚，以达到扬此抑彼之目的。笔者认为似无此必要。因为她们二人的名分地位在咸丰帝生前即已确定，是不能更改的。
那么，顾命八大臣可不可以因懿贵妃是幼帝载淳之生母，而把宫内相差一日之晋封放在同一天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清鉴》说：“清制，凡妃嫔生子为帝者，其子登极时，例尊之为太后，故皇太子循例，亦尊为皇太后，以别于东宫太后也，因称为西太后。” 晋封懿贵妃为皇太后是清朝祖制，不是八大臣的独创。然而，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没有这样做，而是相差一日晋封。虽然，于理他们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作为幼帝生母且原先就同肃顺们有很大嫌隙的懿贵妃则不可能不心存芥蒂，从而更加衔恨于他们了。
两宫皇太后和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很快便反映出来了。两宫皇太后召见顾命八位王大臣，商议有关谕旨颁发、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应如何处理。肃顺等八大臣说：“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 一是臣下的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二是皇帝的谕旨由八大臣拟定；三是皇太后只管钤印，没有权力更改谕旨的内容。如若照此办理，皇太后只是个木偶式的盖印工具而已。这是个重要的权力之争。咸丰帝由于大行的匆忙，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两宫皇太后和八位王大臣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就为他们之间争夺最高统治权埋下了深刻的危机。顾命八大臣认为一切权力应归属于他们，这是咸丰帝的遗诏。而两宫皇太后却认为，咸丰帝赐给她们的两方御玺也不是木头疙瘩。《清列朝后妃传稿》说：“文宗临崩，以印章二，赐孝贞曰御赏，帝曰同道堂，谕旨则钤起讫，以防弊萌。” 看起来，赐印的目的是“以防弊萌”的。因此，两宫皇太后坚决不同意他们的提议，“后持不可” ，原则问题皇太后寸步不让。两方坚持不下，“议四日” ，争执了足足四天。八大臣看到已形成僵局，不好收场，只得退让，完全同意了皇太后的要求。决定大臣的章奏呈皇太后阅看，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呈皇太后审看，如果同意便上下各用一印，应该皇帝朱批的地方也以印代之。印存太后处。至于官吏的任命，则各省督抚等重要岗位，由八大臣拟名，请两宫皇太后裁决。其他较次要官吏的任命，则用掣签法。如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任命各省学政及崇文门监督，即由军机处糊名签七八十支同进御前，两太后旁坐，小皇帝坐在中间掣签，先正后副，掣下后再由各部堂官掣省份，然后将签上的名字刮去，才发下。
这第一回合的交手，两宫皇太后占了上风，实质是西太后占了上风。因东太后权力欲不大，但当时她们是联合在一起的。
两宫皇太后，尤其是西太后，对于顾命八大臣在咸丰帝生前就充满嫉恨。对于顾命八大臣的实际首领肃顺，更是恨之入骨。肃顺，字雨亭、豫庭。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中，考封三等辅国将军，是不知名的低级官吏。咸丰帝一继位后，经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的推荐，肃顺“入内廷供奉”。 他“以才敏得主知” ，常常同咸丰帝议论国家大事，敢于直言，敢于任事，“尤善迎合上旨” ，因而取得咸丰帝的宠信，而官运亨通。升为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礼部、户部。七年，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这个时期，肃顺很得咸丰帝宠信。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排斥异己，廷臣咸侧目。“文宗之信任久而益专” ，成为权势炙手可热的重臣。甚至“三奸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处皆拱手听命伴食而已” 。像这种其他大臣的权力超过军机大臣的奇怪现象是前代绝无仅有的。八年调礼部尚书，仍管理藩院事，又调户部尚书。十年正月，授御前大臣，充经筵直讲。五月，充总管内务府大臣。七月，管理上驷院。八月，扈驾咸丰帝北狩木兰。十二月，命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咸丰帝死前还一再提拔任用他，给以重任。十一年六月，佩带内务府印钥。七月，署领侍卫内大臣。“行在事一以委之。”
肃顺想干一番事业，主张严刑苛法。他干了几件大事，后人评说不一。
第一件是戊午科场案。顺天府乡试主考为大学士柏葰等，他的门丁靳祥舞弊，使喜欢登台演戏的旗籍良家子平龄在前十名中式，京师舆论大哗，讥评说：“优伶亦得中高魁矣。”此事柏葰不知，所犯应为“失察”罪，得革职处分也就够了。肃顺坚持处以极刑，咸丰帝想从宽处理。由于肃顺百般坚持，终于将伯葰等处以死刑，同案被株连的有数十人。肃顺固然想整顿日益败坏的科场舞弊之风，但坚持将伯葰处以极刑，则不能不说他有排除异己、借以树威的目的。
第二件是单衔奏请将耆英正法。大学士耆英在天津督办洋务，未得旨准，擅自回京，下王大臣议罪，议以绞监候。肃顺则单衔奏请正法，咸丰帝也以肃顺所奏过重，令耆英自尽。
第三件是查办铸铁局一案。咸丰九年，肃顺派员核对宝钞处“五宇”欠款，与官钱总局所立存档不符，查出司员台斐音、王正谊等与商人合谋侵吞巨款，严讯苛究，查出司员、商户等被抄没者数十家。
第四件是重用汉人。他向世俗偏见挑战，主张重用汉人。他曾对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他延揽人才，重用王闿运、高心夔、郭嵩焘、尹耕云。曾国藩、胡林翼每有陈奏，都得到他的赞同。
但同许多精明强干的人一样，他也很专横跋扈，刚愎自用。因而，受到许多人的嫉恨。两宫皇太后对肃顺们也是充满了仇恨。然而，两宫皇太后在热河处于肃顺集团的包围之中。她们若想获得实权，必须冲破肃顺集团的包围。这只靠她们寡母孤儿是不行的，还得靠与肃顺对立的朝臣们。而最合适的人选便是恭亲王奕。
第五、秘密通信
咸丰帝死前，关于他的病情，在北京便有种种传闻。吴可读日记道：“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及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有隙，诸人多谗贵妃于帝前云。” 说明北京方面在极度地关注着咸丰帝的病情。
咸丰帝身处苦寒的塞外，心情郁闷，病情愈来愈重。他刚到热河不久，北京就在谣传他已死去的消息。1860年10月19日法国公使葛罗给孟托邦将军的信中便说：“传闻清帝已崩，如联军赞成，将以恭王继位云云。” 这时咸丰帝抵达热河才19天。
北京方面关于咸丰帝病重或驾崩的谣言在朝野上下无限制地扩散着。英法联军认为咸丰帝不守信用，企图用同他们接触较多的恭亲王奕来代替咸丰帝。葛罗的上封信便是明证。吴相湘认为：“其时适英人深恨帝屡次不守信用，有乘兵临城下更易清朝皇统的企图，而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就是恭王，因之一切谣言繁兴。” 胡思敬也认为：“庚申之役，文宗北狩，已得疾，内外惶悚。英人欲拥立恭亲王奕，如契丹待石晋故事。” 英法联军企图拥立奕是实有其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