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周祖培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署户部 。他同肃顺势同水火。据载:“周文勤公(祖培)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肃顺亦为户部尚书,同坐堂皇判牍。一日,周相已画诺矣,肃顺佯问曰:‘是谁之诺也?’司员答曰:‘周中堂之诺也。’肃顺骂曰:‘唉!若辈愦愦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乌知公事?’因将司员拟稿,尽加红勒帛焉,并加红勒帛于周相画诺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 从中可见,肃顺的傲慢自恃、目中无人已达到何种地步。而周祖培虽然表面驯顺,心中却如火山,一旦条件成熟,他是不会不爆发的。
董元醇的奏折大约在八月初八日(9月12日)驰送热河,并上报两宫太后。两宫太后展折一看,原来是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主张皇太后权理朝政:“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 第二,主张另简亲王辅政:“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政务,俾各尽心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 第三,主张为皇帝选择师傅:“则当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索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
两宫太后阅折后大喜,董折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这道奏折,既是向两宫太后的表忠信,也是向肃顺集团的挑战书。这给孤苦无援的两宫太后以很大的安慰,也给肃顺集团以很强的威胁。而它的作用主要是政治试探,即投石问路。
两宫太后和肃顺集团围绕着董元醇奏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热河密札》对这一斗争有真实的反映。其中有三札言及此事,即第一札、第四札和第十一札。其中第四札言之最详,现全文择引:
千里草上书,初十日未下。此处叫人上去。要□留看。夸兰达下来,说西边留阅。心台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诸君大赞。(“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他事皆发下。)并原件亦留。另叫起,耳君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云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著件,心台等不开视。(决意搁车。)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如二四者,可谓浑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魏公不能禁止垂帘,诸公竟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高明以为何如?克帅昨于密云发一报,(马递。)不卜何事。今日已散,尚未发下。此公十五日到,不卜如何措施。在城想见着邸堂,一切自己尽悉。事贵求全,要亦未可冒失耳。
闻西边执不肯下,是要临朝。后来东边转弯。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果如此行,吾不知死所矣。噫!
邸堂前未另禀,乞代呈阅。进城后,须打主意,未可听人舞弄也。
这是于八月十三日(9月17日),署名守墨道人的寄给在京的结一庐主人的一封密信。守墨道人又有记守黑道人或守愚道人的。章士钊认为是朱梦元,时为军机章京。结一庐主人,章士钊认为是朱修伯。朱修伯,名学勤,仁和人,咸丰初进士,官至大理寺卿,时为军机章京,著有《枢垣日记》一书。
密札事关最高秘密,其中多用隐语。大体分两类,一类为人名。千里草,隐含董字,指御史董元醇。心台,含怡字,指怡亲王载垣。夫差,一说吴台朗,一说吴兆麟,都是军机章京。耳君,隐含郑字,指郑亲王端华。二四,一说指肃六,一说指八大臣。西边,指西太后那拉氏。东边,指东太后钮祜禄氏。邸堂,指恭亲王奕。克帅,指胜保,字克斋。麻翁,指焦佑瀛,因其面麻,被人称为焦大麻子。另外,温公,指司马光。魏公,指韩琦。二类是术语。夸兰达,满语,指内奏事处首领太监。叫,叫起,指皇帝传旨召见。明发,指谕旨的明白公布。搁车,停止办公,即罢工。
这一密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围绕董元醇的奏折,两宫太后和顾命八大臣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的经过。董折八日(12日)送达两宫,十日(14日)仍未发下来。她们是在绞尽脑汁地密商对策,没有很快地发给顾命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等不及了,主动要求召见,索要董折。内奏事处首领太监传旨,说西太后要留着阅看,仍是不给他们。怡亲王载垣冷笑一声,心想简直是多余。十一日(15日)两宫召见,命八大臣写旨,但没明确交代如何写。这是两宫太后想要试探八大臣的政治态度。八大臣主意早定,拟旨痛驳董疏,而且要写明白公布的谕旨。吴姓军机章京所拟初稿语气还平和,言词不太激烈。焦佑瀛感到不够劲,自己捉刀另作一篇,其中有斥责董元醇的“是诚何心,尤不可行”一语,其他七大臣交口称赞这道谕旨,说写得太棒了。但抄清递上后,两宫太后折旨全都压了下来,没有交给八大臣。两宫很不满意八大臣所赞赏的谕旨。后来再次传旨召见,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西太后舌战八大臣。这次共召见二时许。 郑亲王端华上去时就“怒形于色”,根本没把两宫太后放在眼里。而且“是日见面大争”。军机大臣杜翰“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 这样冒犯两宫太后的激烈言辞。两宫太后“气得手颤” 。李慈铭记道:“及董御史疏上,三人纠党忿争,声振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 后来在昭示肃顺等罪状的奕等的奏折里也写道:“御史董元醇条奏事件,特召见载垣等面谕照行,伊等不服,胆敢面称伊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言伊等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当面咆哮,几至惊吓圣躬,含怒负气,拂袖而去,其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 可见,这次召见,双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消息传出,奕等亦极气愤。《热河密札》第十一札记道:“自前日明发要下,二圣怒极‘是诚何心一语’(弟已嘱子建将此稿密藏)。七先生亦大怒,云俟进城讲话。老五太爷喝止之。” 二圣指两宫太后。子建,指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七先生,指咸丰帝的七弟奕。老五太爷,高劳说是惇亲王奕,董守义说是惠亲王绵愉,以董说为是。奕大怒,说等回京返城后再同他们理论。其叔惠亲王绵愉连忙喝止他不要乱说。
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十二日(16日)。这一天,两宫发下其他文件,怡亲王载垣等竟敢不阅看,并说:“不定是谁来看。”决意用罢工手段,迫使两宫太后就范。这是违抗圣命的严重政治事件。西太后决意斗争到底,东太后劝说她暂时忍耐。快到中午了,两宫太后没有办法,不得不把董元醇原折及焦佑瀛驳旨发下照抄。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恬等笑声彻远近” 。
焦佑瀛拟稿、八大臣赞赏的谕旨是《谕内阁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辅弼均不可行》。全篇针对董元醇上奏,采用驳论的方式,层层批驳。一驳皇太后垂帘听政。理由是我朝向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主张垂帘是更易祖制。且我们顾命八大臣所拟谕旨,均呈两宫太后御览。并钤用图章,是皇帝意志的体现。绝不是什么矫诏。二驳另简亲王辅弼。理由是咸丰帝临终前只特召八人,令其辅弼。如再增添,就是违背咸丰帝的遗训。主张必须于亲王中另行简派,实属居心叵测。三驳再增师傅。认为现已够用,再增无此必要。总之,步步痛驳,毫不留情。谕旨发下后,暂时钳住了众人之口。
这一回合的斗争显然是八大臣占了上风。他们采用“搁车”这种授人以柄的斗争方式,并当廷顶撞,寸步不让。他们以为两宫太后是一对青年女子,不过如此而已。他们看轻了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这一回合的斗争,也使两宫太后看透了八大臣把她们孤儿寡母视如敝屣的真实面目,从而坚定了铲除八大臣的决心。但此次受挫,须总结教训,主要是董折“发之太早” ,即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两宫太后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局部上作出让步,以取得全局的胜利。她们暂时藏锋敛锷,收缩起来。肃顺党人造成错觉:“夫己氏(指西太后)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 两宫太后此时的蛰伏,是为了彼日的再起。
奕八月十二日(9月16日)返抵北京。据《翁文恭公日记》载:“十二日……闻恭邸回京,又闻胜克斋到京,将赴热河。” 大约此时奕接见了胜保。奕向胜保交代了热河的情况,嘱他到热河后要见机行事,不可锋芒太露,过事张扬。
关于奕回京后的行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杰逊·H.帕克的博士论文:《恭亲王的发迹与倒台(1858-1865年)——关于中国末代王朝政治和意识形态相互影响的研究》说:“奕回到北京,即开始在官员和学士们中组织协同支持推翻襄政集团的力量。他的合作者之所以被鼓动起来,一方面是他们憎恶肃顺长期以来的狂傲、专权,另一方面是对奕表现出的能力与热情表示支持,具有信心。而且,肃顺被认为在外交事务上是无知的,是强硬政策的作俑者。他与一系列导致北京失陷的军事败北有牵连。奕虽然签署了实际上同意了外人所有的要求的条约,制定了基于中外互相信任上的合作政策,但他仍然享有威信,被认为是个善于驭夷的人。” 奕回到北京后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幕后的。人们之所以向他归附,主要原因是看到了他的潜在的发展实力。他对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也表现了一种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这些都使北京和热河的不满肃顺集团势力的人们对他更具有信任感。
奕回到他的王府,北京的大臣们纷纷忙来拜谒。他们希图从奕的口中了解热河的动向,也借机观察奕的政治意图。但胸有城府的奕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只谈两宫太后及幼帝身体安康,回銮在望,“语不及他” 。这使北京的大臣们摸不着头脑。
而恰在此时,热河方面切责董元醇疏的明发上谕也驰达北京。同时,带兵大员胜保、谭廷襄联衔用黄折请皇太后懿安,又奉旨:“交部议处。”肃顺集团的势力不可低估。善观风色的朝臣们“浮言朋兴” ,流言四起。加之奕也不再提垂帘听政事,使大学士周祖培心里发慌,把本来拟发出的李慈铭拟的奏折进一步压下。
当时,据说在家养病的三朝元老、耆宿重臣大学士祁寯藻,自保定发来一书,称太后垂帘不是本朝家法,董元醇疏议不可行。因祁寯藻在道光帝时曾任南书房行走、军机大臣,咸丰时拜体仁阁大学士,仍任军机大臣,威望甚隆。他的信犹如一瓢冷水泼来,北京方面的高官大吏的热昏的头脑立刻冷却下来,有些不知所措。这时舆论倒向热河一边,认为一旦回銮,董元醇一定要遭殃。
这时了解内情的奕党人宗室恩承,急忙把北京的情况报告给奕。他并建议奕把两宫太后急欲垂帘的意图透露给北京的大臣们。奕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说:“毋庸也,垣、顺等方骄,闻此耗,备当益懈,待其既还,执付狱吏可也,安用大声色为哉?” 奕不同意大造舆论,不“用大声色”。他故意造成北京方面对顾命八大臣俯首听命、任人摆布的印象,以便使肃顺集团造成错觉,更加放松戒备。
果然,消息传到了热河,肃顺听了“大喜”。他扬言道:“今在廷诸臣有公论,吾辈受遗诏,辅冲主,天经地义,宁有他虞。” 他果然中计了,以为他们名正言顺,没有什么可怕的。还不止此,他想进一步追究董元醇的责任,要给他定罪。他建议因董元醇莠言乱政,罪不可逭,要拟旨罢免董元醇。他们向两宫太后请示,两宫不允。他们又故伎重演,威胁太后道:“若此则更遗命,革黜臣等,而进用元醇可。” 说这些话时,载垣、端华和肃顺“语既愤激,声色尤厉” 。说“请下命令罢掉我们的官,进用你欣赏的董元醇吧”这种话,比以前集体罢工还要严重。但是,这次两宫太后的应对方法却不同于上次,显示了处理棘手的政治难题的艺术手段。她们想到“密谋已就,当姑示懦,以安顺等心” 。稳住肃顺,只等回京。这是最主要的。因此说:“予非有他意,唯以建言罪人,有乖治道。至垂帘之非祖制,微尔等言,我亦知之。元醇奏不妨斥驳,而上新即位,似不宜遽罪谏官,以遏言路。” 这一番入情入理的答话说得八大臣哑口无言,只得退下。同时,他们又抓紧拟了不准臣工再上奏章言垂帘事的谕旨发下。
八月十四日(9月18日)胜保由北京到达热河,叩谒梓宫,以观风色。军机章京守墨道人乘夜到胜保处密谈。胜保因在北京已面见奕,心中有数。因此,一反常态,谨言慎行。守墨道人感到奇怪,说“其人近来颇有阅历”,即大有长进之意。胜保同他密谈,说肃顺罪状未显,“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守墨道人劝他“留虎豹在山,且勿惊他。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事更难办” 。其实,胜保也正是这么想的。
八月十八日(9月22日)发下谕旨,宣布九月二十三日(10月16日)启程,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还宫。
九月一日(10月4日)大学士桂良等奏恭上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氏徽号为“慈禧皇太后”。这是为酝酿垂帘作舆论准备。
九月四日(10月7日)上谕:
端华调补工部尚书,并补授步军统领,行在步军统领亦著端华暂行署理。
发出这道上谕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迷惑顾命八大臣,外示恩宠,内含杀机。不料,载垣、端华、肃顺却当廷面奏“因差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表示推辞。这也许是假意的谦让,也许是真正的坚辞,也许是有意的刁难。其中,刁难的成分更大些。但两宫太后却假戏真做,顺水推舟,于同日发出上谕:
本日载垣、端华、肃顺面奏因差务较繁,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等语,自系实在情形,著照所请。载垣著开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端华著开步军统领缺,肃顺著开管理理藩院并响导处事务。钦此。
同日,又发上谕:
穆荫著管理理藩院事务。
不露痕迹地削去了端华等人的兵权。于此不难窥见,两宫太后在政治斗争上的高超的艺术手法。这正如薛福成所说:“外示忧礼,实夺其兵柄也。”
九月二十一日(10月24日),顾命八大臣致僧格林沁函,内称:“查内外臣工折报、均系奏闻皇上,不宜书写‘皇太后’字样。此后王爷奏折,自应一律。应请唯用‘皇上圣鉴’字样为荷。” 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在捷报里写有“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的词语,顾命八大臣视“皇太后”字样如芒在背,即使是僧格林沁这样有资格有威望的统兵大员,他们也要致函强调不妥,足以证明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何种程度。但僧格林沁并不服气,他于接到此函后又复一函,在阐明了“皇太后阅折一层,已明示中外”之后,又固执地写道:“嗣后奏报,仍不敢不如此缮写,尚望深思海量是荷。”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竟敢公然违抗八大臣的命令。从中可见,顾命八大臣在文武大员中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