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叶野闻》绘声绘色：“先是慈安故喜小食，常以点心盒自随，觉饥则任意取食，其间糕饼、饽饽，寒具之属罔不备。慈禧窥之稔，乃乘间言，有膳夫能制小食，颇极精致，愿献薄物，求太后鉴赏。慈安以为爱己，喜而受之，既食，适值召见军机之期，遂出坐朝，是时光绪辛亥（巳）春三月十日也。进见者为枢府王大臣恭亲王奕、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俱言确见慈安御容和怡，无婴疾色，但两颊微赤，状如半醺，亦不以为异也。军机诸臣退。已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太后崩。”
《坚冰志》似曾目睹：“未几，孝贞暴崩，唇黑类中毒者，外廷咸以为疑。”
以上添油加醋的描写，使局外者目迷五色，不辨真伪。
三是错药致死。《清朝野史大观》记：“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
四是吞物咽死。《清稗类钞》说：“或曰：孝钦实证以贿卖嘱讬，干预朝政，语颇激。孝贞不能容，又以木讷不能与之辩。大恚，吞鼻烟壶自尽。”
以上四种说法孰是孰非，后面我们将加以剖析。
那么，慈禧为什么要毒死慈安呢？
据野史传说，原因有四：
第一，因为咸丰密诏事。据《崇陵传信录》载：“相传两太后一日听政之暇，偶话咸丰末旧事，慈安忽语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为妹言之。今请妹观一物。’在箧中取卷纸出，乃显庙手敕也，略谓：叶赫氏祖制不得备椒房，今既生皇子，异日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太后，唯朕实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法则已，否则汝可以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处久，无闲言，何必留此诏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发赤，虽申谢，意怏怏不自得，旋辞去。”
“显庙手敕”即是指咸丰帝之手诏。这里把手诏的内容也写出来了。
《清朝野史大观》记：“慈安后忽慨然曰：‘吾姊妹今皆老矣。旦夕当归天上，仍侍先帝，吾二人相处二十余年，幸同心，无一语勃谿。第有一物，乃畴昔受之先帝者，今无所用之矣。然恐一旦不讳，失检藏，或为他人所得，且致疑吾二人貌和而阴妒嫉者。则非特吾二人之遗憾，抑且大负先帝意矣。’语次，袖出一函，授那拉氏，使观之。那拉氏启视，色顿变，惭不可仰（抑），函非他，即文宗所付之遗诏也。观毕，慈安后仍索还，焚于烛上，曰：‘此纸已无用，焚之大佳。吾今日亦可以复命先帝矣。’”
以上两则记载虽细节略有不同，但情节大体一致。说的是咸丰帝留有密诏，命慈安在慈禧不安分守己时，用密诏处死慈禧。慈安拿出密诏给慈禧看，并亲手焚之。慈安没有了尚方宝剑，慈禧便毒死了她。
第二，因为东陵致祭事。据说在光绪六年到东陵祭奠咸丰帝，慈安认为她是正宫皇太后，在祭奠典礼时，她的位置应排在慈禧之前。而慈禧则坚决不允。两人在陵寝之地发生了激烈争论，后来还是照慈禧的意见办了。两人并列，不分先后。但是，慈禧认为这是慈安在有意羞辱自己，“因愈不悦东宫” ，而动杀机。
第三，因为金姓伶人事。据说，有个姓金的演员得到慈禧的专宠，随意出入宫禁。有一次，慈安前往慈禧住处探视病情，偶见慈禧同金某躺在床上。慈安对慈禧“痛数责之” 。慈禧当时认了错，并把金伶逐出宫，且赐死，但慈禧也萌了杀死慈安的念头。
第四，因为宠李莲英事。据说慈禧宠信总管太监李莲英，李益发骄横，唯慈禧之言是听。一日，慈安乘辇过某殿，李莲英与小太监角力，对慈安置若罔闻，慈安大怒，欲杖责之。慈安这口气难咽，立刻到慈禧住处，教训了慈禧一顿，慈禧不服，两人因此闹翻。“不数日，即有慈安暴崩之事。”
以上都是野史传闻，正史无记载。平心而论，这些记载是经不住推敲的。即使如光绪帝的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的记载，也是不可靠的。著名学者金梁即对此提出质疑：“近人依讬宫闱，流言无实，尤莫甚于恽氏笔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即云显庙手敕焚毁，敕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确见？恽氏曾事东朝，横造影响无稽之言，后之览者，宜深辟之。” 金梁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请问，手诏既然已经焚毁，怎么能知道手诏的内容呢？送有毒的点心，谁曾亲见呢？金梁告诫我们，应该坚决摈弃这个谬说。
学者张孟劬也认为：“近代无实文人最喜依讬宫闱，增成其说，凡笔之书者，大都流言委琐，羌无故实，而尤莫甚于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载孝贞暴崩事。夫既云显庙手敕焚毁，语何从而知？食盒外进，又谁经见？”
金梁和张孟劬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因为慈安死得太突然，对于她的死，当时人也是有怀疑的。
据说御医薛福辰即持怀疑态度。《清稗类钞》记道：“孝贞后崩之前一夕，以稍感风寒，微不适。翌晨召薛福辰请脉（医士为帝后诊脉称请脉）。福辰奏微疾不须服药，侍者强之，不得已为疏一方，略用清热发表之品而出。是日午后，福辰往谒阎敬铭，阎留与谈。日向夕，一户部司员满人某，持稿诣请画诺。阎召之入，画稿毕，某司员乃言：‘出城时，城中宣传东后上宾，已传吉祥版矣。’（禁中谓棺曰吉祥版。）福辰大惊曰：‘今晨尚请脉，不过小感风寒，肺气略不舒畅耳，何至是？或西边病有反复，外间讹传，以东西互易耶？’有顷，内府中人至，则噩耗果确矣。福辰乃大戚，曰：‘天地间乃竟有此事！吾尚可在此乎？’”
这是当时人记的薛福辰的反映。不过，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御医薛福辰并没有为慈安诊脉，所以，有关薛的记载是不足为凭的。
据说军机大臣左宗棠也持怀疑态度。《清稗类钞》记道：“于时左宗棠方长军机，次晨又入，与本列语孝贞病状，左顿足大声曰：‘吾昨早对时，上边语言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云暴疾，亦何至如此之速耶？’恭王在庭，亟以他语乱之。”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正月入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九月授两江总督离开军机处，此时正在军机处。左宗棠的怀疑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个记载不是出自左宗棠本人。我们无法证实左宗棠是否说了这样的话。
其实，记载慈安死亡前后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是《翁同龢日记》。翁同龢当时任毓庆宫行走，是光绪帝的师傅，参与国家机要大事。他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初十日记道：
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而违和，未见军机，戈什爱班等皆请安，余等稍迟入未及也……夜眠不安，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十一日记道：
子正驰入，东华门不拦，月明悽然。入景运门，门者亦无言，徘徊乾清门下，遇一老公一侍卫，皆言微有所闻而不的，诸门下锁，寂无人声。出坐朝户，燮臣来，景秋翁来，云知令但云病势甚危。须臾诸公陆续来，入坐内务府板房，枢廷在彼，伯寅、绍彭皆来，犹冀门不开或无事也。待至丑正三刻开乾清门，急入，到奏事处，则昨日五方皆在，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疴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始则庄守和一人，继有周之桢又某共三人也，呜呼奇哉（初九日方未发）。诸臣集南书房（即摘缨），余出告同仁并谕诸司速备一切，诸司亦稍稍来，余出入景运门凡二次。日出起下，军机一起，已而传旨，惇、醇、惠三王、谟公、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毓庆宫、南书房、内务府大臣同至。钟粹宫请旨入殿否，曰入。偕诸公历东廊而东，至宫门长号，升阶除冠碰头伏哭尽哀。灵驭西首，内臣去面幂令瞻仰，痛哉痛哉，即出，己辰末矣。归家小憩，而司官来回事不断。做白袍带，以青袖蒙袍，派定夹杠人数（总办八人，帮办二人，于五更时议定，令司官特回，全师照发）。午正复入，青长袍褂，由牌楼门穿而西，先看幡竿等，到朝房小坐。始见谕旨，派惇亲王、恭亲王、贝勒奕劻、额驸景寿、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灵桂、尚书恩承、翁同龢恭理丧仪。遂入慈宁宫与内府诸宫坐上殿，看金匮安奉正中（甚大，时灵驭已移至宫，安奉于金匮之西），看朝帘殊合式。出再至朝房，良久复入，至门外，宝相于典礼旧事皆茫然，问礼王亦云不记。归时惇邸并立，乃与议定带桌子带喇嘛。未正二刻大敛毕开门，余随诸公带饽饽桌子入，至檐下，官人及内府妇人陈设毕，上由东箱来奠，余等随跪（一叩三叩），哭不停声。上起还宫，撤桌子至门外，喇嘛入啭咒，余等复入。咒毕出，无事矣，遂归。
翁同龢的记载可以澄清如下疑点：
首先，发病是否突然。从记载看，慈安发病是很突然的。初十日，她没有召见军机大臣，原因只是听说“偶而违和”。但是，半夜叫门，苏拉传信听说“东圣上宾”，慈安已经死了。
其次，治病是否及时。翁同龢半夜12时左右急忙入宫，同诸王大臣一直等到午夜2时左右始入宫内，这时见到了初十日御医为慈安开的5个药方。早晨药方已明白写出病情“类风癎甚重”。午间药方说“神识不清牙紧”，病势转危，险情已现。午后两方说，想尽方法灌药，但“究不妥”，即束手无策，“痰壅气闭如旧”，没有任何好转，且“有遗尿情形”，神志不清，濒临死亡了。午后6时左右“六脉将脱”，8时左右就“仙逝”了。从这五个药方看，治病是及时的。先是御医庄守和，后又是御医周之桢和某，三位在侧。但是，他们三人都没有能使慈安活过来。
再次，遗容是否瞻仰。王大臣到了慈安寝殿钟粹宫，慈禧命太监揭去了“面幂”，“令瞻仰”。瞻仰遗容的有惇亲王奕、醇亲王奕、惠亲王绵愉、公伯彦纳谟祜、御前大臣、毓庆宫行走、南书房行走、内务府大臣。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地命所有在京的王公大臣都来瞻仰遗容，这既看出了慈禧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了慈禧心中无鬼。
最后，大殓是否过早。有的野史说，慈安的棺材很小，事实是金匮“甚大”，说明慈禧没有慢待慈安。未正二刻（中午12时左右）大殓。皇太后死，第二天装入棺材，是完全合乎清代礼制的。据清史记载，皇太后死后一般也是第二天入殓的。有的野史说，似乎慈禧怕别人看到慈安的遗体，所以提早入殓，这是无稽之谈。
以上不难看出，慈安突然发病，很快死去。治疗是及时的，但因病情甚重，御医虽全力抢救，亦回天无术了。
那么，如何理解翁同龢的那个“呜呼奇哉”呢？其实，可以理解为死得太快，出乎意料，因此，翁同龢十分惊讶。
《翁同龢日记》的其他记载，也完全说明了慈禧对慈安的丧礼是极为重视的，并不像野史所说的“减杀丧仪”等。甚至连谥号，慈禧也是完全尊重王大臣所拟的“孝贞慈安裕庆和教仪天佑圣显皇后”，承认了“贞字正也”的事实。因为这是咸丰帝所命，“当时即寓正位之意” 。而且翁同龢亲见慈禧亦戴孝：“恭闻慈安以白绢蒙首，簪以白金，《周礼》所谓首绖者也，缘情制礼，不胜钦服。” 此情此景，翁同龢也是佩服的。
其实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因为慈安基本上不过问政事，一味退让，对政事既不大懂，又不感兴趣。从她接见鲍超的记载，就可以看出她的政治水平如何了。慈安召见臣工的记载十分罕见，据说只有陈昌的《霆军纪略》中记录了光绪六年五月鲍超觐见的详情：
初一日，卯正召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孝贞显皇后在后黄幔之内，有内监揭起门帘，鲍公入门三步，跪奏称奴才鲍超恭请圣安，旋免冠碰头奏称奴才叩谢天恩毕，戴冠起向上行五步许，半对皇上，半对孝贞显皇后跪。孝贞显皇后问：你何日动身？奏：（略）。问：川省百姓安否？奏：督臣丁宝桢操守甚属廉洁，百姓安堵如常。问：沿途百姓安否？奏：仰沾天恩百姓俱安。问：现在年成好否？奏：沿途年成俱好，小春俱已得收。问：你在途走了多少日期？奏：坐轮船十余日，沿途服药躭延水陆计一月有余。问：沿途服药你有哪些不爽快？奏：奴才接各路来函传闻界词云古北口俱在开仗，俄船已到天津，都城告警，奴才恨不得一翘飞来，因此夜下缮稿恭报起程日期，以慰朝廷廑念，一面函致各省旧部诸将前赴湖北适中之地，等候奴才具折请旨招募勇丁是否可行迎折北上，恭候批示只遵，以免展转躭延，奴才昼夜筹划，眷口等见其过劳，劝令稍息，奴才以国事如此紧急，臣于何忍安闲，因此肺胁受寒，致成咳嗽，掣动旧伤。问：你沿途在哪几处服药？奏：在宜昌服药五剂，至天津李鸿章见奴才形容憔悴留住服药十余剂。问：你是要紧的人，服药总要审慎！是四川医生好？还是宜昌医生好？还是天津医生好呢？奏：服药都觉平常。问：到底哪个医生之药靠得住些？奏：李鸿章所荐医生之药似觉平和。问：你有几兄弟？现当什么差使？奏：（略）。问：你几个儿子？大的个好多岁数？奏：（略）。问：你是随同曾国藩打仗？奏：原随同向荣出师广西追贼至湖南，经曾国藩札调管带水师，随同杨岳斌将江面肃清，胡林翼札调统带陆路创募霆军各营。问：你后来又同曾国藩？奏：后来又同曾国藩。问：你打了好多仗？奏：水陆数百战。问：你好声望！奏：奴才毫无能为，天恩褒奖！问：你很苦得有！奏：应效犬马之劳。问：你身上伤痕现掣动否？现在咳嗽否？李鸿章之医生尚好，你还是要用李鸿章之医生。奏：是。问：李鸿章你们至好？奏：多年旧好。问：李鸿章体子好否？饮食好否？奏：李鸿章曾邀奴才吃过饭，李吃得两中碗饭，太后可放心！问：你的体子医生总要好生斟酌。奏：是。少停，孝贞显皇后说你歇歇，遂起自揭门帘退。
五月二十七日（7月4日）鲍超觐见请训情形：
孝贞显皇后问：你这到湖南好多路？奏：轮船不过十余日至湖北，由湖北不过十余日即到任所。问：你咳嗽好了么有？奏：咳嗽已好。谕：我靠你们在外头，你须任劳任怨，真除情面，认真公事！奏：仰体天恩真除情面认真公事，不敢有负委任。问：湖南有洋人否？奏：洋人曾到湖南，因湖南百姓聚众一赶后遂未到湖南。 （下略）
从以上两则记载可以看出慈安的召见只是礼仪性的，问问身体如何，没有任何指示性意见和指导性见解，说明慈安不大懂政治。此次召见也是因为慈禧患病，慈安不得已而为之。薛福成说：“东宫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为诵而讲之，或竟月不决一事。” 这应该是实际情况。
慈安对慈禧构不成威胁，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她们俩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因此，慈禧没有必要害死慈安。
慈安其实是死于突发的疾病。那么，慈安到底死于何病呢？细查《翁同龢日记》，可知慈安早就患有严重的隐疾。《翁同龢日记》中有两则关于慈安发病的记载十分重要，但多年来一直被人们忽略了。
一则是同治二年二月初九日（1863年4月6日）：“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躬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 这时慈安才26岁。从正月十五日到二月初九日，共病了24天，病势沉重。
二则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 6年后，即她33岁时病情又一次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