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两次发病的情形看，慈安肯定患有严重的疾病。发病的特点是“不能言语”，“厥逆半时许”。即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达1个多小时。从用药看，枳实、莱服子是起降气调肝、安神宁志作用的。懂些医道的翁同龢怀疑是“肝厥”。笔者请教了著名的中医专家，专家认为慈安患的确是厥征。厥征是以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四肢厥冷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征。轻者昏厥时间较短，自会逐渐苏醒。重者则会一厥不醒而导致死亡。《类经·厥逆》指出：“厥者，逆也，气逆则乱，故忽为眩什脱绝，是名为厥……轻则渐苏，重则即死，最为急候。”《素问》认为：“暴厥者，不知与人言。”《石室秘录》记道：“人有忽然厥，口不能言，眼闭手撒，喉中作酣声，氮气甚盛，有一日即死者，有二、三日而死者。”慈安这两次发病类似厥征。
但这次发作来得突兀。刚开始没引起足够重视，以为只是“偶而违和”，实则是危症的前兆。从五个药方看，慈安的病十分严重，“风癎甚重”、“ 神识不清”、牙关紧闭、“遗尿情形”、“痰壅气闭”，等等。这些症状说明是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口噤拳握、呼吸气粗的典型的气厥征。据专家对这三次发病的综合分析，他们认为，慈安患的是脑血管疾病，很可能是脑出血。脑出血即使现在也是不治之症，何况100年前呢？
慈安为什么得此重病？一般诱因有两种，一种是恼怒惊骇，一种是疲劳过度。慈安是一位性情温和的人，此时也没有什么引起她烦恼的事，她的发病是因为疲劳过度。如前所述，光绪六年慈禧大病一场，光绪七年一月又病了一场。《翁同龢日记》光绪七年一月记道：“云慈禧圣体渐起，十日如此，可保无事。” 慈禧患病期间慈安不得不出来处理政事。慈安的知识容量、决策水平和应对能力都远远不如慈禧，她感到十分吃力。因疲劳过度引发脑出血是极有可能的。
她的病至少发作过三次，一次是26岁，一次是33岁，一次是44岁。这次没有醒转过来。慈安应是正常死亡。
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后果来看，两宫垂帘变成了一宫垂帘。慈禧大权独揽，了无顾忌，我行我素，为所欲为，成了名至实归的太上皇后。
第四、清流兴起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十二日慈禧命太监李三顺到太平湖之醇王府给其妹醇王福晋送食品。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挑着八盒食物，欲从午门东左门出去。至午门，护军因其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照例禁止出门。李三顺不服，遂至争哄。李三顺归告慈禧，说被护军殴打，食盒毁弃。慈禧时在病中，非常愤怒，派人请慈安来，哭诉被人欺侮，说不杀此护军，则妹不愿复活。慈安“怜而允之”，将此案立交刑部，并面谕兼南书房行走之刑部尚书潘祖荫，必拟以斩决。潘祖荫到署传旨，讯得实情，护军是无罪的。秋审处坐办四员、提调四员，都是从各司中选出来的最精于刑律的，时有刑部八大圣人之称。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交部即应依法，倘太后必欲杀之，则自杀之耳，本部不敢与闻。”潘祖荫将此复奏慈安，慈安转告慈禧。慈禧大怒，带病召见潘祖荫，斥骂其无良心，泼辣哭叫，捶床村骂。 潘祖荫无法，只得重判护军。八月十三日上谕将护军统领岳林及护军玉林、福祥、忠和等逮捕。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将护军玉林、福祥加重发往黑龙江，遇赦不赦，忠和圈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加重严议。这道谕旨对护军不惜格外重处，而对太监则不置一词，偏袒太监十分明显，“闻者骇然”，认为长了太监的气焰，“流弊甚大” 。当时的形势是“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
但是，十二月初七日又发下改定罪名的两宫懿旨，将首犯玉林杖一百，流二千里，余犯皆减。同时责打太监李三顺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为什么只隔了几天就有如此大的变化？
原来是右庶子陈宝琛、左庶子张之洞上疏力争之结果。陈宝琛认为重处护军的上谕如实行，关系甚巨，所以上疏争之，正疏之外又附一片，此片云：“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两宫遵祖训，必宜从轻。出自慈恩，益彰盛德。”慈禧览疏，为之感动，遂于初七日特颁懿旨。恭亲王奕对此疏赞道：“若此真可谓奏疏矣！”后人评道：“二庶子挽回已定之局，其力伟矣！” 其实，侍讲学士张佩纶也曾参与策划。
这就是著名的“庚辰午门案”。当军机大臣如奕、刑部大臣如潘祖荫面对此案毫无办法的时候，是陈宝琛、张之洞二庶子起了作用。他们就是清流党人。慈禧尽管专横跋扈，但还是听了清流党人的谏诤。这足以说明清流党人的特殊地位。
何谓清流？一般是指那些不掌实权，但对时政敢于发表意见的御史和翰林，即言官和讲官，也就是一批有风骨、有见解、有勇气的高级知识分子。
人们往往以为清流私心很重，然而清流中亦不乏“激于义愤，志在救国” 者，“遇事敢言，不畏强御” 者，“力排众议，侃侃直争” 者。当然时人对他们看法不尽一致，有人说：“第有三种人不易浃洽，余敬而远之：一曰翰林院，敝貂一著，目中无人，是谓自命太高；二曰都察院，风闻言事，假公济私，是谓出言太易；三曰刑部，秋审处司员满口例案，剌剌不休，是谓自信太深。” 这三种人中的前两种往往都是清流。清流中的健将张佩纶尤以纠弹大臣名著一时，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都是被他弹劾罢职的。
清流为何能够兴起？
第一，慈禧的纵容。这一条是最根本的。保留并培植一批清流党人，对慈禧是很有用的。一是她可以借此割除一些贪官污吏，有利于她的封建统治；二是她可以借此消灭政敌，巩固她的统治地位。
第二，奕的重用。奕自被慈禧削掉议政王头衔后，处处小心行事，深怕危及自身安全。他重用清流的目的，一是为了使政治清明些，另一是企图利用清流扼制慈禧的无限的贪欲。
第三，李鸿藻的培植。李鸿藻以光绪帝师傅的身份兼任军机大臣，但他感到势单力孤，于是便多方培植自己的势力。“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以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迭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 李鸿藻是清流党的领袖。清流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 。他们要上奏折，“亦先得公之同意耳” 。张之洞在京之际与李鸿藻交往频繁，经常深夜长谈，往来函件亦多，且多用暗语。
实际上，清流是同光之际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的产物。
清流互相标榜，徒党甚众。当时有“四谏”、“ 四大金刚”、“ 十朋”之说。“四谏”，即张佩纶、宝廷、陈宝琛、邓承修。 “四大金刚”，即张之洞、张佩纶、吴大澂、陈宝琛。 “十朋”则为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陈宝琛、黄体芳、张观淮、吴大澂、刘思溥、吴可读、邓承修等。 清流党的活动与甲申年朝局之变关系密切。
第五、甲申朝变
光绪十年（1884年），即甲申年，清廷发生了大的朝局之变。这一变动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清朝与越南之间存在一种封建的宗主和藩属关系。清朝皇帝对越南国王实行“册封”，而越南国王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朝和越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光绪八年十一月，法军进攻越南山西的清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对法是和是战，慈禧太后态度游移，迁延不决。恭亲王奕在中央，李鸿章在地方，对法国和战举棋不定。山西一战，清军失败，统帅云南巡抚唐炯“弃军而逃”。清军又相继失去北宁、太原、兴化，慈禧震怒，将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 慈禧对前方军事失利非常不满，她要寻找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