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慈禧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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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庚子西狩(1)

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既失望,又痛恨。她想换一个皇帝。为此,她广泛散布光绪帝病重的信息。光绪帝确实有病。但当时扩散这个消息,说明慈禧是在为谋害光绪帝作舆论准备。

最可以说明慈禧这个预谋的是,她迫不及待地为光绪帝确立一个不称职的皇长子大阿哥。

由于洋人的干预和疆臣的反对,她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她不敢一意孤行。

但是,她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并围攻使馆。她失败了。她不得不西狩。

她屈服于洋人。她带给中国许多苦难。

她又回到了北京。

第一、谋废光绪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来,北京的谣言极多,其中有很多是说光绪帝身染重病的。初言患淋症,继言患腹泻症,继言患遗精症,继言患咳嗽症。说法很多,不一而足。问他们从哪里听来的消息,几乎都说是从内务府太医院传出来的,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

更有甚者,有的人说光绪帝之所以患病,是因为吃了某人进的红丸。这某人,有的说是张荫桓,有的则说是康有为。

对此,当时即有人指出,其目的是“以为他日弑害皇上,及坐康、张等罪名之地也” 。

以后,又传谕天下,为光绪帝选名医,治痼疾。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1898年9月25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

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慈禧发布这个上谕是旨在为废黜光绪帝制造舆论,并不是真的为光绪帝征召名医。

这从她下令搜捕康有为的过程中可看得一清二楚。

康有为逃出京师后,慈禧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紧追捕。慈禧密电给上海道蔡钧,让其严密查拿康有为。蔡钧照会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白利南,声称他要派人搜查自天津开来的所有英国轮船,以逮捕康有为。白利南仅答应自派两名巡捕上船查缉,拒绝中国派员登轮搜捕。无奈,蔡钧只好提供康有为的照片,以便搜捕。

白利南事先得到李提摩太请求援救康有为的电报,在征得英国政府同意后,于八月九日清晨,派上海工部局职员濮兰德,乘驳船往吴淞口外去截住“重庆号”。他借着照片,很快便找到了康有为。

濮兰德问:“君为康某乎?”

康有为不认识这位外国人,姑漫应之曰:“然。”

此时英人把康引入一室,指着照片问道:“此君之相乎?”

康有为答:“然。”

濮兰德问:“君在北京曾杀人否?”

康有为奇怪地笑答:“吾安得为杀人事,何问之奇也?”

英人立即拿出上海道蔡钧抄写的一道上谕,上写:“吾(康有为)进红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康有为看过后,失声痛哭。

濮兰德问:“汝有进丸弑上事乎?”

康有为答:“我受特达之知,赞变新法,天下皆知,愧不能报,安有弑理?”当即把光绪帝给他的密谕书写出来,并哭诉事件的原委。

濮兰德说:“我英人濮兰德也。我领事固知君是忠臣,必无此事。且向知汝之联英恶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随我下轮。事不可迟,恐上海道即来搜船。”

康有为随他上了驳船。康有为听说光绪帝可能被弑,又不知英人是何居心,真是痛不欲生,竟欲蹈海自毁。并留下了绝命诗和遗书。濮兰德见状,安慰他说:“上大行尚无确信,但传闻耳,可待之。”康有为才稍微稳定下来。

在戊戌维新前后,维新派领袖主张联英日拒帝俄。日本、英国为了在中国培植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势力,因此,在戊戌政变后对维新派采取了保护和营救的政策。

从以上不难看出,慈禧确实使用了诬陷康有为给光绪帝进红丸的卑鄙手段,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八月以后,把每天给光绪帝看病的脉案药方予以公布,“传示各衙门” 。下边人言籍籍,人心汹汹,猜测皇命不保。这时一位商人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公电慈禧,“请保护圣躬” 。慈禧大怒,下旨命捕拿经元善。但是,谋废光绪帝的劲头却减缓了。

光绪帝病重的谣传很盛的时候,英、法两国出面干涉了。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同来到总署,推荐法国医生给光绪帝看病。总署大臣上奏慈禧,慈禧不准;又奏请,又不准。两国大使挑明地说:“荐医者非为治病吃药,缘贵国此番举动离奇,颇骇听闻,各国国家商定验看大皇帝病症,为释群疑。已奉国家之电,不能不看。”奕劻又奏请慈禧,直接说明原委。慈禧不服,对军机大臣不屑地说:“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且外国医生,也不配看皇上病。”话虽然如此说,但她终不敢得罪外国,只得同意外国医生为光绪帝治病。外国医生为光绪帝治病的情况,已公布的史料没有准确记载。近年来,关精明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务府案件中,发现了法国驻京使馆医官给光绪帝诊病的档案。 这和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记载的“荐法医” 暗合。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法国驻京使馆医官多德福,在慈禧特派的端郡王载漪、庆亲王奕劻及军机大臣的共同监视下,自带翻译,来到瀛台为光绪帝诊病。多德福先是恭阅了光绪帝亲自交给他的《病源说略》,接着询问了病情。《病源说略》谓:

“身体虚弱,颇瘦劳累,头面淡白,饮食尚健,消化滞缓,大便微泄色白,内有未能全化之物,呕吐无常,气喘不调,胸间堵闷,气怯时止时作。”

根据自述,光绪帝虽然认为自己有病,但“饮食尚健”,即不是病入膏肓。

多德福为光绪帝听诊、化验,其描述的病情是:

“肺中气音尚无常现症,而运血较乱,脉息数而无力。头痛,胸间虚火,耳鸣头晕,似脚无根,加以恶寒,而腿膝尤甚。自觉指木,腿亦酸痛,体有作痒处,耳亦微聋,目视之力较减。腰疼。至于生行小水之功,其乱独重。一看小水,其色淡白而少,迨用化学将小水分化,内中尚无蛋青一质,而分量减轻,时常小便,频数而少,一日之内于小便相宜,似乎不足。”

多德福确诊其为“腰败”。“按西医名曰:腰火长症”。因为“腰败”,使人体中排泄的渣滓,“不能合小水而出,血复运渣滓散达四肢百体,日渐增积,以致四肢百体,有如以上所开之乱”。

他认为,“腰败”是光绪帝的百病之源。

他提出的治疗方法是:“总宜不令腰过劳累,而能令渣滓合小水同出之。”

其治疗方案是:

“养身善法,总之莫善于惟日食人乳或牛乳矣,他物均不宜入口。每日约食乳六斤左右,而食牛乳时,应加入辣格多思约一两五钱(此物系化取牛乳之精洁者,译名曰乳糖),如此食乳须数月。若以药而论,则用外洋地黄末,实属有功。腰疼,干擦可安痛楚。西洋有吸气罐,用之成效亦然。”

多德福自信地认为,如完全照此治疗,可使“小便调和,喘气闷堵可除,以致病身大愈”。

对于光绪帝的遗精症,他指出:“少腹皮肉既亦虚而无力,不克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

从关精明所发现的这份医案不难看出,光绪帝确实身患多种疾病,但不是不治之症。通过给光绪帝诊病,英、法等列强得到第一手资料,即:一是光绪帝还健在,二是光绪帝虽然体弱多病,但患的不是绝症。因此,慈禧欲因光绪帝患病而废黜他的阴谋便受到外国的干涉。光绪帝没有被废黜,同列强的出面直接干预是紧密相关的。

慈禧虽然皇权独揽,但在列强的干预面前,在对待光绪帝的去留问题上,她颇多踌躇,还不敢一意孤行。

第二、策立阿哥

慈禧恨透了光绪帝,处心积虑地要废黜他。但是,了解中外大事的军机大臣荣禄不赞同此举。

然而,劝说慈禧谈何易事,荣禄为此内心极为焦躁。适逢大学士李鸿章奉谕旨任两广总督。在上任前,他向荣禄辞行,见荣禄面带忧色,问道:

“何忧之深也?”

荣禄忧心忡忡地答道:

“南海虽边远,实一大都会。得君往,朝廷无南顾之忧。君行将高举远引,跳出是非圈外,福诚无量。而我受恩至渥,责备亦最严。近数日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将何以教我?”

接着,荣禄把慈禧欲废黜光绪帝的谋划和盘托出,告诉李鸿章。李鸿章还没听完,便急切地高声说道:

“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

荣禄闻听此言,怅然若失,感到非同小可。恰在此时,承恩公崇绮、大学士徐桐、尚书启秀等亦谋废立,“咸思邀定策攻” 。

荣禄有鉴于此,请求单独召见。

荣禄问:“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

慈禧答:“无有也,事果可行乎?”

荣禄说:“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

慈禧谓:“事且露,奈何?”

荣禄说:“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

慈禧沉吟良久,答道:

“汝言是也。”

在此之前,荣禄事先探听了外人及疆臣的意见。外人反对。电询刘坤一,刘覆电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倾,责在公等。”明确表示反对废黜光绪帝。

废立之事遂不成。于是,荣禄提出为光绪帝建储,策立大阿哥。阿哥,在清代宫廷一般指皇子。大阿哥是指皇长子,即有继皇位权的皇子。

慈禧经反复考虑,选中了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本来慈禧很厌恶载漪。但其父惇亲王奕在辛酉政变中“有隐德于太后” ,且载漪兄弟在戊戌政变中又“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同时,载漪的福晋是承恩公桂祥的女儿,是慈禧的侄女。 她聪明伶俐,“雅善词令” ,且颇能迎合慈禧的意旨,“日侍左右”。慈禧决定后,便召亲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等,并命军机大臣按己意草诏。慈禧在慈宁宫,召光绪帝入,以诏示之,盛气凌人地问道:“汝意若何?”

光绪帝畏缩地磕着头说:“此素愿也。”

慈禧紧追不舍:“汝既愿之,曷缮此发布。”

说罢,命内侍捧来朱笔,让其照录一通。第二天,便发下此上谕:

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界。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时间是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从此,溥被尊为大阿哥。

既然溥被立为同治帝的皇子,那么,与其同辈的光绪帝便成为多余的了。光绪帝处于岌岌可危的随时可能被黜的地位。

然而,大阿哥溥“不乐读书”,常与太监打水漂玩。他曾跟随慈禧西狩至西安。表现的胸无大志,慈禧很失望。

当时怀来县知县吴永因迎驾有功,很得慈禧赏识。吴永被派往湖北,采办粮台,拜见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忽然对他谈起了大阿哥:“此次祸端,实皆由彼而起,酿成如此大变,而现在尚留处储宫,何以平天下之人心?且祸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酿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内,则中外耳目,皆感不安,于将来和议,必增无数障碍。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

他让吴永将此话面奏慈禧。吴永答应:“冒死言之。”吴永回到陪都西安后,觉得此事关系重大,便面见首席军机大臣荣禄,问上奏慈禧是否适宜。荣禄经慎重考虑,答复“也可以说得”。吴永于是决意陈奏。

一日召见奏对毕,吴永见慈禧神气和悦,便趁机斗胆奏道:

“臣此次自两湖来,据闻外间舆论,似对于大阿哥,不免有词。”

慈禧面色严肃起来,警觉地问道:

“外间何言,与他有何关系?”

吴永见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边磕头边奏道: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无关涉于政治,但众意以为此次之事,总由大阿哥而起。现尚居留宫中,中外人民,颇多疑揣,即交涉上亦恐多增障碍。如能遣出宫外居住,则东西各强国,皆称颂圣明,和约必易就范。臣在湖北时,张之洞亦如此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并言此中曲折,圣虑必已洞烛,不必多陈;第恐事多遗忘,但一奏明提及,皇太后定有区处。”

慈禧反应极快,稍作凝思,便答道:

“尔且谨密勿说,到汴梁(开封)即有办法。”

在回銮途中的开封,于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1900年12月11日)发布上谕:奉懿旨,溥著撤去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加恩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毋庸当差。

这是慈禧在心中早已谋划好了的。

溥性甚顽劣。太监根本不把他当回事。“众皆狎玩而厌恶之”。他出宫时,“宫监等均在旁拍手,以为快事也”。溥回到北京后住在什刹海附近的蒙古罗王府,常到后门一带茶坊喝茶饮酒,后来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策立溥为大阿哥是慈禧决策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她的本意是以大阿哥来代替光绪帝,以便更加牢固地掌握住至高无上的皇权。但溥不争气,引来了列强的干涉和疆臣的劝谏。在此情形下,慈禧不得不作出新的决策,决定废黜溥。

以上是后话先说。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慈禧对待洋人的态度。

第三、仇视洋人

慈禧仇视洋人由来已久。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慈禧震动很大。戊戌政变后,她想废黜光绪帝,遭到列强驻京公使的干预,慈禧“不悦”。慈禧下令搜捕康有为,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庇护下隐藏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慈禧悬赏十万金欲购康之首级,英兵防卫森严,杀手们无从下手。慈禧闻听此种情况,对英国恨之已极,咬牙切齿地发誓道:“此仇必报!”当时她正在用餐,顺手把美丽的玉壶摔得粉碎,且挥舞着拳头高声说:“所以志也。”

策立溥为大阿哥也遭到各国公使的抵制。载漪为使策立大阿哥得到列国的支持,便派人遍约各国公使参加册封仪式,但公使们无一赴约。慈禧也约请各国公使夫人赴宴,趁玩的高兴的时候,提出了欲立溥为大阿哥的想法。但公使及公使夫人对此不表赞同,且“有违言”。这使太后及载漪很尴尬,十分恼怒,“日夜谋所以报”。

恰在此时,义和团运动的烈火由山东燃向了京畿一带。义和团,又名义和拳,起源很早。有人认为在康熙年间即已出现。义和团是大刀会、神拳、梅花拳、义和拳等组织的混合体。义、和二字是“取朋友以义合之义” 。吴桥县令劳乃宣说义和团即义和拳,系白莲教中八卦教离卦的分支。他写了一篇《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拳“实系邪教,并非义民” 。但是,当时也有人认为义和团不是邪教,如给事中胡孚辰即说:“凡两省官吏来京,多谓为邪教支流,必须剿办,而两省绅士则谓系良民自卫身家,并非谋乱。” 我认为,义和拳在初起时,既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又是自卫身家的民间结社。直到咸、同年间,义和拳仍然自发地散在乡间,亮拳习武,比试拳脚。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反清复明的宗旨愈益减弱,而自卫身家的作用反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