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的头被打得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她被打得坐在地上，躺在地上了，但父亲还揪住她的头发一阵踢。家人们站在一旁怎么都插不上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两人给拉开了。虽然被打得有点神志不清，但爱玲心里一直是很清楚的。她觉得有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与生俱来的叫“亲情”的东西正在离她越来越远。她想起母亲叮嘱过她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于是，爱玲也没有预备想抵抗。父亲骂骂咧咧地上楼去了，后面跟着幸灾乐祸的后母。爱玲强忍着疼痛，走到浴室里照镜子。她看到自己遍体鳞伤，脸上还有红指印，已经浮肿起来了，一碰就是钻心的疼。一种复仇的火焰开始在她心底燃烧，她想要去报告巡捕房，她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这幢看似漂亮平静的大宅子里掩藏着多少丑陋、残暴与虚伪。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繁华都市上海，还有一个父亲用这样一种法西斯的手段对待未成年的亲生女儿！
爱玲艰难地、慢慢地走到大门口，却被看门的巡警拦住了：“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爱玲试着撒泼，叫着闹着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然而，她把喉咙都喊破了，力气也用尽了，还是无济于事。
回到房里后，父亲知道她想去报警，更是气炸了。他随手把一只青瓷大花瓶朝爱玲头上掷来。爱玲一下子吓呆了。好在花瓶稍微歪了一点，飞了一房的碎瓷。父亲走后，从小把爱玲养大的仆人何干心疼地看着伤痕累累的爱玲，哭着对她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爱玲觉得心里有一阵暖流流过，世界上毕竟还有人在关心她。她顿时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何干哭了很久很久。何干终究是个仆人，她替爱玲害怕，怕她得罪了老爷，要苦一辈子。爱玲又在楼下的一间空房子里哭了一整天，直哭到眼睛红了，泪泉干涸了。晚上，她就一个人在红木炕床上睡了。没有人去理会她的委屈，她的哭声。她觉得这个世界好冷酷，她觉得自己犹如一个步行在茫茫戈壁沙漠里的旅人，举步维艰。
第二天，姑姑得知消息来替她说情。后母白了她一眼说：“是来捉鸦片的么？”没等她开口，张廷重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姑姑也被打伤了，进了医院。但是，姑姑也没有去巡捕房。她虽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却也觉得如果把家事传出去，沸沸扬扬的，太丢张家的面子了。
可怜的爱玲被监禁在一个空房子里了，父亲还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爱玲知道父亲并不会把她弄死，只不过想关她几年，惩罚她。而且，她也不怕死，苟且偷生的滋味并不会比死好多少。是的，这幢房子是她的出生之地，她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这里曾有她的欢声笑语，悲歌痛哭。可是欢乐总是乍现就凋零，这是一座充满了悲哀的宅子。而此刻，这房子突然变得非常非常陌生，她感到“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私语”，《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就连楼板上的那蓝色的月光，爱玲也觉得阴森可怕，好像潜伏着暗暗的杀机。
在这个空旷的、如同坟墓一般死寂的屋子里，爱玲被关了半年。一个年仅17岁的女孩子，在她还需要父母的爱护时，却被关在这样一个空旷的房子里。在那些寂静的夜晚，月光从窗外斑驳的树影缝里漏泄进来，在地上构成各种诡异的图案，风轻轻吹动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爱玲感到一种寒意，来自地底。她忽然觉得很害怕，紧紧地缩起了小小的身体，在那阴暗的角落里。
短短几个星期里，她仿佛经历了万劫百难的人生，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她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她用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湛蓝湛蓝的天空，那时候的天空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她们家里，她希望与这个家一起在烈火中烧死。
何干知道爱玲心底是不服气的，就再三叮嘱她：“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可她哪里知道，爱玲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如果可能，她是再也不愿意踏进这个门半步了。爱玲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九尾龟》的小说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但这个方法似乎行不通，关爱玲的房间里没有临街的窗，唯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虽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如果在夜深人静时翻墙而出，不小心惊动了两只大白鹅，叫起来，那不等于是自投罗网吗？
花园早已荒芜了，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那两只大白鹅整天在园子里摇摇摆摆地走着，呱呱乱叫着，还会追人啄人。园里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出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很难想见，一户人家竟会保留着如此邋遢丧气的花。有时候，她会觉得大白花是在为这个颓败的大家族送丧。
爱玲在那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地为她的逃走作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
真是祸不单行，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得了痢疾。她父亲不请医生，也没有药。爱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差一点死掉。那些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她每天沉沉地躺在那儿，浑身是滚烫的。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乏力和虚脱。她预感到她将死了，只是从未想到会在这样阴冷寂寞的环境中走向生命的终点。有时候，她也躺在床上睁开眼看看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她忽然想起小时候跟私塾里花白胡子的老先生读过的《桃花源记》，她是多么羡慕那些“乃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在那里，丰衣足食，尊老爱幼，其乐融融……有好几次，她梦到了桃花源。深夜梦回，唇边还留着浅浅的淡淡的笑。一阵初冬的凉风从窗缝里吹进来，爱玲浑身一哆嗦，打了一个寒噤。她忽然觉得跟这个房子挺有缘的，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然而，即便在这样垂死的情况下，爱玲还是没有打消“逃走”的念头。她还禁不住高兴地想：也许，因为我病在了床上，他们会疏了防；也许，我真会有机会逃出去。她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滋咕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便是睡里梦里也听得见这声音，还有通向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声。
何干见爱玲的病一日比一日严重，心有所不忍，又唯恐她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连带负责任。她躲过后母的注意，偷偷地告诉了张廷重。也许，张廷重也觉得此事因他而起，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面上不好看。于是他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剂，趁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爱玲注射。几次以后，爱玲的病情控制住了。在老保姆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爱玲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健康。
这一次可算是大难不死。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天不该绝我”的信念，她似乎看到了一线新希望的曙光。一等到她可以扶墙摸壁行走，她又开始计划着要“逃”。她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她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她就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打开了门，把望远镜扔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她没有想到，策划了半年之久的出逃计划就这样轻松实现了。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当她当真立在人行道上时，她还真疑心是在梦中。没有风，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爱玲想着，在这样凄寒的冬夜里，别人一定都是一家子围在温暖的火炉边，欢乐地吃着合家宴。虽然这个世界冷得像个大冰窖，但对她而言，这已经是相当可亲了。她独行于苍茫天地之间，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遇到一个黄包车夫，便和他讲起价钱来。爱玲觉得挺高兴，自己还没有忘记怎样还价，毕竟这让她重新感受到一种“在人间”的生活。但是，她的心里还是如同有只小鹿般怦怦跳。太危险啦！如果被发现，她随时可能被重新抓进去。
后来，何干因为犯了和爱玲同谋的嫌疑，大大地被连累了。她被张廷重大骂一顿后，就离开了服务了几十年的张家，回皖北养老去了。后母就只当爱玲死了，把她的东西都分着给了别人，也许，她还在暗自庆幸“卸了包袱”。何干偷偷摸摸地把爱玲小时候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她做纪念。其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