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爱玲就把她被软禁的经过用英文写成文章，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这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张廷重就一直订阅它。编辑先生还给文章定了一个很动人的标题：“What a life，that a girl’s life！”张廷重是最怕家丑外扬的，看到之后，自然是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后也无可奈何，到底文章已经发表了！1944年，张爱玲在《天地》月刊第10期发表散文《私语》，把被关的前因后果作了详细生动的描述。那时候，张爱玲已是上海最红的作家。不知道张廷重看到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也许是深深惋惜，也许是扼腕长叹，也许是老泪纵横……
于是，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张爱玲一直与姑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的生活与教育的费用都由母亲承担。爱玲跟母亲的关系不像一般的母女那样是非常亲密而无话不谈的。自出生以后，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一种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而此时，突然间走得那么近，近到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爱玲也看到了母亲平凡的一面。她雍容、大度，可是，也为手头拮据所困扰。早在爱玲从家里逃出来之前，母亲就曾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当时爱玲虽一心渴望自由，却也为母亲的话所困惑。后来她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要紧的是这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她就立刻决定了。那一刻，她就定下了出逃的必死的信念。
母亲却不得不告诉她：“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打扮自己，如果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花来买衣服了。”
于是，爱玲继续穿着破旧的衣服，一如既往地当着“灰姑娘”。有一次，她到舅舅家吃饭，舅母见她穿的衣服很破，就随口跟她说：“等哪天有空了，我翻箱子把你表姐们的旧衣服拿点出来给你穿。”爱玲的脸顿时红了。她低着头，假装专注地在吃饭，可是，滚烫的热泪却从面颊上悄悄流了下来。“不，不，舅母，我真的不需要。”清高的爱玲不由得想：从几时起，我竟然成了被周济的穷亲戚？！可是，这已成为别人眼中的事实。
她记得有一次和表姐一起去逛霞飞路。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了东方巴黎的美誉，时装业的兴旺可想而知。一家家门面装修漂亮的时装店，成为上海街头引人入胜的景观。霞飞路在爱玲眼里就像是一个漂亮的巨大的时装展览馆。那里不光有带着浓郁古中国情调的旗袍，还有来自欧洲各国的式样最新最时髦的各式洋装，她们常常可以逛上大半天。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对漂亮的衣服有着一种天生的偏爱，爱玲更是不例外。有时候，逛着逛着，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爱玲走到一家流光溢彩的服装店门廊下避雨。隔着透明的大玻璃，她痴迷地望着里面模特儿身上那一套粉红色的缀着花边和彩线的晚礼服。她离玻璃那么近，呵出的热气，在大玻璃上结成白色的水雾。她离漂亮的晚礼服却又那么远，她想都不敢想可以得到它。绫罗绸缎的家族辉煌，早已没入了历史，衣敝蕴袍的成长历程却嵌入了身体。有时候，爱玲会想起那位曾经住在遥远的飘雪北欧的写童话的安徒生老爷爷，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安徒生笔下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姑姑自从与父亲分家后，由于遗产被兄嫂侵吞，因此经济状况一直都不好。因为生计，她还卖掉过许多珠宝。姑姑找职业可是非常挑剔。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只需工作半小时。她就感慨道：“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爱玲觉得，姑姑的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尤其是关于“职业妇女”的看法，颇有见地。
因为工作与生活的不顺利，姑姑一向心境不好，可是，有一天却忽然很高兴。爱玲提出想吃包子，姑姑没钱去买，就用现成的芝麻酱做馅，捏了四只小小的包子，蒸了出来。热腾腾的包子上面皱着，看着它们，爱玲的心里也皱了起来。她想起了小时候家里的那些盛大的晚宴。姑姑原本也是锦衣玉食的人啊，如今却沦落到这种程度。爱玲一把抓似的吞了下去，喉咙里一阵阵哽咽着，也不知有什么滋味。嘴里却还笑着说：“好吃，好吃。”她实在不想让姑姑看到她的伤心。
爱玲出逃后不久的一天，弟弟来了，小弟弟穿着一件青色的脏长衫，带了一双用旧报纸包着的篮球鞋。爱玲不由得想，弟弟终归还是个孩子，离家出走都不忘带着他的宝贝球鞋。
“你怎么出来了！跟爸说了没有？”爱玲惊喜地问。
“妈，姐，你们都出来了，我也不想回去了！爸，他老是打我！”弟弟哭诉着。他卷起袖子让她们看他身上的伤痕。姑姑就曾经用“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望着我”来形容弟弟可怜的样子。
“是啊！妈，我求求你，让弟弟留下来吧！他现在回不去了！”爱玲想到自己曾经的遭遇，还是感到心有余悸。
“孩子，不是妈狠心，可是妈的钱只能负担你姐姐一个人啊！”黄逸梵摸着儿子清秀的脸，一种内疚之情油然升起，她觉得自己欠这个儿子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他们三人都哭了，尤其是弟弟，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明澈的大眼睛里直往下掉。弟弟最终还是走了，带着他的那双篮球鞋。可是，就在弟弟回转身的那一瞬间，张爱玲从小弟弟眼里看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和留恋。后来，弟弟回到了父亲那里，一直接受着私塾教育。结果，“四书五经”都背完了才进学校，中学没念完就出去找事做了。许多年里，世人都在嘲笑张子静的懦弱无能，可是，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这能怨得了他吗？有谁给过他温暖？有谁理解他成长历程中的辛酸？！爱玲常觉得是自己害了弟弟，也拖累了母亲。
一开始，母亲确实是对她寄予厚望的。母亲这次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爱玲升学。母亲却发现爱玲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愚笨和与外界环境的不协调：她发现爱玲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她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她电铃在哪儿她还茫然。她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生活里，她等于一个废物。
母亲发现了这些，在惊讶之余便是深深的失望。但是，她下定决心，要尽一个做母亲的责任。于是，她花了两年时间教爱玲学习适应环境。教她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所有这一切，爱玲都在努力地适应着，努力地学着。可是，在待人接物的这些常识方面，她显露出了惊人的愚笨。事实上，一切证明母亲这两年的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母亲的那些沉痛的警告没有给她任何影响。有一次，母亲逼急了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作为新时代的女性，黄逸梵欣赏的是一种蓬勃向上的人生观，爱玲的这种状态显然是不能让她满意的。母亲甚至怀疑是不是值得为这个女儿作出那么大的牺牲。
随着日子的流逝，黄逸梵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此时手头也越来越紧了。爱玲觉得每次向她要钱，对自己而言，都是一种折磨。母亲虽然每一次都满足了她，但爱玲自己总觉得心里十分难受。而母亲显然也开始讨厌这样一种困顿的生活了。
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步地销毁着母亲对她的爱。如果说，与父亲的冲突是以激烈的形式表现的；那么，与母亲的冲突则是缓慢的，不易觉察的，但那却是在心灵上能一点一滴感受到的。“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爱玲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她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她不喜欢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每当这时候，她就是充满灵性的。她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梢的绿叶。
这时候，爱玲最大的梦想仍是到英国去留学。明媚的英格兰的天空，伦敦大教堂的悠远的钟声，古朴的大街上缓缓走过的英国绅士，以及泛着微波的莱茵河的碧水……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她就潜下心来好好复习了。母亲为了爱玲要考伦敦大学，特意为她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报酬是每小时5美元。
那些心怀梦想、期待未来的日子是美妙的。爱玲这一次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的许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远东地区第一名。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果未能成行。1939年，她以同样的成绩单转去香港大学求学。
另一个崭新的精彩世界将要展现在她面前。
回忆这一段中学时期，爱玲后来对爱人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就像继母曾给她用雪青丝绒做了长袄裙，她便说：“喜欢你。”每每回想都是不甘，美丽的年龄，尴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