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艾是侍候五太太的丫鬟。席五太太虽是正太太，可她在大家族里地位微妙，她是个既不像弃妇又不像寡妇的有丈夫的太太。谁都知道，在中国旧式的大家庭里，婢女的地位与主人是共富贵、同进退的，由此，小艾的道路本来也是命定了的。
席五太太是填房，席五老爷景藩是一个冷酷、自私、专横而又挥霍无度的人，除了五太太这个娶来为他照顾一儿一女的续弦外，得宠的是堂子出身的三姨太太，这是中国旧家庭惯常的模式。五太太是张爱玲传奇小说里最没有传奇性的太太模式，就像《多少恨》中的夏宗豫太太，《留情》中米晶尧的前妻，她们是被丈夫冷冻，只拥有虚幻名分的女人，她们是既像弃妇又像寡妇的女人，她们既无力得到丈夫的爱，也无力追求另外的爱。
五太太的身份虽然是太太，在席家因为没有男人依恃，所以有女人的自卑，见了席五爷一双手也没处搁，好像怎么站着也不合适；对宠擅专房的三姨太太不敢开罪，就连对老妈子陶妈也得赔着笑脸说话。这个时时按捺压抑着自己的女主人，唯一可撒气的地方就是小艾那里，表面上她是个脾气顶好的女主人，打起丫头来她比谁都不差。小艾是席家五房里所有人的出气筒，因为五房在全家地位最低，气最多，所以小艾被人撒气的次数也最多。除了五太太外，还要侍候年长的老妈子，提洗脸水抢不过别房的丫头，便被陶妈劈脸一个耳刮子。五太太嗑瓜子喊她扫地一两声未立即到，便要用鸡毛掸子呼呼地抽她，或罚跪不许她吃饭。家里无论什么东西砸碎了，反正不是她砸的也是她砸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着，小艾变得阴沉而呆笨，本来是怎样一个性情都看不出来了。也是因为在这样小的年纪，就突然好像连根拔了起来，而且落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整个地觉得错乱而迷惘。不知爱玲写小艾的时候，是否想起了小时候陪她一起荡秋千，忽地从秋千上翻过去的忠厚老实的疤丫丫？
后来席五爷因为觊觎五太太的陪嫁首饰以渡过难关，把她接到南京，此时小艾也不过十四五岁。小艾随五太太到南京以后，除了受五太太、三姨太太的欺负以外，席五爷也经常对她喝骂打踢。她在屈辱悲惨的环境中长成了一个健康秀丽的姑娘，她就难逃一切大家庭中稍有资色的婢女的共同命运。席景藩在一天晚上奸污了她，对他来说，她只不过是这个冷酷自私的纨绔子弟一时性起玩弄过的无数女人中连名字也想不起的其中之一，充其量她不过是自己太太的丫头，是认识的。被奸污的当天晚上，她给他喂粥吃，“他那眼光无意之间射到她脸上来，却是冷冷的，就像是不认识她一样”。对于小艾，屈辱不仅在肉体上，还有作为一个女人精神上难以言说的凌辱，要她拼一生的力量去摆脱的梦魇。
席五爷一次随意的罪恶行径，小艾怀了孕。得宠但没有子嗣的三姨太担心小艾如果生了儿子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撕开主次尊卑的面子找到五太太房里照着小艾肚子狠命踢去，以致小艾流了产。五太太虽然也痛恨小艾居然得到五老爷的垂青，但她倒想留下五老爷的骨血，她的设想还在犹豫之中便被三姨太击破了；她没有地位，虽被三姨太撕了正太太的面子也没有办法，只有把气加倍撒到小艾身上。小艾如果换个主人也许又有不同的命运，也许更好，也许更坏，但注定小艾的主人就是也在受气的席五太太，所以注定小艾就是这样崎岖尴尬的命运。
小艾流了产，病倒了，别人谁也不理她，没有医治，她就硬撑着干活了，所以落下了病根，而且落下了被捏造的坏名声，别人都智子疑邻式地觉得她有股骨子里的妖气，凡是老爷少爷们都绝对不让她有机会接近。她心中怀着无尽的仇恨，一个是三姨太，一个是席五爷，“她是恨透了他们，但是不光是他们两个人，根本在这世界上谁也不拿她当个人看待。她的冤仇有海样深，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报了仇”。在心底，她又有底下人天生的自强和穷人赤手空拳的奋勇，她在心里时常想：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我不见得穷一辈子。
她心里对自己的承诺一大半成了真，她体面地离开了席家，嫁给了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冯金槐。从这里开始，张爱玲便试图进入自己以前不太熟悉的生活圈，所关注的核心也不仅仅再停留在恋爱婚姻、生老病死这些照常的人生故事上，甚至，如果苛刻地看，披着婚姻外衣写阶级斗争的迹象也从这里开始痕迹鲜明起来。冯金槐是个排字工人，像小艾一样是苦出身，他给她讲自己家乡种田人怎样被地主剥削，收成好的时候自己都吃不饱，年成不好的时候交不出租子就被人重利盘剥，只好卖儿卖女来抵偿。小艾很喜欢听他说乡间的事，因为从这上面可以引起她对自己家乡家人无限制的想象。小艾和金槐同仇敌忾地对待着这个世界，也同心同德地要为自己重建一个世界。中间自然也经过了许多是非磨难。终于，席景藩因为做了汉奸被刺杀了，世界上少了他这一个人，小艾觉得仿佛天地间忽然空阔了许多。因为战争，金槐去了香港，到了内地，虽然生活依旧很苦，没钱看病，她被医生判定不能生孩子，还要切除子宫，她领养了一个女儿，但好歹总算挣扎出黑暗隧道向光亮前进了一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
真的解放了，她去医院看病，起初只是觉得那里的医生人真好，三等病房那两个看护也特别好，后来才发现那原来是个普遍的现象，不像在以前，一般医生给穷人看病总像是施舍，一副施主的面孔，所以穷人宁可请骗取穷人血汗钱骗惯了的迷信把式，因为再小的数目他们也并不轻视。医生治好了她以前的病根，她又生了儿子，和金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和其他女工一起在街道印刷所的阁楼上折纸，踏出家里的一个阁楼，倒又走上了另一个阁楼。虽然自己觉得可笑，可是她在心里为自己高兴。临近结尾爱玲写道：“但是她知道她不会一辈子住在阁楼上的，也不会老在这局促的地方工作。新的设备完美的工厂就会建造起来，宽敞舒适的工人宿舍也会造起来，那美丽的远景其实也不很远了。她现在通过学习，把眼界也放宽了，而且明白了许多事情。”
以前苦的时候，小艾最大的心愿是：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无论怎样吃苦挨饿，穷死了也甘心。而现在她和所爱的人这样安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当年又何曾敢梦想？就像以后自己的儿子，小艾想：将来长大以后，不知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小艾》于1951年11月4日至1952年1月24日在《亦报》上连载。与边写边载，边载边改的《十八春》不同，《小艾》是张爱玲把小说全部杀青以后才开始拿出来刊载的，她对《小艾》的起迄因果比对《十八春》更了然于心，更明了她要带引读者一起完成怎样的阅读旅程。
阅读《小艾》是一趟从黑暗到光明的艰难行程。小艾从被卖进席家的那一刻起，便踏上了黑暗无尽头的路途，她曾被逼到了生命最危险的边缘，没有出路，也没有退路，只有昏昏沉沉地沉下去，那样的苦真是怎样对人也说不清。这是比什么时段都更令人难以忍受的黎明前最黑暗冰冷的时刻，但小艾终究会熬过去，爱玲知道她会熬过去，因为有社会背景的大变化作它的支撑；因为知道她会熬过去，所以爱玲不急不缓地把主人公沉进最深最冷的潭底，再让她慢慢地重见天日，这一推一引的过程越寒人心就越暖人心。就像以前的痛苦与屈辱对谁也说不清，那么，后来幸福安宁时，别人也难以想象小艾心底真正欢乐的程度！《小艾》是个喜剧，是个大喜剧。
这时的张爱玲仿佛是个乐观主义者了，可她终究不是！她真想要那样单纯简单的快乐，可她要不了。对于人生的领悟，她永远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悲悯地看待着周围纷纭的人事，是因为深深地懂得这人生欢乐背后永恒的悲剧因素，因为懂得深透所以不肯轻易迁就！
回顾《小艾》以前的足迹，从成名之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到巅峰之作《金锁记》，她的主人公都在她的笔下“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悠悠缓缓但摄人心魄，爱玲从不明写故事的结局，在没有结局的结局之中，读者因一个悲剧故事向另一个悲剧故事推想，怅然地思量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可爬满了虱子。”《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情妇与妻子是朱砂痣与饭米粒，或者是床前明月光与墙上的蚊子血，得不到的是好的，得到了就是不好的，可得不到的好是想象出来的，这就是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那么多难以言说的悲苦；葛薇龙与乔琪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虞家茵与夏宗豫在《多少恨》里，郑川嫦与章云藩在《花凋》里，他们怀着心底无限的热情，竭尽全力划个美丽绚烂的手势，然后凄然地离去。即便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与范柳原，这对由香港的陷落而得以成全的男女，总算是张爱玲传奇故事里难得的圆满收场。可那只是因为蓦然在灾难中发现了相互依恃的必要，在自私油滑的表象背后他们存在着无法自欺的软弱，正如他们结合的动因：“在兵荒马乱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圆满固然圆满，其中迁就的辛酸又怎一个苦字了得！而况这圆满是长还是短？也难说！”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张爱玲谙熟的就是这样悲凉的往事。有多少年，她曾浸渍在这华丽而又衰靡的生活；有多少事，她信手拈来便能回忆起一切色彩声响与些微的细节。时间虽然到了20世纪50年代，写《小艾》里小艾生活的旧家庭环境，就像回忆她自己童年时家中的人事；或者家人口中那些在现实中日渐模糊反在回忆中愈渐清晰起来的过去；或者遥想起当年拜访没落的亲戚家时，穿过千门万户，穿过一个个院落与院子里阴暗的房间，里面住着的那些人，里面上演的那些故事。总之，一切是贴身的。到了《小艾》的后半部，张爱玲就有点怯场了，她不熟悉诸如印刷工人那样的生活。幸好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当时在一家电影公司任职，她有一位从事文字编辑的同事编《亚洲影讯》常常要跑印刷厂，人比较熟，于是就介绍张爱玲去那家印刷厂体验生活。（朱曼华：“张爱玲和她的姑姑”，载《张爱玲研究资料》，于青编）生活虽是体验来了，故事也写下来了，但爱玲小说中最引人人胜的对色彩声响与些微细节敏感的想象，到这里都暗淡了许多，就像小鹿在水边徘徊，怯怯地想上前却又怕有被淹没的威胁。深入人物心灵深处的揣摩与想象，到这时也不得不垂下它无力的翅膀。对于她不熟悉的生活圈中的人物，虽然没有技术操作上的失真描写，但人物的质感已大大逊色了。对于这些，爱玲自己不是没有感觉的，像冯金槐、冯金福、冯老太太这些从乡村来到城市一直苦苦挣扎着的贫民，像小艾这样一直处于古中国旧家庭最黑暗底层的婢女，当他们骤然见到光明，他们在社会剧变的交替中心态具有怎样峰回路转的转折？这些支撑着生活的、背后的心灵转折，是爱玲向来最钟情的人生真相，可她没法写，抑或此时她亦无力写，这是悲哀的，悲哀的不仅是时代，还有作家自己永远挥之不去的家庭阴影与成长背景。她注定是写悲剧的，她成长的年代，恰恰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最后一代贵族彻底衰败的年代，没有一个作家能如她之悲哀：亲身感受到她父母的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而且这没落与瓦解是无以挽回的，因为它非人为，而是历史归宿。她的家庭辉映着一个王朝的背影，它甚至凝聚着中国冗长乏味的整个封建王朝最后的背影，张爱玲见惯的是在最后一丝残阳中拖着落寞的影子踯躅远去的背影，像小艾、冯金槐这样迎着阳光，从黑暗的背景中活泼洒脱地走向新生的正面肖像她见得不多，对这样的放恣又怎能把握得透？或许她有自己的把握，可那是人生的另一面，是与放恣相对的安稳的那一面。还是她同时代最知音也最耿介的一位评论家的话最透彻：“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字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老早摆在那里，预备来叙述这幕悲剧的。”（傅雷：“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载《永远的张爱玲》）
四
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什么时候成了内行，人生的故事也就快完了；或者到故事快完了，还是成不了内行？
张爱玲曾是个自信的外行。可她也只能在揣摩中选择自己的路。
1950年7、8月间，张爱玲听从夏衍的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两个多月，从此时起到离国赴港的两年间，是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历程。
那个时候发配给布，张爱玲发到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一条裤子。去排队登记户口的时候，就穿着这套家常衫裤，街边人行道上撂着一张巷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有个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大概是老八路提干。轮到爱玲，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她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这倒是爱玲希冀的面目。惊喜不像个知识分子，倒不是因为趋时惧祸，成功地冒充了工农所以很高兴；也不是因为反知识分子，她一直都是个知识信仰者。她惊喜的是成功地脱去了知识分子望之俨然的面具，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举重若轻，百姓对她亲近，她很开心，因为都是中国自己人。她曾在1947年写有一首《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