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真的沉到了中国的底。她曾快意于这种沉落。记得买菜回来的路上，拿着个网袋，里面瓶瓶罐罐，两只洋瓷盖碗里的豆腐与甜面酱都不能够让它倾倒，一大棵黄芽菜又得侧着点，不给它压碎了底下的鸡蛋；扶着搀着，虽很吃力，倒很开心；把卖菜老头衔在嘴里过的网袋绳子提在手里，不觉得什么，倒有一种落魄公子浪漫的味道；冬天的阳光虽微弱，可正当正午，而且路走得多了，晒得久了，在像黄蜂一样营营扰扰的日光里竟痒剌剌地出了汗。爱玲是快乐的，因为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连手与脚都觉得是年轻有力的。因为快乐着，所以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都有自己的一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时代在变，中国在变，中国的底也在变。真的与之靠近，它倒又面目模糊起来了。以前的弄堂里多繁杂多热闹，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子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在公寓房子里住着，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照样能十分如愿--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篾篓子本身就够美的。在爱玲眼中，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她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就快乐的原因，纷纭、刺眼、神秘、滑稽、成熟了也生气勃勃，任何一点的生活细节都透着中国人奇异的智慧与作风。张爱玲曾慨叹，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对于她，无疑这些最最日常的东西就是她对中国的最爱。可在革命与战争的排山倒海之中，这些日常的底子也随着飞扬的时代而渐渐被置换了内容。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酸楚的。因为现存的丰富与和谐时时遭到破坏，虽然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大更广的丰富与和谐，但对于爱玲这样关注日常乐趣甚于关注时代风云的人而言，在烽烟中被破坏的任何一点凡人小趣总是令她心酸欷歔。现在，小弄堂里，霞飞路上，黄浦江边，单纯得太单调了。
时代在变，生命中有一些欢乐再不能畅快地来到她这里。
比如她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摆出的衣不惊人死不休的执拗姿态。
对于张爱玲而言，衣服恐怕永远不只是人体轮廓的烘云托月而已，衣服的深情款意，有颠沛沦落的寄托，也有生命状态的寄寓，张爱玲之于衣服的牵牵挂挂，非一往情深一句了得。还是她自己的概括最精辟：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或者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背景中，张爱玲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确实可算是位奇装异服的奇女子。在上海漫画家文亭所绘的“上海女作家三画像”中，给苏青和潘柳黛的定义分别为“辑务繁忙的苏青”和“弄蛇者潘柳黛”，而张爱玲的特征则为“奇装炫人”，大家都有同感。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可以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古董的服装。在家里招待朋友要着袒胸露背的晚礼服，戴珠宝金钗。自己设计衣服，勇气惊世骇俗。因为把《倾城之恋》改编成舞台剧一事，由柯灵作陪与周剑云会面时(周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依旧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火红绸子，黑缎镶着宽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周剑云交际场上见多识广，在张爱玲这样盛气脱俗的装束面前也居然态度拘谨起来。爱玲面对非议，坦言：“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世事洞明的爱玲也不是不知道在中国一个女人太触目的风险：“女人想要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可是，穿衣规矩上相对的宽松恐怕也是被压抑至数千年的中国女子唯一一点小小的自由了。她明了又怎肯放弃，她说：中国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但男装却比女装不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点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不愿做男子就为了享受穿红着绿的乐趣，穿红着绿，在爱玲的眼中具有多重乐趣：
是天性被压抑后的极度放恣--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
是作家自制的贴身的戏剧氛围--穿着玫瑰花红、嫩黄叶绿的广州土布做成的衣服在街上走，自以为保存劫后的民间艺术，仿佛穿着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是家族回忆的可靠寄寓--晚清行头，水红绸、黑缎镶边，用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衣服，米色薄绸上洒墨点，隐着暗紫凤凰，世代相传的华服美袍辗转入后人之手，家庭亲人的记忆就是这樟脑的香味，甜香中几多惆怅，华丽中几多哀颓，唯有衣物这样贴身；
是母女漂流聚散中唯一的代言者--自小与母亲分离的爱玲，只能在记忆中拼贴母亲车衣学洋裁的影像，聚少离多的母女，对蓝绿色的偏好是唯一神秘缥缈的遗传，衣服在母女关系中，是若即若离、爱恨交织的精神联系。
张爱玲爱衣成癖，恋衣成癖，在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中，她以衣服寄寓自伤自怜的怅惘。在张爱玲的生命中，衣服是她最可靠的代言--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无声的言语。在张爱玲最放恣的年岁中，关于衣物有很多故事，一件自己的衣裳就是一个自己的故事。时代变，一切皆变，在衣物上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本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制造它，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是烦难的事。在动荡时期，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更没有闲暇改良他们的贴身环境--衣服。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或灰布中山装，顶多有爱美的姑娘在领子上翻出小碎花的衬衣或红毛衣的领子，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称号。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为求和谐也只好衣着平淡一点，从前那些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衣服也没有亮相的舞台了。衣着的变化随时代转换是如此壁垒分明，一位和张爱玲差不多同时代的、家世比爱玲富有得多的豪门小姐这样区分她那些已全然记不起拍摄年代的照片：穿旗袍的，是1949年以前的；穿长裤的，是1949年以后的；然后，蓝罩衣、小小的平翻领、齐耳短发、紧系着第一粒扣子的，是被抄走了所有衣物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爱玲没有等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1952年她就走了，中国诸如衣食这些生活底子里，由热闹到单调的失落或许也是爱玲忍痛离开祖国的原因之一，因为她一到香港以后，马上又旗袍短袄、红绸黑镶，极度放恣地穿戴起来。
衣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选择离开，衣食上的困扰也是原因之一，这本是她生命里最有兴趣的驻留地。也是她生活哲学与创作哲学的重要寄寓--不单单是因为安于生活，留恋华丽，怀念惬意。其实有些华丽和舒适在哪里也不为她所有，但看着它们被毁坏还是令人伤心酸楚的事，她根本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安稳，不喜欢毁坏。这是她的哲学。在那些相信不破不立、有破有立的时代革命家眼中，张爱玲的人生哲学是胆小怯懦的妇人之见而已。但是，在亲历亲闻了两代亲人两个家族没落历程的爱玲眼中，还有什么比毁坏倾颓破坏更令人悲伤的事情？爱玲在抗日战争的民族硝烟中曾记述了这样一段体验，是在一次较紧张的可又没有逃难能力的空袭中：
我又是一个人坐在黑房里，没有电，瓷缸里点了一支白蜡烛，黄瓷缸上凸出绿的小云龙，静静含着圆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听见房间里一只钟滴答滴答走。蜡烛……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报还是照常送来的，拿在手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是亲切、伤恸。就着烛光，吃力地读着，什么郎什么翁，用我们熟悉的语调说着俏皮话，关于大饼、白报纸、暴发户，慨叹着回忆到从前，三块钱叫堂差的黄金时代。这一切，在着的时候也不会为我们所有，可是眼看它毁坏，还是难过的--对于千千万万的城里人，别的也没有什么呀。
爱玲说：现代纵有千般不是，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所以她不忍见它们被毁坏，文明的进程是缓慢而悠长的，人们像搭建自己的小屋一样层层垒起了它，可转眼又要用烽火枪炮打破它，这样的日夜是蛮荒的。从乱世归于和平，就如同夜晚投宿到荒村忽然听见钟摆的滴嗒，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可现在整个气氛是四处起着无声的烽烟，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爱玲有惊恐更有心痛。要为一个人制造整个的社会气氛不是难的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可越在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大。实在不和谐，总不能期望社会为个人而改变，那只好选择离开。
不忍见破坏，所以离开，离开闹哄哄的集体，还能和自己靠得更近。让生命的欢乐畅快地来到自己这里，爱玲觉得，在她和中国大众形迹最相似的一段日子里，是她离自己最远的一段日子。说到底，她始终也只是个旁观者，取着审美的态度，对腌臜的生活觉得可爱只能是在“道路以目”的距离中。穿着一样的配给布，吃着一样的配给粮，肚子里装着一样的配给粮，身上穿着一样的配给衣排队去登记户口或去等待分配工作，在爱玲看来是荒谬的事，即便不觉得荒谬，也是她做不到的事。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她几近一个废物，她过不惯集体生活，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她是愚笨而木讷的。在她最辉煌的岁月中，为文才所宠，她被众星捧月地迁就着，可现在，大家都是平等的劳动者，谁迁就谁？现实规则的那一套，她是一窍不通的。只有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才能充满生命的欢悦。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这些欢悦在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还能拥有吗？这是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的时代，对多少人来说，民族的事业就是私人生活的全部，人们的头脑被政治热潮冲击着，最后完全淹没了。在崇高的名义下，人类的爱管闲事的天性极大地得到了满足，日常生活的秘密必须日日夜夜地暴露在集体的视野中，常年地向彼此的私生活里看着，看的人渐渐很少觉得欢愉，被看者也渐渐麻木到不觉得有多大损失。爱玲融不到这样的集体里去，她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