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孤独地行走在异国的天空下。
1969年7月，柏克莱(Berkeley)的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持人陈世骧教授深知张爱玲的才华，邀请她担任该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职位。于是，爱玲从波士顿搬来了柏克莱，从此开始了她晚年在加州26年的漫长岁月。
然而，爱玲在柏克莱的日子并不是很舒心的。在工作方面，她的任务是对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的研究。然而，这对于擅长创作的爱玲而言，不禁有些勉为其难。并且偏偏在1970年这方面没有提出很多的新术语，所以张爱玲提交的工作报告里所集的字汇很少，这不免让陈世骧先生感到极大失望。在生活方面，由于柏克莱的天气比较湿冷，爱玲也觉得有许多不适应。在给朋友的信中，她不时地提到感冒、积食不消化、眼镜找不到、皮肤病、搬家、书籍丢失、胃受了寒气等琐细的烦恼。
可是，在与美国一洋之隔的台湾，却在短时间里掀起了“张爱玲热”。其实这是一个早该出现，却一直没有出现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张爱玲的作品。1966年4月，《怨女》由皇冠出版社出版。此后，张爱玲的其他著作《秧歌》、《流言》《张爱玲小说集》、《半生缘》也在1968年前后由皇冠出版社重印。事情真是非常凑巧，“皇冠”的老板平鑫涛竟是当年中央书局平襟亚的侄子。1944年，爱玲没有同意让中央书局来出版她的文集，想不到，20年后，还是由平家的人来出版她的作品。张爱玲作品的问世，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洛阳纸贵，风行一时。平鑫涛的妻子，著名作家琼瑶女士就称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其实，爱玲作品的再度风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确实是一流的。尽管在美国的写作境况不佳，爱玲仍是对她的作品抱有信心，坚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好的作品总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其次是当时台湾的局势所致，国民党政府禁止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左翼文学。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出版上几乎成了真空。所以，作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著名作家的张爱玲的作品一出现，自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段时期，爱玲的创作势头似乎又有了一些回升，1967年，她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由英国的凯塞尔(Cassell)出版社出版。然而，销路并不好，一些评论也不是很友好。爱玲不禁对自己曾经雄心勃勃的英文写作失去了信心，后来，她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名为《怨女》。
与《怨女》一书的遭遇相比，从《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是相对成功而轻松的。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改动便是让世钧与曼桢、叔惠与翠芝重逢，留给读者一个对世事人生产生无限感怀的背影。
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做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也许人生就是由一段段的错误与因缘连缀而成。在时光之旅的长河中，错过了一站，就永远都回不来了。在长长的一生中，走得最急最美的都是时光。其实，这一声意味深长的“回不去了”，又何尝不是爱玲的心声呢？！
在陈世骧先生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里，张爱玲的作息时间是与众不同时，她总是在下午四五点钟才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午夜。她也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因此，同事们都难得见她一面。爱玲变得越来越深居简出了。
大隐隐于市，爱玲对水晶先生的一次长时间访谈可谓是一次例外。水晶先生后来把这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写成详细的文章，刊载于台湾的《中国时报》。水晶是一位爱玲作品的热衷者与爱好者，并且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张氏作品的评论。他于1973年出版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被誉为是这一体裁中最好的一本。
通过水晶细致的笔触，我们看到当时爱玲的房间是这样的：
她的起居室犹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满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
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山，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爱玲当时的形象是这样的：
她当然很瘦--这瘦很多人写过，尤其瘦的是两条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诗来形容，是“清晖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统统流进她稿纸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脸庞却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爱弥丽·勃朗蒂”--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扬着脸，穿着高领圈青莲色旗袍，斜欠身子坐在沙发上，逸兴遄飞，笑容可掬。
头发是“五凤翻飞”式的，像是雪莱《西风歌》里，迎着天籁怒张着黑发的Meanad女神。
我们应当羡慕水晶先生的。在那个晚上，他们交谈了整整七个小时。其间，谈到了许多作品，如《半生缘》、《怨女》、《歇浦潮》、《海上花》、《倾城之恋》、《第一炉香》、《金瓶梅》等。谈到五四以来的作家，张爱玲说非常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当然还有张恨水。她还谈到了一些台湾作家，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碍。
水晶是这样形容席间张爱玲的笑声的：
她的笑声听来有点腻搭搭，发痴嘀嗒，是十岁左右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
水晶先生形容爱玲有一个绝妙的比喻：“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可是，躲在深处的张爱玲却是经常“一鸣惊人”的。我们都躲不过那“震得人发聋”的巨大的声响。虽然，我们常常辨不清这声音源自何方？
1971年5月，陈世骧先生病故。一个月后，张爱玲也被解聘了。不过对于爱玲而言，也许是因祸得福。她一向就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受约束。最为重要的是，她当时已从皇冠出版社那儿有了较稳定的收入。由于她知名度的提高，偶尔在港台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也都能得到比较高的报酬。经过多年的奋斗，爱玲终于等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这一天。她把居住的地点选择在了洛杉矶。
爱玲请了庄信正先生帮她寻找合适的住处。庄先生是爱玲1966年去印第安纳大学参加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上认识的。庄先生那时是该大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红楼梦》的。他与爱玲一谈之下，就觉得很合得来。因此，爱玲对庄是很信任的，而且敢于把自己的一些私事托付给他。庄信正帮爱玲找到的一处公寓是在好莱坞区。据庄的太太杨荣华回忆：“印象中这座公寓像没落的大户人家，有间会客室，里面有丝绒沙发、厚的地毯、落地窗帘，不难想象出当年的豪华气派，可惜早已残旧了。”也许，这种布局也比较适合于张爱玲彼时的心境。在搬来的当天，爱玲为了避免以后受干扰，就对女管理员说：“我不会说英文。”对庄信正夫妇，她也含蓄地表示：虽然搬来了洛杉矶，最好还是把她当成住在老鼠洞里。意思自然是谢绝来往。不久，她写信告诉庄信正夫妇电话号码，不过声明是不接电话的。不仅如此，庄信正夫妇还帮爱玲挡了不少的来访者。（这段经历根据庄信正夫人杨荣华“我帮张爱玲搬家”，《永远的张爱玲》）
直到1974年的6月底，庄信正夫妇准备离开洛杉矶搬到中西部印第安纳州，庄信正就写信告诉了爱玲。在某一天的晚上，他接到了爱玲的电话，约他们几天后的晚上8点去她那儿，并且要带着相簿。
杨荣华女士是这样描写张爱玲的居室的：
在几只二百瓦烛光的灯泡照耀下，张爱玲的房间亮如白昼。她让我们坐在客厅小桌旁的两张木椅上，然后忙着张罗泡咖啡，舀冰淇淋，要招待两个人，她好不容易才凑足碗、匙和杯子。她的客厅里，除了和我们同一牌子的小型电视机，没有其他摆设，也不见书架。注意到我新戴的眼镜，她很关心，说是戴了眼镜让人看起来感觉有距离。因此，我一面努力用汤匙吃那满满一碗杏仁奶油冰淇淋，一面不着痕迹地摘下眼镜收了起来。这使她很高兴。
随后，庄信正夫妇翻开影集。爱玲极有兴味地听他们一页页解说。也许，爱玲对相册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她喜爱这种瞬间凝固下来的永恒的艺术。对一个女人而言，岁月的流逝也许会在她的脸上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但是，凝固在照片里的微笑会永远动人而年轻。
听完庄信正他们的故事。爱玲取出自己厚厚的破旧的脱了线的相簿。那里面有她年幼时的家庭照，占最大篇幅的是张爱玲自己及炎樱的艺术照，另外她收藏了极多她母亲与姑姑游欧的照片，单人的，和多位朋友合影的。著名的外交官刘锴就是合照中的朋友之一，张爱玲称他刘“阶”，不像别人常常说的“楷”。
相册在一页页地翻下去，在那些重叠着古中国记忆的影像间，他们都有一种“神游故园”的恍惚感。亦真亦幻，似梦非梦，爱玲仿佛拾回了往昔的脚印，重走了一遍人生……
这一张照片是小时候和弟弟在天津的法国公园里拍的。这让她回想起童年。从她记事起，祖上的荣光早已零落。她依稀记起天津故家的旧宅院，那朱红色的古典的大门，那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当然还有那一个长满青青绿草的秋千院落。那些个寂寞的午后，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秋千上荡啊，荡啊，整个童年时光，爱玲印象最深的便是父母一阵争吵后，父亲躺在烟榻上袅袅升起的烟圈和母亲含恨远游欧洲时默默离去的背影……
这一张照片是在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拍的。那时候，爱玲还是一个青涩的女中学生。圣玛利亚女校当时上海最有盛名的教会女子中学。美丽的玻璃花房，宽大的健身房游泳池，音乐教室里崭新的钢琴……在这所重英文轻国文的学校里，爱玲是以中文写作出名的女才子。她的第一篇文章《不幸的她》就发表在该校年刊《凤藻》第12期上，那一年她才11岁。记得那时候，她总是穿着式样过时，色泽陈旧的衣服。在这个时髦欧化的学校里，爱玲犹如一个灰姑娘。在她的笔下，也总脱不了那种忧伤的调子。在如花的少女时代，在如梦的菁菁校园，爱玲却一个人品尝着家庭破落留给她的寂寞与清贫。
拍这张照片时，爱玲已经来到了香港大学读书。那几年爱玲过得挺快乐。在港大前两年，她每一门功课总是能考第一名，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有一位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从没有给过学生这么高的分数。在港大，她还认识了炎樱。一个幽默聪明的锡兰姑娘。后来，她跟爱玲成了好朋友，一起走过了风雨几十年。可惜，战争打破了她继续求学的美梦。1942年，爱玲又回到了上海。
后面这组照片，是爱玲颇为满意的时装照。这不禁让她想起昔日上海滩那段风光无限的日子。爱玲以前总是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那时候，她真是上海文坛上横空出世的一位才女。她像天女散花似的把自己一篇篇精美的作品抛出去。抛向各种有影响的杂志上，抛向无数读者中。那时，每当她走在街上，都会碰到一些打招呼的陌生读者。她常常穿着夺目的衣服去印刷厂看样稿，工人们都停下来看她。当时，她的传奇家世也被披露了。人们惊诧于她身上还流着张佩纶、李鸿章的血液。爱玲确确实实成了20世纪40年代初上海的一则“传奇”。这时候，那个给她留下一生心灵创伤的男人出现了。从小爱玲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她是多么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深爱着自己的男人。然而，与胡兰成的这一段感情，终究如同镜花水月……可叹爱玲一支笔，写尽了人世间的情爱悲欢，可是却写不出属于自己的一段圆满爱情……
旧影集里还有另外一些照片是她母亲美丽年轻的影像。照片里的黄逸梵，仪容娴雅，气质高贵。有一张拍的是她在西湖边赏梅。这一年，西湖的梅花盛开烂漫。身穿旗袍的黄逸梵，微微地笑着，拈花端坐在一片花海丛中，还有一张拍的是她在海船上。也许是正在从太平洋的落日中缓缓驶过的海船上。一袭轻柔的连衣裙，由于光线的缘故，只能看到一个剪影式的柔和的轮廓。她的一只手臂自然地搭在船栏上，一只手臂自然地下垂背在身后。人们无法看清她当时的表情。只能看到她微低着头，默默地凝视着泛起波澜的海面。她此刻的表情，应当是恬静而柔和的。此时无声却胜似有声啊！
庄信正夫妇一边翻看着，一边赞叹着，还不时显出惊异的神情。大约是爱玲泡给他们的那杯极浓极甜的咖啡发挥作用，他们一直都精神亢奋。等他们想到该告辞时，一看表已经3点半了。庄夫人杨荣华女士多年后还清晰地记得：步出公寓大门时迎面吹来的那阵轻柔凉风，以及胀满胸中的那股无限陶醉。
天亮之后，他们赶在商店开门时买了一本相簿送去，请管理员转交张爱玲，然后才开车上路。而那一夜，对他们而言，实在称得上是一个奇幻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夜晚……
在爱玲几十年的隐居生活中，做的两件最主要的事是翻译《海上花》和对《红楼梦》的研究。《海上花列传》是清末韩子云写的一部专门描写上海妓院生活的长篇小说。鲁迅认为此书是“狭邪小说”中之上品，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称其他书“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胡适、刘半农就曾经重印此书，并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爱玲自称“十三四岁第一次看《海上花》”，“许多年来无原书可温习，但也还记得很清楚”。爱玲当初在给胡适的信中就明确指出：“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然而，《海上花》全书的对白都用苏州话写成，对于不懂方言的读者来说，可为“天书”。因此，即使是译成国语版，也得细心咀嚼，那么译成英文需要多少时间和心血也就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