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单以书名而论，原来爱玲暂定为Flowers of the sea，可当时刊载译文的杂志《通俗小说专号》接下去的一篇就是《孽海花》，又是“海”和“花”，书名中两个字犯重，恐怕会使英语读者觉得中国小说千篇一律，连书名都变不出花样。爱玲的好友宋淇先生认为，“海上”即指上海，译名中应该将两字点出。有一天他忽然想起：何不用The Belles of Shanghai？例如《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即南国佳人(Southern belle)。当年十里洋场中出来外面走走的女性，以长三堂子的红倌人居多，就连后来的“花国总统”，地位也不在“名女人”之下。他征求同仁的意见，大家觉得很浑成，可以说响亮而切题。但是写信给张爱玲，她却坚决反对。她认为belle只指良家美女，例如说某某女士是舞会中的一朵花(the belle of the bull)，而《海上花》中的人物包括上、中、下三类妓女，如果统称为上海佳人，未免失真。后来宋淇又建议用The Shanghai Sing-Song Girls，索性点明身份，虽然有人认为Sing-Song Girls是洋泾浜英文，不登大雅之堂。结果爱玲复信说这并不是洋泾浜英文，因为上海长三堂子称小姐为“先生”，外国人因音近似而用，同时出堂差时每人必歌一曲，故有此称。可是她建议书名改为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读起来顺口，而且暗含着Streetwalkers of London(伦敦的马路天使)之类的说法，这会令许多人叹服爱玲这方面的学问和对文字的敏感，从此定名。小小一个书名的确立，尚且经过一波三折，全书之成，真不知曾经呕尽译者多少心血。
关于人名的翻译，爱玲也是煞费苦心。某年她试写一个长篇，其中人名都用韦翟氏拼法，姓是一个音，名是两个音，中间加连字号。随后试向出版社接洽，每处都表示没有兴趣，因为连名字都读不出，怎么能体会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外国读者受不了中国姓名的“三字经”，可是道地中国人又不能随便“约翰、彼得、玛丽、安娜”一番，真伤脑筋。所以这次译《海上花》，她把赵朴斋起名为Simplycity，洪善卿起名为Benevo lence，至少容易使英语读者接受。霍克思译《红楼梦》。也把丫鬟名字这样译法：平儿是Patience，紫鹃是Nightingale，否则读者看了拼音之后，名字叫不出来不算，说不定连性别都分辨不出。如果爱玲将赵朴斋译为Chao Pu-Chai，洪善卿译为Hang Shan-Ching等一连串“三字经”，英语读者恐怕只好望书兴叹了。
《海上花》由爱玲先后译为国语版和英文版，填补了这方面多年来的一个空缺。
张爱玲完成的另一项艰苦工作是对《红楼梦》的考据。爱玲自小就熟读《红楼梦》，并且非常喜欢这部中国古典名著。她十二三岁读石印本，看到“四美钓游鱼”，便觉“突然白色无光，百样无味起来”。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爱玲14岁时就模仿《红楼梦》的笔法，写出了《摩登红楼梦》。这是一部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是爱玲读《红楼梦》、《秋海棠》、《啼笑姻缘》等通俗小说的结晶。小说写了满满的上下两册，水准也相当高。当时，她父亲张廷重看了大喜过望，还亲自为爱玲的这部章回小说拟了回目，共六回：“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天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请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青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14岁的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才华尽显。她充分调遣了这个时代所能消化了的全部中西文化、古今文粹，使其显示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行文运词唱和如出自“红楼”一家，神韵极其相似，二是内容情节荒唐而又逼真，将摩登上海滩的今事搬至红楼人物之中，又丝丝入扣，充分显示了她的聪慧、幽默、成熟和非凡的才华。爱玲总认为《红楼梦》的续四十回不及前半部分精彩。她在《红楼梦未完》中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刺多，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爱玲就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隔些时他就会在信上问爱玲：“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么样了？”
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研究，历时10年，1977年，24万余字的《红楼梦魇》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和初详至五详《红楼梦》，共7篇论文，并自序一篇。她果真采用了《红楼梦魇》这个书名。这正是很好地表达出了她研究《红楼梦》时的一种心态：那是一种疯狂。在书中，她分别论述后40回的形成、高鹗与袭人的本事、全抄本、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红楼梦》是创作而不是自传、改写与遗稿、旧时真本等七个问题。张爱玲是从一个小说家的眼光去重新审视《红楼梦》的，所以颇多耐人寻味的新见。但《红楼梦》堪称是千古奇书，即便花费再大的努力，恐怕也难以了悟其中的奥秘。诚如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经感叹过的：“《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糊涂。”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十年的朝云暮雨，十年的春花秋月。我们可以想到，在异国寒夜的灯窗下，一个细详《红楼梦》的中国女人。庄信正先生有一篇写爱玲的文章，题目就是：“旧事凄凉不可听。”（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永远的张爱玲》）庄先生认为：事实上整部《红楼梦》就是旧事凄不可听。张爱玲写道：“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的世界里。而那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仕途竟不堪一击，这样靠不住。看穿了之后宝玉终于出家，履行以前对黛玉的看似靠不住的誓言。”也许，十年深居简出，皓首穷经地研究《红楼梦》，正符合爱玲彼时的心境。大家族的败落，繁华落尽后的凄凉，爱玲的一生，可谓尝尽了“百味人生”的种种状味。
她自己就曾拟过这样的回目：
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爱玲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个人化”，她向乎很少与外界来往。当时，她的作品在海峡彼岸掀起的波澜与她在美国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也许，人的心理就是如此，越是不能了解到的东西，越是有一种探究的欲望。何况是像张爱玲这样一个身世传奇、知名度颇高的女作家，人们更是怀着一种好奇心。可是，自从1972年张爱玲搬离旧金山之前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后，就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再访问到她。当女作家戴文采小姐接受台湾《联合报》之托去采访张爱玲时，就演绎出了这场“垃圾风波”。
戴小姐自称从19岁起就崇拜张爱玲。写信求访遭拒后，她擅自主张另辟蹊径，明目张胆地搬入爱玲所在的公寓，而且指定住她的隔壁。戴小姐经过听觉观察，发现爱玲似乎是早上休息，中午开始打开电视，直到半夜，间歇的空当她骑健身单车。她整天不出房门，一天约看12小时电视，声音开得极响，仅仅差些微即欲踰墙的礼数上。
有一天，戴小姐终于在爱玲倒垃圾时，远远地看到了她。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也实属难能可贵。戴小姐说：“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目，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戴文采：“我的邻居张爱玲”，《永远的张爱玲》）
让我们来看看戴文采“众里寻她千百度”看到的爱玲远影：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佳洛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光棱棱的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的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肤色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卷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地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侧身脸朝内弯着腰整理几只该扔的纸袋子，门外已经放了七八只，有许多翻开又叠过的旧报纸和空牛奶盒。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当下惭愧我身上所有的累赘太多，她的腿修长，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我当下绕另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看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