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我以校友的身份回了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以哈佛校友会的校友名义发起了一项社会慈善活动。同时，我也以我的中学校友身份确认了资助的困难学生的名单。这个过程中，有人喊我师兄、师哥、师叔、学长、师长等。
校友既包括了自己班的同学，也有只是同一学校或院系的同学，它象征了比较单纯的校园感情的真实联系或符号性联系的延伸。人们对校友有比较自然的感情，如果加上有其他相熟的校友介绍，则可以很快地形成“熟人”关系。所以，校友关系作为一种社交线索是很有效的，同时在寻求帮助时，校友之间会有一种自然的道义义务去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但作为社会政治的一种形式，校友即使给予你帮助，他们通常也不愿在表面上强调这种联系，甚至会看起来对你更冷漠。
大部分的校友联系是由比较偶尔的机会形成的或者是自我过去的自然关系的继续。大部分校友圈的发展取决于是否有积极的社交分子。组织校友活动及维持一个真实而经常的校友圈往往需要三个因素的结合：热心而地位未必很高的校友、地位很高而乐意象征性参与的校友、议定出来的有趣活动。在这样的一种动员方式中，客观上的校友关系能转化为一种实际存在的校友圈。在现代动态生活中，人们的注意力及其他资源被很多人分散，而要我们自己去获得资源就面临更多的竞争，因此，进入社交圈是一种减少资源扩散性，加强自己接近资源机会的重要的社会资本管理方法，校友圈是其中很有效的一种。
旅行中结识朋友
二十年前我在机关工作，回家的火车上遇到同在机关工作的唐庆国兄，后来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单位工作，但是直到今天，虽然他在深圳工作，我在北京工作，我们还是很亲密的朋友。其实我们交往的缘头就在我们坐车到山东德州的时候，我请他吃扒鸡，他回请我喝啤酒，结果发现我们其实还是老乡。
我经常旅行，也习惯在旅行中认识朋友，开始还会试图找一个搭讪的说法，后来发现，其实只要在同样的场合，比如同在飞机、排队、观景的当口，如果想认识别人，就直接问别人来自什么地方，或者先告诉别人自己来自什么地方并且很想知道他来自什么地方就可以了，认识陌生人的关键是有勇气主动地跟别人打招呼。因为这种主动，我发现一位邻座的朋友居然是我的校友，而他所在的企业研制的保健品，还真对我母亲的老年缺钙症状很有帮助。
我在访问美国丹佛的时候，安伦先生是主动和我搭讪的，我们很快找到了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变成了很谈得来的朋友。也因为旅行的需要，我在路途上认识了著名的雕塑家任军先生，然后我发现从艺术、美食、经营等方面，我们找到了对话的机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加州的华人政治家李大姐，她对我一个发言的内容大加赞赏，因此我们在一个酒会上一见如故。
无论我们在风景地、在商务活动场所、在会议中、在晚会上，我们能遇到的人是很多的，虽然我说大胆打招呼就能让我们结识人，而真正能够展开关系成为朋友，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共享话题，因此，旅行中认识朋友的工夫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旅行以外。我们在认识朋友的情况下，对于本地情况与本地资源就能更快地弄明白，或者在同样的时间内，得到的资源就明显强得多。其实，那些在旅行中非常依赖导游的人，就只会在导游安排的路线与范围内消费购买力，而只有具有人脉的人，才能找到自己独特的行动路线与资源投放模式。
我的经验是，生意与政治从来不是旅行中的好话题，除非这些话题与我们来到的某个特定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该国又不是我们寻常话题的核心。而有关生活方式的话题则可以成为人们更加接受的话语，这些话题包括饮食、习俗、读书、孩子教育、艺术和旅行本身，而趣味幽默的故事总是受欢迎的，巧妙与奇特的打发时间的方式往往让你赢得旅途中人们的特别尊重，摄影、录像、扎营和导引方面的经验与技巧也很容易让你在旅行中被大家认可。基本上，旅行是衡量生活趣味的一个重要的场合，如果你有啥玩意儿告诉大家，那么旅行是个很有表达机会的空间；如果你有啥能耐给大家显摆，旅行也是一个有效的机会。真正的旅行家，都能和山水、日月、飞鸟走兽对话，更别说人了，而如果我们连对认识人也充满了障碍，那么我们对认识其他事物的障碍可能就更大了。
生活需要忘年交
我把年龄跨越在十二至十五岁以上成为朋友的列为忘年交，基本上是说与不是同一代的人交朋友。我把与年长于己者交往，称为上行忘年交；与年幼于己者交往，称为下行忘年交。如果以这个为标准，我的上行之友大约有二十人，典型的如北大的龚祥瑞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朱维究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的杨和钰教授，以及原来全国工商联的常务副主席张绪武先生等；下行之友大约为三十人，有在校同学、有打工仔打工妹、有我资助的中学生、有同业机构中的朋友，也有一些网上聊天或者博客上认识的朋友，只是交情不是那么深厚。
我称忘年交的价值为“纵向经验突破”，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多与同年横向交流经验【通常那是最为人乐于或者自然接受的一种模式】，而与上辈和下辈的人之间缺乏自然、平等、放松、随意的交流。这是由于代际的自然差别效应，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代际分隔与冲突。忘年交则在心理上接受与自己有显著年龄差异者为平等的交往伙伴，从而改变了双方间经验、信息、知识的差距交往模式，增大了所交流的信息量并提高了双方对彼此意见的认可度，从而显著地减少矛盾。除此之外，忘年交可同时具备使交往对象受到对方的代际文化影响的可能性，从而冲淡代沟色彩。
忘年交在人们的友谊总量中的比重不大，而其中下行之友又较上行之友少，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与后代交往在心理与姿态上缺少放低的意愿与能力，而实际上在当代社会中，年轻一代的信息获得与社会适应能力远比前代人强，因此才越发强化了后代可以“教育”前代的“后育”现象，发展下行忘年交不仅可以缓和与年轻人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增加对他们的了解与理解，从而更好地与他们相处，而且还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独特的知识与信息。
忘年交提出了一个跨代学习模式问题。独生子女一代已自然地改变了中国人代际森严的传统模式，而更多地建立了“平等交往在先”的人际规则，这使得家庭空间中的“跨代朋友”模式初步建立。当这种规则放在职场与正规的组织中，就对原有的等级文化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忘年交的数量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个人纵向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个人亲和性与魅力表现的重要指标。
干妈干爸认着玩儿
前几天，我一个好朋友请我一起与她家人吃饭，在座的有她的干爸干妈，干爸是将军，干妈是大导演，虽然是干的，但是一家人很亲热的样子。朋友喊着他们爸爸妈妈，而干爸干妈也落落大方地如真的父母一般。我对认干爸干妈总感到不很自然。想起来，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的龚祥瑞教授被一位东北的法官追着认干爹，我的师母很明确地说，“要做干爹你去做，我可坚决不做干娘。”可见，感到不自然的不只是我。在我的老家，认干亲似乎也不少，在我们那叫寄爷寄娘，我们周围不少邻居的孩子就认了干亲，只是我们家基本上不认干亲。我想部分是因为我们家是个空前的大家庭，自己家的嫡系人口就已经庞大得不行，认干亲的必要性不大；还有，我父母的家教似乎比较有自己的套路，很多的选择都不随乡里的风俗。所以，似乎有人愿意让我们家的兄弟姐妹认干亲的，我父母也不很认可，久而久之，我们对于干亲也是不认同的。记得在南京实习的时候，有一位很和蔼的法官阿姨要认我做干儿子，我在感觉上就一直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干亲似乎不是今天就有的，而且也是发展社会关系的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在我的观察中，干亲的形成有的是因为小孩子很可爱，大人就想认干亲，表达喜爱之情；有的干亲关系的形成是因为大人交好，所以就约定做彼此孩子的干亲，是大人之间友情的延伸；我还见过那样的干亲，是因为老人没有自己的孩子，有人认了他们做干亲，让他们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帮助与孝敬，这样的干亲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我见过一个小朋友，父母的交际关系很广，所以小孩子也就认了一大堆的干亲，凡有集会“爸爸妈妈???都叫不过来，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人小孩儿乐在其中，我们其他人看着也觉得有趣。
但也有为了攀附权贵而以认干亲为名的，我就认识一位房地产商，他认了某市长的母亲做干娘，名义上就成了这位市长大人的兄弟，不过我听着他喊市长的妈妈叫妈妈，总感觉要起鸡皮疙瘩。旧社会的上海滩还有女子认权势做干爹实为情妇或者以干亲为名行点其他苟且之事的情况，其实这种现象今天也没有绝迹。在我看来，下对上认干亲或者认权势为干亲，图利猫腻的可能性就很大，在一些自己认得这样干亲的人的眼里可能还蛮得意，但是在其他人眼里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商界有个长江帮
前几天要做个《头脑风暴》的年度预测节目，有几个理想的嘉宾，一问基本上都去了英国，参加长江商学院校友的活动去了。我有几个企业家好友曾经都读过其他大学的EMBA，现在大家都去再读了长江商学院的EMBA。现在在任何一个企业家活动的场合，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项目的企业家可以说比比皆是。以项兵为院长的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已然成为中国商界大腕们交游的核心圈子。你可以不是任何一个企业家协会的会员，但你如果不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你极有可能被商界边缘化。大家可能还记得牛根生落泪求助商界朋友援手的场景，据说他的信也是先在长江商学院校友范围内发出的。我也先后几次和长江商学院合作做《头脑风暴》节目，以校友人气之盛、排场之大、喝酒气氛之热烈论，在中国国内，即便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也无人能出其右。
“无兄弟，不长江”这是长江商学院EMBA文化的核心规则。长江之隐然成帮，既有其原有资源之便，而最重要的是其一开始就不像其他商学院一样过于拘泥学术的高端，限于教育部门所定的教育体统和面试要求的严格性。长江商学院清晰地界定于重视已经在商界成功的群体，以商业成功为其基本标准，余外的事情，从面试标准到听课方式进而到学习时间延迟，则皆可通融，从而为凝聚中国社会之顶端商界精英提供了最为便利又最具吸引力的门槛。而一旦这一门槛确立，校友的滚动效应立显。
在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就学，既具有就学的一切课程与时间安排上的便利，又具有人之为人的一切乐趣总汇，所以，读了长江商学院EMBA而爱上长江的人可以说比比皆是。在本质上，长江不是李嘉诚的长江，不是项兵的长江，也不是长江教授的长江，而是一个真正学员取向的、企业家们的长江。也正因为按照企业家的取向，长江资源融汇的取向还高度组合了政界资源、文艺界资源、媒体界资源，因此“涓涓细流汇长江，到了长江啥都好商量”。还没有什么人真的靠长江成名立万，但是成名立万的人进了长江，就为自己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联系的保障。在社会关系资本化的意义上，我可以断言，长江帮将会成为在商界地位、资本融通、言说能力，甚至商业化政治影响力方面全国第一的圈子。难怪，今天长江商学院EMBA的价格就是再涨十万元，想上的人还是会越来越多。
跳出盒子
在保乐力加的会议上，我注意到他们会议主题设置的方式；在伽蓝的现场，我学习到他们的现场气氛控制法；在移动的培训会议上，我注意到他们培训模式中的游戏；在第一财经的联欢会上，我注意到他们内部娱乐的资源选择。
其实，我现在依然有60%～70%的时间在关注生意，不过关注生意的方式与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不去管到非常具体的项目的操作，也不去盯一个具体管理岗位的工作，我最经常的做法是把在外面游走中看到的情况、经验、做法，与我们公司的形势、机会、问题相结合，然后找到差距、优势与值得借鉴的地方。我的很多同事是在盒子里的，与我以前一样，我是在盒子外的，盒子里外一结合，就可以变成很好的资源。
跳出盒子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一般的老板不舍得、不放心，而且只要你在附近转悠，你就很难跳出去。我自己发现的跳法有两种：一是索性让自己与生意隔离开了，比如我的留学法；二是给自己另外选择一样其他的挑战，必须有所分身，当然，这个挑战最好也是与原来的工作有联系的，比如我主持节目或者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