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我的看法里，爱好【Preference】是来自于见识【Reference】的，而增长见识之法有三：一是多听其他专业的课程，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拓宽学科视野，听课以大致知道为满足，不需要细听，也不需要长听，在多听的基础上，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深听；二是多读书，争取每年读100～120本书，读书也以大致知道为满足，不需要一开始就深读，也不需要长读，在快读的基础上，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书进行深读；三是在学校及社会上结交更多的良师益友，尤其是应该交往陌生人中的业务骨干，交友以能为上，不重色相，不重名利，对朋友要不耻结交，不耻下问。我们在爱好确定或者有所偏重的情况下，重点发展与训练自己在这个方向上尚不擅长的知识与技能，培养自己的特长。
理想主义存在四个层级意义上的要素：首先，理想主义意味着要确立自己的爱好与值得追求的目标，有所谓的理想；其次，理想主义应有自证式体系，这样才能成为主义，要能先说服自己，自圆其说，否则自己也很难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很多人给自己做的计划不能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理想还没有说服自己；再次，理想主义者还要不断在社会沟通中完善自己的体系以至于能说服他人，让更多的人相信，从而能调动周围的资源，形成团队；最后，理想主义还必须是乐于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投入成本与付出代价的，否则就是空想主义。理想主义其实是离不开乐观主义的，它把乐观情绪导向了积极行动的方向，从而能让乐观主义成为一种可以开花结果的生活态度。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也会产生强大的感召力，从而凝聚起团队，一起朝向可以接近与掌控的未来前进。
爱做白日梦
白日梦顾名思义就是大白天做梦，专门用来指一些人整天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有负面的意思。如果你的领导说你，“做什么青天白日大头梦呢？”基本就是在质疑你的智商到底有多高了。其实白日梦在小孩子中会更多，我想是因为他们很容易想象，对遇到的很多事物好奇，愿意追究，同时因为自己知识有限不能解释一些现象，就借助于奇特的想象，而且小孩子不知道限制条件会有多严重，所以不管能不能实现就先想了再说。我观察到，有白日梦的孩子比较开心，自己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太容易为外界的挫折所伤。
我曾经就是一个很爱做白日梦的孩子，虽然我调皮，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幻想很多由自己担任主角的故事--我可能是一场战争的总指挥，调动着千军万马，我甚至可以一路摸爬滚打，模仿很多兵种的行动；我想象自己是一个小岛国的国王，管理着文武官员进行水利设施的建造；我还想象自己成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办了很大的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吃饭；我也想过自己成了很有义气的侠盗，杀富济贫；也想过神游仙界，有一双会飞的翅膀。总之，有了这些白日梦，生活里的缺憾就少了很多，因为我可以在我的梦想中得到寄托。等到我上了中学，我想象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帮助很多穷孩子读书；我想象自己成了著名的作家，有很多人喜欢读我写的作品；我想象自己成了一家媒体的老总，经常能采访我喜欢的故事。在我工作以后，我经常坐在公共汽车或者出租车里构想：如果我策划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应该是怎么样的；如果一个大型的活动是由我组织的，我会怎么来弄；如果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我应该怎样管理别人。做白日梦是一种很出神的状态，你不会在乎在什么样恶劣的环境中，你甚至也不介意别人对你的态度怎么样，你就会沉浸在你自己的故事逻辑里，就像被一个非常好的电影镜头所吸引，就忽略了其他的东西，有白日梦的那种投入会让人快乐。很有意思的是，我几乎实现了我从小到大的主要的白日梦，即使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做白日梦，享受那种想象的乐趣，如果想周全与有模样了，就可以去尝试了。前年我一直在想象自己去非洲旅行，而且也积极收集非洲的资料，结果去年有人问我是不是能做非洲项目的时候，我就一口答应了。
积极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假想我能成功，我最可能会怎么做，结果会发现，那些想象的人比不想象的人更有成功的可能。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想象的人比不想象的人留了心，从而心理准备更充分，想象的人也能够聚集精神与注意力，想象的人还避开了一般人那种自信心不足的事情尽量少想的心理偏差。而做白日梦则不仅集中想象，而且有很强的自我心理偏好，对于我们积极尝试想象的事物，以及在尝试相应的事情的时候更容易进入状态，都会很有帮助。除此而外，白日梦绝对有助于我们的想象力的发达。所以，我建议年轻朋友一定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做白日梦的能力，如果你有小孩儿，一定要注意珍惜与保护孩子做白日梦的能力。
我是一个“组织我”
我这个人从小就在组织里面，习惯了组织化的行动。因为生在一个大家庭，我从小被约束，知道尊长之序、大人之命、集中行动，事事都有规矩，处处都有教训。我喜爱读???，对《封神榜》、《红楼梦》、《水浒传》以及《烈火金刚》里面的组织团队行动印象深刻。我很早就参加红小兵、共青团、共产党，也对行业协会、商会、校友会热心，我在创业中也学习如何在更紧密的关系中提升与改善自己的管理能力，我注重各类社会关系，在人际交往中学到很多知识，也得到很多帮助，更一起发现了很多乐趣。总之，我在群体中发掘自己，逐渐养成一个比较集体与组织的我。
我也有很自我的那一面，我喜欢想事情，让别人开心，喜欢文学，喜欢出主意；但也想懒，爱吃，喜欢虚荣，最好能发点横财，只是我知道没有飞来的财，没有平白的爱，没有可持续的得意。然而，我在团队组织中感到有受约束的一面，要顾忌别人的感受，不能畅我完全的心性，需要为别人的好处担待，偶尔做一些必要的奉献，但是，组织有更大的力量帮助我实现目标，能得到随时的帮助，当考虑了别人感受的时候，也经常能感受到别人的情义。最重要的是，在组织与团队中间，我们每个人在其他人的激发下，都能发现很多自己不完全能发现与塑造出来的目标与能力--“组织我”更像超人。
其实，“组织我”并不代表我们简单地带队与充老大，事实上，有些人就会因为简单地把组织理解成为山头，而成为搞内部斗争的工具。我感觉我就不是一个在组织中当一把手的料，而更像做二把手的料，所以，虽然我在不少的社会组织【市场研究行业协会、管理咨询协会、哈佛校友会、留学生商会等】中兼职，但是大家看到我大半时间是在担当副手，因为我的强项就是出主意、帮助寻找资源、辅助进行动员，我偶尔担任正职，我的宗旨就是做一两件实事。我看到有不少人很愿意当老大，但是能力、品德实在不足以任，我觉得试一下可以，但是，试的目的就在于自我认识，在于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在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都能互相配合，那么组织的能量、资源就能最大化。如果我们在组织中能得到准确的定位，克制自己的膨胀与无知，成全组织的行动优化，那么无论创业、行业协调与团队发展，都能有长足的进步。
亲和是种什么力？
一位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同事用她自己的工作感受告诉我，其实亲和非常重要，因为在同样的事情上，亲和的领导更能让他的团队成员一起认真工作，并富有成效。她说的一点也没错，我也有一位从事管理工作的同事，在她的管理工作中可能最缺少的是亲和，因此就比较容易在同事中累积对她的成见，从而增大摩擦与矛盾的概率。
亲和是一种怎么样的力呢？首先，亲和是一种近距离的感觉，这种近距感可能来源于却不限于以下的某种可能性：一是本为在上者却能体谅你的苦衷，给你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者让你欣慰的理解；二是相处之中，本为在上者的行为做派让你引为同类或者同道；三是自己的行为做法或者心得想法得到在上者的格外肯定；四是在上者的行为做派中有丰富的感性成分，包括笑容、肢体语言、方言口音与个性故事，从而让你充分感受到他与你同为常人的那种感觉。其次，这种感觉会激发我们引为同类的凝聚力，亲和型领导不容易被得罪，而能给其他人以空间，给予别人更多的肯定，这使得亲和型领导看起来低调，可能会因为与其他强势领导的反差而获得拥护，在年轻一代公众中尤其存在着这样的潜力与可能。当你因为亲和而能更接近我们的合作伙伴与同事的时候，我们就能接触与了解到一些与我们平时远距离感受非常不一样的信息与沟通意愿。
什么会削弱亲和力？传统的威权会削弱亲和的价值，很多在基层工作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对于一般群众太亲和的人，反而会被有些人看成没本事。也有些群众因为长期被威权对待，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受虐习惯，所以对于过度的亲和反而觉得不适应。另外，不能公平处事，仅仅使用亲和的技巧与权谋也不足以长期地维持凝聚力，因为人们会质疑利益分配的模式以及自己利益获得的公平性机会，在人们的利益敏感性面前，权谋的存续周期是很短的。
亲和是一种修养，在它的内里是一种同情心的存在，是一种对别人设身处地的体会。亲和也是一种技能，需要我们经常操练而巩固为一种寻常的习惯。亲和也是一种风气，在一个地方盛行亲和的时候，少数威权与刻板的风格就难以存在，或者被迫转向。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过去我们把态度只衡之于员工，而今天我们也衡之于管理者，其实亲和就是今天大多数管理者是否胜任的基本态度要素，除非你本来扮演的就是纪律执行者的角色。
宽待不敬的言行
马克·吐温说过：“不敬的言行是自由的基本条件。”你只能说恭恭敬敬的话，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偶尔说了不敬的话，却不能被允许或者被宽恕，那么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自由空间。
从家到单位、国家，其实在下者平时总还能对在上者表现得恭恭敬敬，在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普通人能忍则忍，但人总有一个忍耐限度，在某些条件与情况下，人总有爆发的时候，所以，说不敬的话可以看做是一人必要的宣泄方式，而不必在任何情况下都看得很严重。
人有不敬的言行应多追问、多查询、多沟通，弄明白其中的缘由，这就是一个适当的做法，如果我们能由别人的不敬中学习教训，进而改之，则也很可能收获别人的尊敬。如果我们坚持以沟通的方式来处理不敬的言行，与发泄者一同讲道理、摆分寸，甚至受点委屈，那么不敬的程度也往往严重不到哪儿去。
我自小发现，真正大不敬者多在父母管教无方且十分暴力的家庭里面，真正温和管教的家庭中甚少无法无天的不敬者。我们这个社会对“不敬者”的惩罚已然比以前轻了很多，但那种过度的自我防护性的风气仍然存在，其实，过度地防范不敬也就成了对自由的桎梏。
纵然我主张对不敬言行宽松对待，认为管理者对管理对象的不敬言行不要过度反应，但我仍然认为某些不敬言行应避免：[1]指名道姓地捏造事实【诽谤】；[2]用极度恶毒的话语公开漫骂特定人【侮辱】；[3]表现出对别人人格的蔑视与歧视；[4]表示出对他人出身、家长、家族、文化来源地、种族、所在社会阶层的蔑视【歧视】。但这些行为的分寸应放到桌面上交由公论，而不是由个别在上者简单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