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当户对只是对世界观相同的一个世俗化的概括，以世界观为基础，包含了其他世俗化的外在条件。相同的成长环境，相同的教育，相同的家庭氛围，所培养出的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致接近，因此形成的道德观、利益观、善恶观、审美情趣、个人修养等等也会大致接近。
以当代婚姻来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决定一桩婚姻是美满还是痛苦的终极基础。现代社会讲究尊重人的个性自由，早已打破了“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男子再也不能要求女人在“三观”问题上无条件服从自己了。这种条件下，“三观”是否兼容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不一定要完全相似，但必须兼容。
我所理解的“门当户对”，并不是指双方原先家庭的经济条件的半斤八两，而是家庭文化观念必须接近或者兼容。
不同的家庭，受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家族传统或者家庭成员素质与价值取向的影响，会形成不同的家庭文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风”。比如官员家庭、商人家庭、下层劳动者家庭、知识分子家庭，还比如无赖家庭、市侩家庭、罪犯家庭等等。这种家庭文化是动态的，但在一定阶段之内是相对稳固的。
形成家庭文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是看这个家庭数十年里的社会地位，上一代的价值取向，还有家族传承下的文化积淀。
斯科特·派克医生指出：在年幼的孩子心中，父母就像上帝那样位高权重。孩子缺乏其他模仿的对象，自然把父母处理问题的办法全盘接受下来，并视为金科玉律。父母懂得自律、自制和自尊，生活井然有序，孩子就会心领神会，并奉之为最高准则。父母的生活混乱不堪、任意妄为，孩子们同样照单全收，并视为不二法门。
当然，各类家庭里，其成员出现叛逆的情形也不少，但这种叛逆往往只是某一方面的叛逆，而不是对本家庭文化的彻底颠覆。
不同的家庭文化，决定了从这些家庭里边走出来的人，拥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比如知识分子家庭走出的人，一般比较有教养，单纯而清高，却往往书生意气；从商人家庭出来的人，特别注意有来有往，公平交易，知恩必报但又斤斤计较，而且特别重视诺言；而从无赖家庭出来的人，道德感极差，走到哪里无赖就耍到哪里，轻诺寡信，把当寄生虫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市侩家庭里出来的人，则浅薄势利，庸俗贪婪，天天盼望着一步登天。
这种划分只是一种大致的划分，一个家庭可能是几种家庭文化的综合体：一个官员家庭，也许也有一些商人家庭的影子，也许还有市侩家庭的影响；一个无赖家庭，也许同时还是个市侩家庭，等等。
由于家庭文化导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差异，决定着婚姻冲突的激烈程度。
“三观”差异小的，缺点少的，相处得就比较容易，即使有矛盾，也可以通过沟通解决。毕竟双方观念差异不大，遵循共同的行为底线，有着共同的善恶标准、生活目标，崇尚类似的生活方式，沟通起来彼此很清楚对方想要什么，非常容易取得共识。
“三观”差异太大的人组成的婚姻，麻烦就非常大，因为二者所有观念都会截然不同。例如，无赖家庭把敲诈勒索、不劳而获看做家常便饭，但遇到商人家庭出来的人，就会产生激烈矛盾。商人文化讲究诚信，看重公平交易，喜欢斤斤计较，商人家庭绝不会做吸血鬼，却也没有足够的心胸去宽容无赖式的讹诈者。商人家庭遇到无赖家庭，就会对无赖家庭产生强烈的鄙视。而无赖家庭遇到商人家庭，则会激发他们讹诈的贪欲，不发生激烈冲突才怪。
利益冲突尚可讨价还价，道德冲突则无讨价还价的空间。当夫妻中的一方对另外一方的道德观念产生了鄙视，那么这桩婚姻基本上就无可救药了。
家庭文化不仅灌输给人“三观”，而且因为“三观”的定型，人会培养出不同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决定一个人今后的发展方向。同在一个社会里，有些人就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而有些人则越学越坏。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分化，是因为他在社会里不断吸取符合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东西，进而强化他的三观。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成人是不会选择那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当朋友的。某人选择某个朋友，反映了他自己的价值观，必定是这个朋友在某些方面，接近或符合自己的理想或者善恶标准。而这些朋友反过来会影响这个人。
所以，当一个人遇到一个异性开始一段感情之前，除了了解他（她）的家庭，最好还是看看他（她）的朋友圈子，甚至成了夫妻，也必须时刻关注对方的朋友圈子。遇到有不良人士成了对方的亲密朋友，一定要坚决采取行动制止。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有时朋友们的话甚至比配偶的话更顶用，可以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
在我离婚前，前妻就喜欢和一些生活方式很奇怪的女人在一起混。而这些朋友灌输给她的一些观念，让她变得更加暴虐起来。
前妻最亲密的朋友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单位领导的情人，原来是某歌舞剧团不出名的舞蹈演员，领导在一次看演出时看上了，就把她调到政府机关来做了情妇。为了掩人耳目，还给她找了个老实工人做老公，并把这个工人也安排到机关里作为补偿。另一个是高干子女，仗着家里有权有势，离婚后七八年也不正经结婚，而是不断地换小白脸，三十多岁了还有一群二十多的小白脸跟在屁股后面献殷勤，个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两个女人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很漂亮。
前妻对这两个女人羡慕极了，觉得人家有魅力、有品位，活得独立、对男人不仰鼻息，简直就是她心目中“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杰出代表。她不断地效仿别人，买衣服都跟人家买一个式样的，手机也买一个式样的，发型也搞一个式样的，连背的包包都是一个式样的。
我和前妻刚结婚时，她的护肤品是用日本资生堂的，用了很有几年。后来，她听两个损友讲，资生堂的东西都是烂货，要用就用法国什么什么牌的，于是她就改了。
但我并不清楚她发生的变化，那一堆瓶瓶罐罐对我而言都差不多。有一次我到上海一个客户那里帮助人家安装系统，完工后人家为表示感激，送我一些礼品。上海人比较精明，人家送的礼品并非买好的成品，而是一家商场的购物卡，面值是两千元。
我拿着这张购物卡来到商场，凭印象给前妻买了一套资生堂的护肤品礼盒，大大小小的瓶子有七八个。
晚上下飞机回家，却发现前妻不在。一打电话，她说她和几个损友一起去密云玩了。当时我心里就挺不爽，我临回来前告知了她的，以为她会在家等我来个“小别胜新婚”呢。
第二天晚上她才从密云玩回来，见到我给她买的资生堂礼盒，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高兴的样子，而是撇撇嘴，不屑一顾地说：“资生堂的东西我早就不用了，你买这个是浪费，干吗不买雅诗兰黛的呢？”
见她这个态度我很惊讶，也有些恼怒，于是回答道：“东西买回来了，我也不能再飞到上海去退，总不能扔了吧？你将就着用吧，资生堂也是名牌呢。”
前妻心不在焉地答道：“行，就放那儿吧。”
就这样，那两千块的资生堂就扔在梳妆台抽屉里，她从来不用，也没拿去送人。最后放过了保质期，扔了。
从那以后，我再不自作多情为她买这些东西了，结果又落下了她“你对我一点儿也不关心”的埋怨。
前妻身上的毛病，除了娘家带来的，还有很多来自于这类损友的教唆。
我第一次听到“女权主义”这个词，就是在和她的损友们一同吃饭时。当时我尚未对她交损友产生太大的戒心，她们逛街累了吃饭时，前妻偶尔会叫我赶过去买单。
有一次我又被前妻叫去陪她们几个吃饭。几个女人边吃，边聊一些衣服美容化妆品之类的话题。我插不上嘴，亦无兴趣，也就假装倾听的样子，脑子里却开小差，想这想那的。
聊着聊着，聊到了北京女人和上海女人的对比上。前妻的一位损友，娇声嗲气地冒出了一句话：“现在，都女权主义时代了。咱们也得学学人家上海女人……”
从那时起，前妻就“女权主义”不离口。她终于为她那个母系氏族的蚂蚁王国，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存在理由。在她嘴里，她那个遭人看不起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家庭，一跃而成为领导世界潮流的摩登贵族。而谁要是胆敢阻挡这浩浩荡荡的女权主义潮流，那就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不仅是因循守旧，简直就成了反动派、反革命的代名词。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感觉到：前妻交的这些损友，早晚有一天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也曾多次劝告她远离那些人。
但没办法，她是成年人，我没法限制她的人身自由，也无法改变她的择友观。
在这帮损友们的教唆下，前妻处处彰显她的“女权”，越来越骄横霸道、懒惰寄生。一旦两人发生争执，这些损友就成了她的参照物。生了孩子，也学着损友的做法，不给孩子喂奶。对待我唐僧式的老妈，她也学着损友与婆婆勾心斗角的样子，成天寻衅滋事。
直到最后，我们的婚姻彻底完蛋了，她才如梦初醒，断绝了和那些损友的来往。但是，这个世界上，“亡羊补牢”并不是总可以“为时不晚”的。
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人首先应当遵从的不是别人的意见，而是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