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的建设谈不上顺利，一直到1989年才最后竣工。我参观的只是大坝的一角。供通航的闸口正紧闭着，向闸口内望去，有一种晕眩感。它那么深，混凝土的墙壁如此笔直，冰冷凝重得让人感觉备受压迫，其下部绿色的青苔是经年水泡的痕迹，不知胡佛水坝更是何种感觉。发电区禁止游人参观，远远地望去，宽阔的水泥路似乎通向遥不可及的目的地。
被拦截住的江水很平静，一些白色的塑料饭盒在水面漂浮。被刷成黄色的巨大机器，不知何用。这道由水泥、钢筋、铁板构造成的庞然大物，就这样看似毫不费力地截住了长江——中国最令人生畏的河流，也是中国文明延续的象征。
我不知它在发电上是否产生了最初期待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那个更壮阔的三峡大坝的预演。而这个惊世工程在距离葛洲坝上游大约38公里处。
奇观
小王是用他那辆年头过长的长安面包车载我们去的。一开始，我们不信任他，自我们出现在葛洲坝时，他就一直在劝说我们乘他的车去参观三峡大坝。官方的旅行社知道如何对待这些个体竞争者，他们的窗口贴上了本地有关游客被“黑导游”欺骗的报道。但是官方旅行社的态度傲慢，行程时间僵化。小王最终成了我们的导游，150元，然后得意地把一个通行证晃给我们看——有了它，你可以行驶在三峡工程的专用公路上。
事实上，我们庆幸碰上了他。他给我们讲解经过的桥梁和隧道，那条河流叫乐天，因为白居易曾在此露宿过，还有那条延伸山沟，那是备战备荒年代的兵工厂。我们还路过了中华鲟的养殖基地。
“每年夏秋，中华鲟聚集于长江口，溯江而上至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然后幼鲟顺江而下，到东海、黄海的深水中成长。葛洲坝修建后，它们上不去了，就拼命撞大坝，结果死伤很多，科学家们不得不把它们都捞起来，放在那里人工养殖。”他说。
这是旅行中最触动我的插曲。一连几天，我都在想象着中华鲟的绝望。
它或是被水坝工程危害的生物中最著名的一种。据说它是真正的活化石式的动物，其祖先足以上溯到1亿年前。多年之前，我在电视新闻中见过它的模样，4位捕到它的渔民正抬着它准备放生。它看上去足有3米长，丑陋而威严，身躯庞大而骄傲。几天后，一位参观过养殖基地的朋友对我说，这些昔日江中王者，像猪一样被饲养着，通体是饲料的脏乱。
小王出生于1970年，几乎是葛洲坝的同龄人。他来自一个真正的水利之家。在武汉学习水利的父母亲把青春奉献给了河南的丹江水库，这个水库如今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枢纽。他们在1970年来到宜昌，开始为修建葛洲坝工作。小王和两位哥哥的童年是在葛洲坝的工地上度过的，而当他们成年后，三峡大坝则是他们人生的机会。1994～1997年是修建三峡大坝最繁荣的时期，“有10万人在工地上，”小王兴高采烈地回忆起来，“山西的、新疆的、四川的、东北的，哪里人都有，他们都知道这里有几千亿的大工程，都希望承包工程，发大财。”发财的人仅仅是少数，那些经过层层转包的工程，经常让最后一环真正干活的人吃了大亏。
那真是个可以想象的火热和混乱的年月，那么多年轻人满怀着欲望，聚集在此。如今，大坝已近完工，而且我们到来的这一天正是大年初一。坝区寂静无人，空阔萧索。小王指着一片荒地说，这里将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而当初那些供管理者居住的小区，将改造成度假村。他们希望，旅游者源源不断地涌来，参观这人造的奇景。
太平溪镇是大坝边的一座小镇，它的斜对岸是著名的三斗坪。小镇被包裹进白色的瓷砖里，它拥有一个新镇的崭新，却又有着不属于年轻的萧条。镇机关背后是一座丘陵，前面则对着长江，正符合中国的风水，背山向水，一辆车正停在门口。街上满地爆竹的残骸，人们聚在一起打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到来。
我站在江边广场，身后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它被称做“太平石”，是为了纪念那条横跨整个江面的巨大水坝而立，一位本地的现代墨客为此撰写了《太平石赋》，提到了盘古、女娲与大禹——中国历史的神话源头，都与水、石相关。
正对着我的是18根灰色、光滑的混凝土柱子，笔直、静默地矗立在江水中，它们是供等待过闸的轮船拴锚所用。江面宽阔，江水清澈、静止不动，下午3点，阳光依旧灿烂，打在水面上，泛起耀眼的金光。江对面的山峰若隐若现，山前则是拥挤在雾中的高楼，像是海市蜃楼，那是从下游迁来的秭归县城。
我第一次看到了三峡大坝。水坝像是一条悠长的水泥走廊，没有期待的那样壮阔，却可能适合傍晚时散步。被它拦截住的江水，正汇聚成平静的大湖。即使再讨厌陈词滥调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念出毛泽东的诗句“高峡出平湖”。
现在，我看到它画卷般的美丽和平静，却不知道其下隐含的更多情绪，旅行刚刚开始。
巴东县城
我们乘坐的“长江一号”快艇，像是一条怪头怪脑的箭鱼。当它启动时，会有一股浓烟突然升腾出来。那艘快艇上布满了俄文字母，似乎是购买自俄罗斯的二手货，窗口的玻璃早已被磨成了半透明状态，向外看，像是必须要穿越的一片腾腾雾气。
快艇是从太平溪镇的码头开出的。我6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在宜昌车站等待客车将我运到码头。“明早7点半发船。”售票员前一天斩钉截铁地说。但一直到8点半，我们才上了客车。9点钟抵达码头时，又被通知船运公司对旅客人数估计不足，快艇的数量不够，只能先运载远途客人，我们这些前往巴东或巫山的短途客人要继续等待。
人群中一阵骚乱，人们涌到调度员面前，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把自己裹在黑夹克里。“这是春运期间嘛！”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到铁栏杆背后，一个人站在江边吸烟。
旅客们最初的烦躁开始平息下来，原先挤成一团的人群各自分散开。那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和自己的儿子抱怨，她嘟囔着说话，让人听不清，年轻的情侣则在一旁闲聊，还有更多的人在那里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出睡眠不足的疲倦。我知道自己不是最困的，因为有的旅客从早晨6点就开始等车。
其中一位老人家令我印象深刻。他大约50多岁，脸部平且瘦，上面却挂着一望可知的倔强。他一直没能从气呼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一开始他呼喊的声音最大，当调度员躲开后，他的抱怨声一直没停过。当那个脸色红润的调度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并要求我们排好队，以便于他像老师数学生一样清点人数时，那个老人突然挤到他面前，开始不住地问：“为什么没船，为什么没船？”当还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突然把头低下来，有点笨拙地撞向调度员，第一次没有撞上，他又撞了第二次。这一瞬间，他的年龄突然消失了，像是个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情绪的街头儿童。
不管怎样，最终我们上了船。我一直在那套着脏兮兮的红罩子的坐椅上半睡半昏，耳边是沈殿霞与董骠的吵吵嚷嚷，他们算得上香港黄金年代的象征了，如今都已逝去。20世纪80年代的港产片，仍在为2008年的满脸倦意的乘客们打发时光。
西陵峡在我半梦半醒间被掠过了。我对于风景保持了30年的迟钝，如今似乎也未醒来。我猜是因为我的内心太游移不定了，难以在用千年衡量的山水上看到那缓慢的、不动声色的变化。
从宜昌逆长江而上，两个小时的快艇行程，来到巴东县。在长达600公里的三峡风景线上，这个县城不像秭归、巫山、奉节、丰都那样负有盛名，它没有产生屈原、王昭君这样的人物，也没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或是“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诗句，也没有像小城涪陵那样用榨菜征服了全中国的胃。
将近1500年的历史没给巴东留下太多的遗迹，不过本地人都会向你提起寇准曾在此担任过县令，这位北宋年间的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就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代的刘伯温、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他们不仅具有超人的才华和品质、充满爱国情怀，而且都机智诙谐。
在数不尽的民间传说中，他们通过各种语言上的游戏、心思上的机巧嘲弄奸佞的对手。比起民间故事中的丰富性，书面上的记载往往简单乏味。关于寇准，一本关于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读物上干巴巴地写道：“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兴办教育，很有政绩。”
当我们抵达巴东码头时，踏上的是一座新县城。在船码头上要把头仰起60度，才能看到客运大楼。我们沿着石阶而上。石阶的一部分已被淹没在水下，透过清澈的水面，我看到水泥台阶仍在不断向下延伸，通往那个被淹没的城镇。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想知道，如果顺势而下，将会发现什么？
我们住在楚天路上的国玖大酒店，它是簇新的12层高的建筑，三颗星的标志显著地印在玻璃门前。老板是一个将整个上身裹进灰白色裘皮的中年女人，身材矮小丰满。她给我们指明电梯的位置，脸上洋溢着一种可爱的自足。
沿着楚天路而上，爬上数不清的台阶，就来到了巫峡广场——县城的中心。大年初二，街道上冷冷清清，广场是唯一喧闹之地。这座40万人口的县城，最重要的机构都在这里了。县政府大楼在最高处，要从广场再登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达大楼门口。这幢7层高的楼房算得上精心设计，暗黄色的墙面与大面积的蓝窗棂、茶色玻璃窗，比起司空见惯的白瓷砖、深蓝色镀膜玻璃要讲究得多，官员们正好隔窗眺望缓缓流淌的长江。